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花書院遺址俯視圖，可分明地看到五層平台結構
闡揚白沙 心學自茲廣大
比肩陽明 文教從此恢弘
文/圖 金羊網記者 鄧瓊
最新挖掘出書院遺址
增城西部的最高峰南香山腹地，沿一段尚未完全開發的盤山路，逶迤行至東南麓的半山腰，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最新挖掘出的一座古代書院遺址豁然在目。
此地林泉靜谧，鳥鳴山幽，真是讀書的好環境。可回望來路，今人都感覺崎岖，實在難以想象，近五百年前，年逾古稀的嶺南先賢湛若水是如何率領門徒在此建起了這座蓮花書院。
考古隊員為之歡呼，這是整個嶺南地區儲存最好的明代書院遺址，布局嚴整而考究。稍作清理，即可見五層平台依山而建，中軸線上的台階将門樓、諸生館、講堂、正堂與偏堂彼此相連。特别是講堂所在的第四層，還散布若幹雕花精到的紅砂岩柱礎，由此感應古人崇文辦學的誠心，格外牽動視線。
教育史的學者們更是驚喜，因為在湛若水所創辦的近三十所書院中，這是目前唯一經過考古發掘出來的，與他的著述、詩作、地方志等完全吻合，文物互證，是明代嶺南文教興盛的重要遺存。
與王陽明平分天下講席
學者們考證，由湛若水直接創立的書院有近30所，若再加上弟子門人為他而建且他曾去講學的，總計超過35所，廣東地區就有22所。湛若水生活的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号稱廣東書院極盛時期，建立了86所，而他一人撐起的書院就占到四分之一。有明一代，廣東書院數量後來居上，僅次于江西、浙江而躍至全國第三，首開嶺南教育的勃興局面。作為心學集大成者、教育家的湛若水，地位超拔。
目前已清理的蓮花書院出土遺物中，有一件刻有“乙巳春泉翁書（書）”的紅砂岩殘碑極為珍貴。湛若水号甘泉，碑書上的“泉翁”就是指他。結合其生平，可确定“乙巳”年為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這一年湛若水已經八十高齡，這所曆經三年多建設才于1540年開課的書院，是他晚年在家鄉興辦的規模最大的書院。
湛若水之醉心教育，幾乎到了“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遍天下”的地步，除了在嶺南地區廣布心學，他還将講壇設到足迹所及的南京、揚州、徽州、衡陽等南北各地，全國學子慕名追随從學的多達3900餘人。在那樣一個交通不便、通訊不暢的時代，一位來自遙遠嶺南的名師，卻擁有何等驚人的影響力傳播力。
明代是心學登上儒家講壇并撼動程朱理學正統的時期，湛若水與另一位心學代表人物王陽明（即王守仁）一見定交、相與同道，二人既意氣相投又各自闡發不辍，一時形成“廣宗”“浙宗”，平分天下講席，《明史》中都記載下了“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的盛況。
古稀之年開始辦學講學
湛若水雖遵循的是傳統士子讀書、仕進、為官、授業的軌迹，但他的心學修為、高壽以及對書院教育的極端熱衷，又帶來了許多傳奇性。
29歲時，湛若水成為嶺南心學開創者陳獻章的門生，從此“宗自然”、講“靜坐”，三年後悟出了“随處體認天理”，深得老師嘉許，終以學術衣缽——江門釣台見贈，被認定為白沙心學的正宗傳人。39歲時，他才北上繼續科考，中了進士，結果一路為官，曆任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一直到75歲才得緻仕（退休）。
哪怕在今天，年逾古稀都應是休養生息之時了，四百多年前的湛若水卻迎來了他一生中最純粹、繁忙的辦學和講學時期，他在廣州、惠州、衡山、南京等地建立的書院就有十五六家。湛若水有一首《四居吟》“羅浮春花發，西樵夏木蕃。天關秋水清，甘泉冬背寒”，描述自己晚年春居羅浮山朱明書院、夏至西樵山大科書院、秋來廣州天關書院、冬住增城甘泉書院的講學生活。旁人或以為惬意閑适，細作思量，辛苦奔忙的師道熱腸也曆曆在目。
這樣的忙碌，或許也正激發了湛若水異乎尋常的生命活力。他以如此高齡，還數度遠赴韶州、衡山，沿途講學，直到95歲謝世前半月，還在廣州的禺山精舍講堂問學……
老廣州人會記得，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廣州東風東路與法政路交彙之處，還有一條天關裡，後來因馬路擴建而消失。此處就是天關書院所在的位置，與湛若水緻仕後所修的宅邸湛家園相鄰。當年這所書院吸引了數位年越七旬、八旬、乃至百歲的老者前來，拜在湛氏門下。一時間，師生弟子皓首相聚研學，傳為儒林美談，這段著名的“天關六皓”佳話，被屈大均錄入《廣東新語》，流芳後世。
“乙巳春泉翁書（書）”殘碑
突出人在教育中主體地位
在增城蓮花書院遺址的講堂外，還保留着幾處表面光滑的大石頭，隐隐刻有“大坐石”“小坐石”“鼓石”等字樣，學子靜坐遐思的意趣盡在其中。
今日站在書院平台四下望去，已看不出有良田環繞的迹象。當年在如此遠離市聲之處營建書院，實在耗費甚巨，以至于湛若水有過“一二十年俸入之囊罄於此”的記錄。後來他又設法說服縣官，準許開墾書院四周十多頃無主荒地以作“贍田”“義田”之用。經過數年耕耘，“館谷”收入越來越多，除了用于資助學生外，還修建院舍、改善排水系統，以應對日益增加的辦學規模。而這在湛若水所辦的那麼多書院當中，絕非個案。
湛氏門下為何有那麼大的吸引力？程朱理學在明中葉之後已流于僵化，以“自然為宗”“體認于心”的心學，就帶來了極大的思想解放。湛若水和他的老師一樣，為書院學生們選擇了鸢飛魚躍、優遊山水的學習環境，但他在白沙先生“靜中養出端倪”的學說基礎上，生發出“随處體認天理”“動靜一體”“學心而已”等主張，突出了人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又為士人踐行心學提供了許多“可下手之處”。
何為“随處”？湛若水解為“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國、随天下”，進而他将書院的學習生活，以及師生、家人、主仆之間的相處也視作“随處”，将日常生活中對兵農、錢谷、水利等“實業”的學習也視作“随處”，将科舉應考的舉業也視作“随處”……他教育學生“養心”“應事持敬”“事上磨練”，從中體認天理。這極大地縮短了“心學”與普通群眾、教育與人生的距離，因為天理就存在于每個人的内心，要靠随處存養和擴充人的善端去獲得。
廣東書院自此立學術标向
還有一個頗具意味的現象。由于古代廣東學術起步較晚，宋元時期廣東書院被尊奉祭祀的多為嶺北學術精英，如韓愈、蘇轼、周敦頤等。這說明當時廣東本土學術尚未形成氣候，廣東書院的文化個性尚不足以與嶺北地區相抗衡。直到湛若水大辦書院、且每以祭祀白沙先生為己任，弘揚心學，局面才發生了顯著改變。
從尊祀白沙先生開始，明代廣東書院的祭祀對象有了根本轉向，邱濬、湛若水、霍韬、方獻夫、龐嵩、黃佐、海瑞等廣東本土的精英逐漸成為地方上書院祭祀的主要對象。自此，廣東書院才真正開始擁有本土的學術大師所主導的書院祭祀系統和學術标向，這也呼應了明代嶺南文教崛起的社會變化。
延伸
陳白沙： 從祀孔廟嶺南一人
從祀孔廟是古代社會朝廷正統對于真儒的至高肯定，意味着對其學術成就、儒家修養以及個人道德的全面弘揚。自古以來，嶺南得以從祀孔廟的隻有明代陳獻章一人。
陳獻章（1428—1500），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詩人。他因長居廣東江門白沙村讀書、講學，史稱白沙先生或陳白沙。陳獻章少時曾師從江西理學家吳與弼，後因“未知入處”而返鄉。他在家鄉築春陽台閉門讀書，靜坐十年，終于悟出“靜養端倪”“自得之學”，完成“作聖之功”，開創白沙心學，打破了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自此明代學術“始入精微”（黃宗羲語），并傳遞出思想解放的清新學風。
1483年，明憲宗下诏請他入京，途經廣州時，白沙先生乘坐官府依照古禮所配備的“公車”，從城北往城南巡行，引得成千上萬羊城百姓圍觀，盛況無兩。
從38歲開始，白沙先生在家鄉設館講學。他強調“為道當求諸心”，領着前來追随讀書的弟子們優遊山水、吟風弄月，追求“鸢飛魚躍”的詩教悟道之境，以“學貴自得”“學貴知疑”為核心，開創了嶺南第一個成熟的學術派别“江門學派”。後來，随着弟子湛若水、張诩、梁儲、林光等人仕途精進，同時持續講學、廣辦書院，白沙心學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不僅深深浸潤了直至清代嶺南士子的學術風尚和行為方式，而且促使“嶺學”首次登上中國儒家文化舞台的中心。1584年，陳獻章與王陽明一同入祀孔廟。在此前後，出現了嶺南書院教化大興、粵籍士大夫群體形成、地域儒學先導進入主流正統等一系列新氣象，廣東已不再是貶谪蠻荒之地的代名詞。
訪談
陳獻章湛若水 堪稱廣東 最早教育家
王建軍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羊城晚報：湛若水在學術上主要繼承了老師陳白沙的心學理論，在書院教育、嶺南學術推廣普及方面做出了很突出的貢獻，可說是開明代嶺南教化的标志性人物，在全國也享有盛譽。他憑借的是什麼？
王建軍：可以說，開啟嶺南儒學學統的是陳獻章，但樹起嶺南地域儒學旗幟的卻是湛若水。湛若水之辦書院，以“祀白沙”為号召，成就卻超越了陳獻章的教學傳統。在此，湛若水做了幾件重要的工作：一是诠宗旨，他修訂了陳獻章的“靜中養出端倪”之旨，提出了“随處體認天理”新宗旨；二是構書院，使得陳獻章心學有了固定的教學傳播場所；三是立祠祀，使得陳獻章心學成為書院教學的制度性知識資源；四是定規制，湛若水頒定《二業合一訓》《大科訓規》《大科書堂訓》《求放心篇》《心性圖說》等規制性的條例，明确詳實地規定了書院學生的為學旨趣、修習課程、尊卑禮儀、作息制度等一系列思想與行為的準則，使講究自然自得、質樸自由的陳獻章心學得以納入書院式的教學組織之中，完成其與傳統書院教學的接軌。
總之，湛若水的教育思想在繼承與發展陳獻章學說的基礎上，以“随處體認天理”為一代講壇宗旨，與王守仁半分天下，掀起了明代講學風潮，影響了明代中後期上百年之學風。特别是對推動廣東地區的書院講學影響更為深遠，使白沙、甘泉學統得以紮根于嶺南地域，成為廣東地域儒學研究開始走向獨立成熟的一面旗幟，也标志着廣東書院走上了自主成熟的發展階段。
羊城晚報：湛若水在書院管理方面的思想和做法，您認為最有價值的地方在哪裡？
王建軍：湛若水在書院管理方面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将理論學習與修身實踐通過制度管理得到了有機結合。湛若水訂有《大科訓規》和《大科書堂訓》，就把“随處體認天理”的内蘊整合進入了制度化的教學安排之中，在學生的書院生活中尋找“下手用功處”，并且強調一個“敬”字，應事持敬。可見，湛若水将高深玄妙的心性之學，置放于學生的生活世界中，這種書院管理理念在中國書院管理制度發展程序中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
但是，由于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湛若水書院管理思想的意義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古代史學界大凡談到書院制度，都以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為标杆，這裡面有傳統教育價值取向的問題。湛若水所強調的“随處”，基本都是群眾生活、勞作的内容，就與傳統教育價值觀念的“重道輕器”“重本輕末”相背離，是以得不到明、清兩朝學術正統的重視，當代學術界也有所忽視。
羊城晚報：如何評價湛若水與陳獻章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王建軍：陳獻章、湛若水在廣東教育史上是開風氣的人物。明代之前，廣東還沒有稱得上“教育家”的人物。在明代，他們兩人的教育成就不僅在廣東最有影響，而且影響到全國，為嶺南儒學的崛起和明代廣東教育的提振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