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諸君為民主盡忠，為民族盡孝，殺身成仁謀解放；慶今朝拯人民于危，拯國家于難，血染芙蓉屍骨香。”這是1950年1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主任委員賀龍、副主任委員王維舟、李井泉率成都市各機關、團體、學校、各界人為成都十二橋死難烈士舉行的公祭儀式上成都勞工祭獻的挽聯，挽聯的文字既真實地反映了共和國英烈們為人民利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而英勇獻身的革命精神，也道出了廣大人民對他們無比崇敬的緬懷之情。
1950年1月4日，十二橋烈士遺體挖掘現場，張大成烈士的遺體與其他烈士的擺放在一起，他右腿的位置空空蕩蕩，口鼻流血，可以看出烈士殉難時的慘烈情形。“大庭廣衆要鬥争，窮鄉僻壤要鬥争，公堂受審要鬥争，監獄非刑要鬥争，槍斃活埋要鬥争！”生命不息，鬥争不止，張大成等烈士在犧牲前夕完成了人生的最後一場戰鬥，鑄就了十二橋畔名貫川西的英魂。
張大成，1920年農曆八月八日生于四川省郫縣（今郫都區）德源鄉義林村一個世代以佃耕為主的農民家庭。張大成在義林寺初小畢業後，因家貧辍學，返家務農，成為家庭中主要勞動力之一。
▲張大成。資料來源：四川農業大學檔案館(校史辦公室)
從小的坎坷苦難經曆讓張大成嫉惡如仇，在《成都文史資料選編(解放戰争卷)》對他的童年經曆和性格孕育之間的關系有這樣的描述：
張大成自幼受到家庭的教育影響，養成了秉性正直、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性格。1935年夏，溫江專署的保安團隊到義林寺一帶“清鄉”，趁機搶掠農家的雞鴨等财物，還美其名曰“借用”。在他們的刀槍淫威下，農民敢怒而不敢言。一日，年滿14歲的張大成遇見這夥惡兵兇徒搶劫了農民财物上路時，當即怒斥他們行為不當。他們惱羞成怒，立即用拳腳和槍托交替毒打張大成，打得他血迹斑斑，遍體鱗傷，筋骨、腰腎都受到折損，疼痛難忍，直到昏倒在地，還罵他“管閑事”方才罷手。經過三年多的治療休養張大成也沒有痊愈，以緻不能再承擔稍重的農業生産勞動，這使他對惡勢力更加恨之入骨。
這段經曆讓張大成心裡埋下了對黑暗舊勢力的仇恨種子，驅使他後來選擇了為國家民族解放事業而奮鬥的革命道路。但也是這段經曆讓他基本喪失勞動力，無法務農或做工，父母兄弟便選擇省吃儉用，積攢學費供他繼續上學。1938年，18歲的張大成去何家場國小讀高小，一年後考入郫縣國中，國中畢業後考入全公費的省立成都師範學校。1944年張大成以師範肄業生身份考入國立四川大學農學院植物病蟲害系，第二年轉入農藝系。因他學習成績優良，常獲公費補助，才最終得以完成大學學業。
張大成在讀師範和大學幾年中，思想政治覺悟不斷提高，在《成都文史資料選編（解放戰争卷)》中這樣描述：
1943年至1945年，我張大或二哥常由重慶把《新華日報》和《群衆》周刊郵寄回家，供大成、大哥和他們聯系的群衆傳閱。在此基礎上，我們于1945年至1946年間在郫縣組織有青年30餘人的讀書會，積極學習了《中共七大文獻》和一些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撰寫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方面的文章著作，進而使大家對當時的社會現象和政治形勢有了較正确的認識。大成是讀書會的積極分子，進步較快。
特别是大成肄業四川大學時(1944-1948年)，正值國民黨政府對外大肆出賣國家主權，對内積極反共反人民，他對這些反動行徑，愈來愈憤慨，日益更多地投入中共地下黨發動上司的革命學生運動，如聲援昆明血案，反對中美商約，反對美軍暴行，聲援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反内戰的鬥争等等。革命運動的教育、鍛煉和進步同學的啟發幫助，使大成的革命思想逐漸樹立起來，認識到不打倒國民黨政府，中國就沒有光明前途可言。因而他的鬥争意志變得很堅決，行動表現非常積極。
當時四川大學有許多進步學術團體，是進步學生交流學術、研讨時事政治和進行民主運動的活動場所。大成參加了自然科學研究社和時事研導社，在1947年至1948年夏，還擔任了時事研導社社長。“時研社”積極參加地下學聯(校内所有進步學術團體的秘密聯合組織)發動和上司的學生運動，參加學生自治會競選，以占領黨在學運方面的上司陣地；組織時事座談，辦牆報刊物，以喚醒群衆；揭露批判國民黨出賣祖國主權、屠殺人民、施行内戰等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凡是開辯論會、張貼智語、散發傳單等，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積極分子。
1946年夏，大成經張萬祿、劉光書介紹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47年6月1日，他的二哥(即我)因參加了民盟和民主運動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他不但沒有被吓倒，反而同大哥張文著幾次去向民盟四川省和成都市負責人張志和、張萬祿彙報和請示工作，并把我在郫縣組織、發展的民盟小組和讀書會的活動繼續推動發展起來。
1947年冬，成都市參議會參議員、民社黨黨員官箴予和惡霸袍哥頭子徐子昌參加競選所謂國民大會代表。“官大炮”為了多拉選票，在發表競選演說中，對國民黨地方政府進行了一些指責。四川省政府即以“煽惑群衆”“诋毀官府”的罪名，把他秘密逮捕關進省特委會将軍衙門看守所。這雖是狗咬狗的事件，但卻戳穿了國民黨搞假民主選舉的本質。為了使這一選舉醜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教育中間群衆，中共成都地下組織決定發動一個“保障人權、聲援官箴予”的運動。在成都市大專學生舉行示威遊行那一天，大成和同學賀新民、賈桂南另行組成突擊宣傳隊，在市内各大影、戲院和華華茶廳等群衆集聚之處，發表講演和散發傳單。他們明知這樣離開遊行大隊伍進行小組活動，目标突出而又勢單力薄，最容易為特務所逮捕，但大成等卻不顧安危地承擔，展現了為革命置生死度外的英勇氣概。
1948年3月底4月初，四川大學十多個學生夥食團聯合組成“夥食團聯合會”，推選張大成等10人為代表，前去四川省政府向代理主席鄧漢祥(當時，原省主席鄧錫侯已去職)請願，要求配售平價米，未果。回校後，代表團主席劉光書在全校夥食團經理大會上報告請願經過，并提出拒絕蔣介石将派王陵基繼任省政府主席的主張，當場有人反對。張大成高喊道：“王靈官是重慶‘三·三一’慘案的罪魁禍首，打倒王靈官！”4月9日下午，在成都地下黨組織上司下，全市大專學校學生5000餘人上街遊行，沖向省政府請願，要求立即撥發平價米。這次“反饑餓、反内戰、反迫害”的示威行動，給剛上台3小時的王陵基當頭一棒，打了他一個下馬威。“王靈官”竟下令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殘酷鎮壓和拘捕，造成震驚全國的“四·九”血案。他在此次運動中積極組織和宣傳鼓動，勇敢地參加了示威遊行。
張大成對革命同志非常關心。1948年秋從四川大學畢業回到郫縣家裡後，他得知特務在四川大學抓人，估計有的同志在成都處境危險，便不顧個人安危，立即趕來成都，把民協、民盟的陳光明、蔣國基二人接到自己家裡住下，躲過那段時間。
張大成在國立四川大學農學院求學時，正是成都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大學四年間，張大成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質，在火熱的學生運動中逐漸嶄露頭角。1948年夏天當張大成大學畢業後，他選擇奔赴新的人生戰場，來到灌縣開展新的革命活動，并于1949年5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在《成都文史資料選編(解放戰争卷)》這樣描述他的這段經曆：
1949年初，張大成經地下黨員馬錫祿、馬肅庭介紹，得識中共雅樂工委派到灌縣的負責人李維實。經了解後，李維實偕馬錫祿、馬肅庭于同年3月1日到郫縣德源鄉張家，由二馬介紹吸收張大成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次日或第三日，并由李維實主持了入黨宣誓。接着，李維實同意他利用其未婚妻董绛雲(不久張即與董結了婚)之父董介蕃在灌縣女中任教務主任的關系，偕同董绛雲去灌縣男、女中教書，并訓示他在灌縣中學設立黨的聯絡點，接送來往于成灌線上的地下工作者。他還團結發動灌城中學的教師，創辦了英語刊物和油刊小報(兩期)，報道解放戰争的勝利消息，鼓勵師生積極參加“反饑餓、反迫害、反内戰”的鬥争，并揭露國民黨反動治的種種倒行逆施。
他還協助李維實到家鄉郫縣一帶，在民盟成員中吸收一些夠條件的人入黨，大哥張文著也被吸收入黨了。在李維實的具體上司下，他們在郫縣的德源、青龍、迥龍3個鄉積極籌建地下武裝，發展了有600人槍，在溫江的隆興和湧泉兩個鄉，還發展了約800人槍。1949年冬，中共川西邊臨工委組建“川康邊人民遊擊縱隊”時，成立了以李維實為首的“岷江支隊”，統率溫江、郫縣、崇甯、灌縣的地下武裝。後來，在安定社會秩序，迎接解放，協助解放軍平定土匪暴亂、征糧及宣傳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中，這支群衆武裝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1949年閏七月，中共雅樂工委派了仁壽縣的地下黨員祝良安和農民骨幹分子廖維正去灌縣向峨煤礦工作。他們路過灌縣時，去縣女中會馬錫祿，馬不在，由張大成接待。祝、廖到礦後，以拜把兄弟的方式結識了許多勞工。農曆八月初，二人請一駐礦士兵喝酒，借聊天啟發該士兵認識共産黨的好處和全國即将解放的形勢。酒後，該士兵在寝室大聲說：“國民黨要完蛋了，共産黨要來了，我要參加共産黨”等。礦警主任得知後，當即電告國民黨溫江專區保安司令部将該士兵抓去審訊，供出廖、祝二人。廖、祝被捕，又供出了張大成和馬錫祿等(二人在赴灌途中，曾在雙流擦耳鄉的中共地下聯絡站住宿，該站工作的地下黨員徐海東及該站掩護人員徐茂森，也因廖、祝叛變而被捕)，地下黨組織決定立即撤離有關人員，但張大成認為，他與廖、祝既無組織關系，又未談及黨内組織問題，即使他們供出與他接觸的情況，也無多大關系，因而未撤離。恰在這時，溫江專署專員馮均逸密電灌縣縣長程文蔚，認為崇甯縣豐樂場、桂花場民主聯軍的起義有馬錫祿、張大成等人策動，令立即逮捕。由于内部原因，灌縣當局沒有立即行動。第四天(農曆八月二十七日，即10月18日)，溫江專區特委會秘書王人傑親率特務來灌縣，于中午逮捕了張大成，但當即為其嶽父董介蕃所保釋。形式上是釋放了，但卻被特務盯住不放。大成對此異常冷靜，他想，特務并未抓住證據，如果一走，反而會暴露，将對組織造成更大損失。于是當天他仍鎮定自若，下午和晚上繼續在校上課。傍晚，馬肅廷趁暮色去寝室尋他，不在，就留了一張暗示他從速轉移的條子。這時，溫江專區特委會秘書王人傑和灌縣特委會秘書肖襄又找到男中校長彭玉元去學生自習室騙出了正在上輔導課的張大成，馬上把他押走了。
張大成被捕後，關在灌縣自衛總隊。他在敵特審訊中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黨的組織。他的夫妻去看他時，他悄悄問道：“小馬(馬錫祿)沒出事嗎？”當她說都很安全時，他露出勝利的微笑。在如此危險的環境中，他仍然顧念其他同志的安危！
張大成随即被敵特從灌縣押去溫江，半月後轉送到成都四川省特委會将軍衙門看守所監禁。在獄中他疊遭嚴刑拷打：先是把他的雙手反縛吊在梁上；繼後又把他的雙手和雙腳的拇指縛着，腹部向下，反吊起來，四個拇指都吊斷了，鮮血淋漓，昏死過去。當他蘇醒後，還是毫不屈服，英勇鬥争，沒有吐露半點材料，保護了黨和民盟的組織與同志。
兇殘成性的國民黨特務在覆滅前夕，将一批堅貞不屈的獄中革命志士，綁押到通惠門外十二橋集體屠殺，張大成犧牲了，年僅29歲。他的一生是短暫的，但他為革命而奮鬥的熱憂，對黨和人民事業忠貞不渝的精神卻永遠镌刻在了十二橋畔，也镌刻在人民心中。（來源|《丹心譜汗青：川農大紅色檔案》 潘坤等|主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