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弗·克利夫蘭：美國史上最“寂寂無名”的一位自由至上總統！
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選舉
斯蒂芬·格羅弗·克利夫蘭是美國第22和第24任總統。在他任内最出名的事件，也許就是自由女神像在紐約的矗立。克利夫蘭是波旁民主黨的領袖，他反對征收高關稅、通貨膨脹、帝國主義以及各種特權補貼。他推行文官制度改革，和政治分肥制抗争；他勒令鐵路公司退出了近8千英畝非法占用的土地；他力圖制訂和維持低關稅政策。他大概是美國史上最寂寂無名的一位自由至上總統。
格羅弗·克利夫蘭乃獨一無二。他是美國内戰後第一位民主黨總統，也是唯一兩屆任期不連續的總統（中間那次選舉也赢得普選票，也即連續三屆赢得普選票），當選時還是單身漢，入白宮後才成婚，後來有一款聞名的巧克力糖棒（寶貝露絲），據稱是以他女兒的名字來命名。
然而，此人個性才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他身上，“誠實的政治家”可不是一種沖突修辭。他聲譽如此之隆，以至于根本毋須發表競選演講，就當選了紐約州州長。在一次競選活動中，他被控育有私生子，他給從業人員下的訓示竟是“說實話”。但對美國而言，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忽視美國憲法對聯邦政府權力的限制，而是莊嚴宣誓捍衛這部憲法。
克利夫蘭意識到“公職人員是群眾的代理人，而非其主人”。是以，他反對那些從稅負中獲得資金的家長式政府政策，因為“維系我國制度的理論，就是要保障每位公民都能充分享受到他勤奮進取的一切成果，扣除的唯有出于謹慎節約地維持保護他的政府，而由他承擔的份額超過這個限度的索取，就是站不住腳的敲詐掠奪，就是對美國公平正義的有罪背叛。”
因為“浪費公共資金是對公民的犯罪”，克利夫蘭在他的整個公共服務生涯當中，都奮力消除政府浪費。他努力恢複政府的誠信和公正，特别是通過削減政府恩惠（包括給他自己黨派的恩惠），因為“我們面臨的危險...[潛伏在]期望從政府運作中得到特别、直接個人好處的流行傾向中。”
誠實的格羅弗·克利夫蘭在連續三屆總統選舉中赢得了全民投票，這是安德魯·傑克遜的一項壯舉，而富蘭克林·羅斯僅次于此。
到1880年代，共和黨被醜聞所污染。在尤利西斯·格蘭特執政期間，他所偏愛的團體獲得了土地補助，優惠的關稅，政府補貼和豐厚的養老金。曆史學家艾倫·内文斯表示，“共和黨最糟糕的一面的自私唯物主義”在加菲貓政府中占據了主導地位。1884年，共和黨人提名詹姆斯·布萊恩參議員就不足為奇了，他從授予小石城和史密斯堡鐵路的權利中獲利。
1884年：克利夫蘭與詹姆斯·布萊恩
民主黨人将布萊恩描繪成公共掠奪者，而共和黨人則将民主黨候選人克利夫蘭描繪成“醉酒的城市”。據克利夫蘭傳記作家霍勒斯·塞缪爾·梅裡爾稱，這導緻了一場毫無争議的競選活動。競選活動的重頭戲是共和黨人使用布法羅浸信會牧師喬治·鮑爾牧師的錯誤指控，即克利夫蘭與瑪麗亞·哈爾平非婚生子。“媽，媽，我的爸在哪裡？”被共和黨人高喊。
但是，克利夫蘭自從布法羅市長和紐約州州長出任時就以正直聲名遠揚。約瑟夫·普利策的《紐約世界》有四個理由投票支援克利夫蘭：“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1888年：克利夫蘭vs本傑明·哈裡森
現在，現任總統克利夫蘭的總統記錄遭到抨擊。盡管根據《彭德爾頓法》将公務員職位增加了一倍，但改革者對克利夫蘭承認機器老闆制度是“令人讨厭的必需品”而感到不滿。共和黨參議員本傑明·哈裡森對克利夫蘭征收關稅，指責他和民主黨人為自由貿易商，他們會犧牲自己的利益。美國勞工和農民為了外國利益。降低關稅将導緻更高的稅收，更低的工資和失業。
《大共和國》聲稱，1888年選舉是曆史上最腐敗的選舉。賓夕法尼亞州老闆馬特·奎伊表示，哈裡森永遠不會知道“有多少人被迫接近監獄的大門使他當總統。”共和黨人在印第安納州以每票15美元的價格購買了票。此外，克利夫蘭拒絕認可紐約的民主黨提名人戴維·希爾，分裂州民主黨人。結果：克利夫蘭輸掉了紐約和233-168的選舉人票，但赢得了100,000的普選票。
1892年：克利夫蘭與哈裡森二世
克利夫蘭最終從失敗中恢複過來。當民主黨從1890年選舉中赢得衆議院多數席位時，克裡夫蘭将其視為其政策的證明。他對《麥金利關稅法》持反對立場。冒着失去民主黨支援的風險，克利夫蘭在1892年2月10日給紐約改革俱樂部的“白銀信”中宣稱，國會待批的白銀立法是無限危險的。
這種恢複還取決于兩個人。威廉·惠特尼制造了一台運轉良好的機器，這使民主黨代表相信克利夫蘭可以擊敗哈裡森，而不是大衛·希爾或霍勒斯·博伊斯。據作家保羅·傑弗斯稱，喬治·帕克在新聞界宣傳克裡夫蘭的思想，并在此過程中在政治界擔任了新角色-新聞秘書。結果是克利夫蘭滑坡-在普選中獲得381,000的優勢。
克利夫蘭連續三場獲得全民投票這件事反映了時代。在政治醜聞中，克利夫蘭是腐敗迷霧中的誠實燈塔。他勇敢地反對保護性關稅和免費白銀，也對老闆制度的辯護強調了誠實。
克裡夫蘭的遺言是：“我一生努力做對的事。”但尊重憲法對聯邦政府合法活動的限制，他不認為“政府”是一切問題的答案。他檢討過：“我誠心誠意想把事做好，但問題是，為了實作我的願望，我是否知道的足夠多”，并且坦誠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讓對于政府恩惠的可憐依賴失去信譽，我們努力激發那些有助實作美國成就之夢的美國性格元素”）。
我們該好好回憶這個答案，重新意識到忽視這個答案的政府有多麼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