1990年，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祿》在全國上映，引發了觀影狂潮。
最開始很多機關組織員工去看影片，後來大家主動購票觀影，影片的成本隻有130萬，最後的票房卻過億了，在那個時代堪稱奇迹。
而李雪健也憑借本片拿到了金雞獎和百花獎雙影帝，他飾演的焦裕祿也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号。
21年後，李雪健再度拍攝了電影《楊善洲》。
楊善洲是雲南省保山地委書記，他放棄進省城的機會，帶領當地百姓植樹造林，是當年“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和焦裕祿一樣，是新時代各自領域的英雄。
李雪健為了拍好本片來到楊善洲工作的地方體驗生活，楊善洲怎麼走路、怎麼說話、甚至口袋裡有幾支鋼筆他都了然于胸。
他想把用這部電影影響新時代的年輕人。
然而現實卻給他澆了一盆冷水。
《楊善洲》在北京票房慘淡，有一家影院，8個放映室，隻有一個放映室在中午吃飯時間安排了一場放映，裡面隻有2個觀衆，其中一個就是李雪健的夫妻。
另一家影院，終于在晚上7點半安排了一場，結果隻有3個觀衆，其中一個是李雪健的兒子。
從夫妻和兒子口中得知這個消息後，李雪健徹夜難眠，幾乎要哭出來。
他不明白，同樣題材的電影，同樣的英雄人物，為何21年前被大家奉為經典，21年後卻幾乎無人問津呢？
更讓他寒心的是，同時期上映的好萊塢大片《變形金剛3》票房卻輕松突破了10億，為何宣傳美國先進科技的“廣告片”卻讓年輕人趨之若鹜呢？
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李雪健談到了這一話題，他用這樣的話表達自己的感受：
“恨我們無能，這就是刺激。”
說這話時李雪健雙眼含淚，之後他又補充了一句：“孩子們受一些影響，他老覺得你這些東西是假的。”
其實李雪健的困惑是有時代背景的。
1990年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商業電影，每年的票房收入不足10億，在那個物質匮乏的年代，《焦裕祿》這樣的電影就解了大家心靈的渴。
可到了2011年中國的年度票房已經突破了110億，好萊塢商業大片憑借炫目的畫面成為市場的香饽饽，此消彼長，《楊善洲》這樣的電影自然就受到了冷落。
今年已是2021年，去年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票倉，好萊塢大部分電影在中國一句不敢再言穩，那麼像《焦裕祿》、《楊善洲》這樣的主旋律影片能否重新赢得觀衆的心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也簡單，因為最近就有一部“新版《焦裕祿》”悄悄登陸了各大影院，這就是由郭曉冬主演的《我的父親焦裕祿》。
本片上映後可以用“冰火兩重天”來形容。
喜的是本片雖然是一部典型的主旋律電影，但是卻帶給了觀衆最純粹的感動，它的點映口碑高達9.6分，是今年評分最高的影片，很多觀衆被深深打動了。
本片的編劇高滿堂還在《人民日報》上發文暢談自己創作劇本時的心路曆程。
可另一方面，本片的票房卻怎一個慘字了得。
影片上映9天，票房剛剛突破1200萬，目前的排片量不到0.2%，皮哥看了一下，這部影片遭遇了和《楊善洲》相同的尴尬，隻有少數電影院給它安排了一場排片，而且時間都集中在中午一點到下午4點。
然而讓皮哥欣慰的是，我看的那一場雖然人不多，但都是家長帶着孩子來看的，觀影時大家都很專心，觀影結束後，我能感到他們還沉浸在那種情緒之中，很多人的眼眶已經濕潤。
可以負責任地說，《我的父親焦裕祿》絕對不是新瓶裝舊酒，而是在新時代下拍出了新的精神内涵，而且那種充沛的情感也未變味分毫。
新版焦裕祿最大的特點從片名就能看出來，“我的父親焦裕祿”，本片是從女兒焦守雲的第三人稱視角來切入到焦裕祿的故事的，每個故事之間都會有女兒的旁白，這使得影片既有紀錄片呈現的那種冷靜，又有親情片的溫情。
而焦守雲本人也參與了創作，她給了編劇厚厚一沓資料和一本書，内容幾乎都來自于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而劇組還去了博山焦裕祿紀念館、焦裕祿當年在洛陽和蘭考工作過程的地方進行實地采訪，擷取了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
焦裕祿的故事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他在哈工大進修過，也曾擔任過洛陽礦山機器廠的工廠中的房間主任。
1962年他調到河南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帶領村民除内澇、風沙、鹽堿三害，他在苦幹475天後，積勞成疾，因肝癌去世，享年42歲。
即使換了新的視角，但這樣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已經在中國傳誦了幾十年，還怎麼拍出新意呢？
編劇高滿堂說：“你給我100個情節，不如給我兩個細節。”
影片就是靠很多細節打動觀衆的。
片中焦裕祿在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工廠中的房間主任，當時蘇聯專家撤退，他帶着勞工夜以繼日研制出了中國第一台2.5米雙筒提升機。
期間焦裕祿一直睡工廠中的房間的一條長闆凳，他為啥不睡床上，因為他怕睡得時間長耽誤了進度。
而那條長凳的寬度隻能側躺，人一翻身就滾到地上醒來，醒來就接着幹活兒。
就是靠着這股拼勁兒，焦裕祿帶着大家完成了不可能的奇迹。
後來地委書記找到焦裕祿，要調他去蘭考縣，那是全國知名的貧困縣，1962年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地委書記說：“蘭考縣36萬人，有20萬人在外逃荒。”
而焦裕祿隻淡淡說了兩個字：“我去。”
焦裕祿在蘭考縣當書記，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他曾經說：“什麼縣委書記，縣委書記就是一個卒子，什麼事都得往前拱，拱到第一個！”
在蘭考縣期間，他不僅身先士卒奮戰在一線，還提拔了陳繼光這樣的背負特殊标簽的大學生。
影片中他當着所有人的面高呼：“沒有人敢用陳繼光，我用，我焦裕祿承擔全部責任！”
可是焦裕祿卻毫無怨言，将一生奉獻給了這塊貧瘠的土地，即使身患肝癌，他依然奮戰在第一線，1964年病逝的時候，42歲的他對組織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死後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我活着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你們把沙丘治好。”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蘭考縣已經從荒沙變成了綠洲，而焦裕祿的銅像一直矗立在他奮鬥過的那塊光榮之地上。
後來他不幸染了肝癌，自知時日不多，就回鄉看老母親，可老娘對他說：“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你要是個好人，天上那顆星就是亮的。”
而在焦裕祿患病期間，兩個細節直接讓人破防。
焦裕祿有一張藤椅，肝癌嚴重的時候，他用一個硬東西的一頭頂在藤椅上，一頭頂着肝部來止痛，時間長了，那個藤椅被頂出一個大窟窿。
在肝癌晚期的時候，醫生要給他打止疼針被他拒絕了，他說蘭考那麼窮，不要在我身上浪費錢。
他和醫生要來一支煙，觀衆都以為他是用吸煙來緩解疼痛，其實他是拿煙頭燙自己，用這種疼痛來轉移肝癌的痛苦。
看到這些細節，皮哥已經失語，我難過的點在于，這不是藝術的創作，而是真實發生過的。
臨終前，焦裕祿對組織提了一個簡單的要求，把自己埋在蘭考的沙堆上，他要在九泉之下看着蘭考人民把三害治理好。
而他叮囑自己的兒女：“們長大了要做一個好人，眼睛裡要看得見受苦人的眼淚。”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的蘭考縣已經從沙地變成了綠洲，焦裕祿的銅像就矗立在那裡成為蘭考人民的精神象征，而他當年親手栽種的泡桐已經長成了參天大樹，人民親切的稱之為“焦桐”。
影片中焦裕祿的扮演者是演員郭曉冬，他和焦裕祿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山東人，都是農村出身，而且都是光榮的共産黨員。
開拍前，郭曉冬特意拜訪了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雲，從她口述中了解了焦裕祿生前的點點滴滴。
郭曉冬為了從外形上更接近焦裕祿，他用一個月節食減肥，180個頭的他從81公斤瘦到了64公斤，簡直是瘦脫相了。
郭曉冬說：“這個不值得我去炫耀，但我隻是想說，我的功課是這樣做的，作為一個演員，我隻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對得起焦裕祿這個名字。”
在讀劇本時，有些情節他是無法了解的，比如焦裕祿在患癌時拒絕打止疼針，他說：“都疼成這樣了，你為啥不打一針呢，我過不了我自己這一關。”
為了走近焦裕祿，他做了5個月的功課，閱讀了大量焦裕祿的文章，還在焦裕祿工作過的地方調查走訪，了解到當年蘭考縣就是窮到一針止疼針都需要計較。
在開拍後，郭曉冬從來都是素顔上陣，就是為了呈現真實感，即使化妝也是讓自己看起來更髒一點，在片場他讓自己被太陽暴曬，不讓自己喝水，甚至不讓自己吃飽，就是因為焦裕祿當年就是這個狀态。
而在拍攝焦裕祿病重的戲份時，郭曉冬強迫自己幾天不睡覺，就是為了找到那種命若懸絲的狀态。
這種堅持最終讓他成功塑造了焦裕祿這個人物，焦裕祿形象後繼有人，郭曉冬已接好李雪健的班。
最後皮哥想說，焦裕祿的精神永不過時，在這個略顯浮躁的時代反而更加彌足珍貴，遺憾的是10年過去了，我們的電影市場已經從100億發展到了600億，但卻依然沒有給這樣的電影足夠的票房空間。
記得當年《百鳥朝鳳》的制片人用下跪來為影片争取排片，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别再讓李雪健流淚，新版焦裕祿不該被時代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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