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2月，在恽代英的介紹下，共産黨迎來了一位重要人物，他便是林育英。
後來，抗日戰争爆發了，中國工農紅軍也在這一時期改名為八路軍，旗下共設定了3個師，分别是115師、120師和129師。
可是，在1942年的時候，林育英身上的疾病越來越嚴重，他也自己感覺到日子不久了，在病床上，他用十分微弱的語氣告訴警衛員：“如果自己不行了，就請組織将我埋到桃花嶺上，這樣我就能天天望着黨中央了！”
第二天清晨，他在延安合上了眼睛，中央為了送他最後一程，專門成立了一個林育英治喪委員會。在3月9日的時候，毛主席、朱德、楊尚昆為他擡棺。這也是毛主席的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人擡棺，并且對朱德說：“他的去世，是我們黨的一大損失。”
林育英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林育英最初的選擇和不少有志青年一樣，辦工廠、辦學校、參加和上司勞工運動，并且成為了中共的元老級人物。
曾經，有人問毛主席：“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候是什麼時候？”毛主席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是在1935年和紅軍四方面軍會師以後，和張國焘出現問題的時候。”
那一年，為了傳達好共産國際的“七大”精神，林育英受共産國際的委托到達陝北地區，之是以選擇林育英，是因為他當時在黨内的威望非常高，最開始的紅軍上司，不少都是他的老朋友，當時的共産國際又可以說是絕對的權威機構。
是以各國隻要有共産黨，都會很大程度上服從共産國際的訓示，正是以這樣的名義，林育英收獲了不少愛戴。
當紅一方面軍跋山涉水到達了四川懋功，張國焘早已恭候多時了。而當衆人以為是戰友相見，互相擁抱的美好情境之時，張國焘給了中央上司們一個重錘——他的野心和欲望在不斷的膨脹中終于變得欲壑難填，最後，他試圖分裂我黨内部，并且給我黨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在1935年的11月，第四方面軍在張國焘的上司下，大規模的決戰幾乎全部失利，陷入了極其困難的境地。而中央紅軍曆盡千辛萬苦才到達陝西，最終在吳起鎮和十五軍團會師，兩邊加起來才一萬多人，整個紅軍，瞬時陷入了最為艱難的境地。
這個時候，一個關鍵的人物站了出來，他就是林育英。
張國焘率部南下的做法與共産國際的統一戰線背道而馳，以共産主義為名批評張國焘，隻有林育英能夠做到。而且，張國焘和林育英曾經共同從事過職工運動，算是患難兄弟，是以，林育英主動請纓，給張國焘發去了多封電報，希望他懸崖勒馬。
張國焘
在林育英的勸說下，他漸漸明白了共産國際的真實态度，是以也非常無奈地明白自己的野心難以實作。
後來，在林育英的調解下，張國焘終于回了電報，表示“願意接受共産國際上司”，這也足以說明，林育英在某種程度上讓紅軍在最危急的時刻避免了更大的損失，這種能力，在當時或許隻有他才有。
在這件事中，林育英也向所有共産黨人傳達了一個重要的思維，那就是“重新采取統一戰線的政策，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在新政策時期，林育英覺得要調整新根據地對于各方的态度，逐漸開始争取楊虎城等人的支援，甚至還準備做起張學良将軍的工作。這個張學良大家都不陌生，他老爹就是将李大钊殘忍殺害的兇手。
為了未來，隻好選擇短暫的忘記過去，如果在那種情況下依舊保持那種片面的“純潔性”，轟動世界的西安事變或許就不會發生，也正是說，從這個意義上，林育英的相關訓示可以說改寫了我黨的曆史。
抗日戰争爆發以後，林育英擔任了129師政委這一重要職務，配合劉伯承師長的工作，可是在1938年之後，因為持續的傷痛，林育英不得已而辭職養病，讓政治部的副主任接替了自己的工作。
劉伯承
1938年的9月開始，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那時的林育英，已經對革命有了非常突出的貢獻，是以在參加合影的時候，毛主席專門拉住了林育英的手，并親切的對他說：“來，我們站在一起。”
在生病以後，林育英不得不将很多時間抽出來治療疾病，沒有辦法擔任政委這一重任。可他依舊在不斷思考着紅軍未來到底該走向怎樣的路。
在1940年的時候，紅軍的主要上司人參加了一場國際勞動節大會，在會議剛開始的時候，林育英還能像往常一樣，保持振奮的精神發表着講話，可是說着說着，突然出現了腦出血，在警衛員的護送下趕往醫院搶救。
好在搶救及時，林育英撿回了一條命，可是這卻讓他沒有辦法站起來。住院期間，毛主席來到他的病床前，可林育英總是讓他早點離開，革命還有那麼多的事情沒有完成，沒有必要總是挂念着他。毛主席隻好安慰他：“身體要緊，養好了病，咱們接着幹！”
可是，就在林育英養病的時候，一架日寇的飛機盤旋在中央機關窯洞的上空，并且丢下了一枚炸彈，這顆炸彈正好炸在林育英的窯洞前，巨大的顫動讓林育英的大腦和心髒受到了猛烈的刺激，随後，他的病情急劇惡化，身上很多地方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水腫。
毛主席立刻訓示中央醫院，不惜一切代價全力搶救。在名醫悉心照料下，林育英有了些許好轉。可在1942年的2月下旬，林育英的病情持續惡化，于是将自己的秘書和妻子等人叫到了一旁，對他們說：
“我革命20年了，可是沒有看到最後的勝利，深以為憾，希望組織上能夠把我葬在楊家嶺對面的桃花嶺上，這樣我就能天天望着黨中央和毛主席。”
到了3月6日淩晨，林育英在延安中央醫院病逝。當天下午，中央的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育英同志去世的消息，大家都非常難受。在育英同志的遺體被轉入中央大禮堂以後，毛主席、朱老總、陳雲、葉帥等人都輪流為他守靈。
3月9日，中央還是決定，要為林育英舉行一場公祭儀式，在延安黨校門前上的廣場上，公祭儀式如約舉行，儀式結束了，
那天所有人的心情都非常沉痛，《新華日報》發表了社論文章，高度肯定了林育英同志一生的貢獻，這也是毛主席此生唯一一次為他人擡棺。如果林育英還在，那麼毫不誇張地說，整個紅軍的曆史都有可能被改寫。
我們都非常熟悉的“劉鄧大軍”，其實最開始是“劉張大軍”，這個張所指的就是張浩，也就是林育英的另外一個名字，因為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出現了很大的毛病，中央幾經權衡，最終讓鄧小平去接任了這個重要位置。
不少人都說：“若育英還在，建國後最起碼要挂帥。”這種說法其實很有道理，縱觀林育英整個革命生涯，一共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那會軍閥吳佩孚授意湖北督軍蕭耀南殘酷鎮壓勞工運動，沒過多久林育英就被安排前往上海上司了聲勢浩大的勞工運動。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上海的勞工運動也推進得非常困難，林育英本人也被軍警用利刃刺傷，還被槍托狠狠地砸了幾下，這次的受傷，也直接為他後來的健康問題埋下了隐患。
在上海的勞工運動失敗以後，林育英喬裝為一名僧侶，折傳回了上海，反動派怎麼都沒想到，這被通緝的“頭号嫌犯”竟然敢再次回到上海，他後來的工作，一直都是頂着巨大的風險進行的，頗有些刀尖上跳舞的感覺。
後來林育英奉命前往東北地區，他的工作能力群組織能力都非常強，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把滿周身中共臨時省委給建立了起來，是以當時中央便直接任命他為省委書記。
可在那個時期，因為叛徒告密，日軍逮捕了林育英，在獄中的他再次受到嚴刑拷打，直到1932年被救出，此時他的身體情況已經非常讓人擔憂了。
第二個時期，就是前面講到的那個多事之秋，由于共産國際的北京，他鼎力支援毛主席，對于重新凝聚人心和統一抗日戰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說，林育英找到了組織，這對于整個共産黨來說，都是一件具有轉折意義的大事。
第三個時期，就是“劉張大軍”時期，二人通力合作，為後來“劉鄧大軍”打下了基礎，可也就是這個時期，林育英徹底病倒了，連年的繁忙工作和過度的勞累，導緻他的身體再也跟不上了。
在他走後，毛主席親自寫下了挽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