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不過是穿過長長的隧道愈跑愈快
最後覺得自己的腳離開了地面
自由了,不再需要身體了
我的舅舅春節前走了。
他在走的前一個晚上還很憧憬這個春節。他給我媽打電話,春節一雙兒女都會拖家帶口從打工的南方回來,兒媳婦要生二胎了,這個年會是大團圓。他邀請我媽從北京回湖北老家過年,熱鬧熱鬧。
我舅舅是個典型的農民。他長相土氣,有魯迅那樣直立的硬茬茬的倔強頭發,有《東成西就》中歐陽鋒般的“香腸嘴”,有個大肚子,進堂屋,肚子總獲優先權。
長相很閏土的他種地很爛。放眼望去,一大片田地裡,稻子最癟的、棉花結桃最少的、芝麻最矮的,準是他的地。他更像“地下工作者”,他種的地瓜、花生、洋芋,一扯一串,産量驚人。
舅舅家沒什麼規矩,是孩子們的天堂。他家的大門鑰匙塞在一隻破棉鞋裡,棉鞋挂在外牆上。他家好吃的,藏在堂屋電燈下懸挂的籃子裡,那是為了躲避老鼠。知道這些秘密的,不下一個生産隊。春天,他家茅廁邊的桃樹上,盛開一樹桃花,美得快成風景區了。
他是孩子王,用棍捅牛耳朵,把鞭炮扔在牛糞上,讓孩子們身子卷成被子模樣,從堤岸坡滾下來。
他很會吹口哨,無論路邊闊大的蓖麻葉,還是扁細的麥葉,他拿手卷巴卷巴,就能吹出好聽的聲。
他的逗在村子裡出了名。他賣豇豆,為了賣相好,把短小的藏裡頭,長的捆外頭,有人說他“狡猾狡猾的”,他反問:“人的短褲不是也穿在裡頭的嗎?”
他走到哪裡,笑聲就到哪裡。一個親戚摔斷了腿,他在醫院陪床,整日講段子,同屋的病人說,“好不容易接好的骨頭,快被你的笑話笑斷了”。幾天後,老遠就聽見一陣陣爆笑聲的護士,轟走了他。
村裡的紅事白事,離不開他,他像麻将桌上可以充當任何一張牌的“癞子”,救各種急。他幹過賬房先生,在婚宴上端過蓋紅紙的菜盤,白事上擡過棺材,吹過唢呐。村裡的大小宴席上,他從不講究排位,不裝大,有肥肉吃、有笑話講,似乎就夠了。
其實,日子于他,并不都是蜜。他的第一個孩子夭折了。他開拖拉機,出過車禍。他得過出血熱,那是一種老鼠帶來的傳染病。他得過血吸蟲,那是他在水稻田裡感染上寄生蟲。他的胃,大出血數次,險些喪命。
老婆得了風濕,他四處抓大螞蟻泡藥。老婆不能碰冷水,他就每天挎一籃子衣服去河邊,在一群婆娘裡,洗衣服。後來,老婆腦梗中風,養豬養兔養雞,種幾畝地,全落在他身上。
這些苦難,最後都成了他笑話的素材。就像他的老鄉餘秀華說的:“有時,我是生活的一條狗,更多時,生活是我的一條狗。堅強不是一個好詞兒,兩岸的哈哈鏡裡,它隻能扁着身子走過。”
為了養活一雙兒女,蓋房子,娶兒媳婦,除了地裡刨食,他得出去找活錢。
頭腦活泛的舅舅,開着他的農用車,去山溝裡販蘋果。沒有讀過一本經濟學書的他,不是拿物換錢,而是拿物換物、物再換物,最後換錢。比如,他賣蘋果給山頂的村民,從山頂換闆栗、山貨,到半山腰換木耳,再到平原,換成大米、玉米,最後賣糧食。經他一手折騰,他的日子似乎總能比别人“多收了三五鬥”。
那雙握着掉了皮兒的方向盤的大手,就像市場經濟無形的大手,調劑着一個小小山區微小市場的平衡。
他待人就像他的堂屋一樣敞亮。每年過年殺豬,他都把上好的豬屁股留給我們這些吃不到土豬肉的城裡親戚。他去城裡賣菜,把最好的菜留給忙着上班的侄兒侄女,次之賣掉,最差的進他肚子。
他老婆家,兄妹近10個,人情份子錢,是極重的包袱。他省吃儉用,踮着腳,撐一個家的顔面。
他不抽煙不喝酒,腰上老舊的皮帶裂口裂得讓人擔心褲子随時會掉下來。直到最後,兒女給他寄回來的羽絨服、皮鞋,他都沒舍得穿。
他的農用車,“突突突”地工作了十多年,直到他離世前一個月,被警察攔下,車太老了,不能過年檢,必須沒收報廢。
他心疼了好幾晚。飽含着汗水的麥子并不像詩人說的“一咬,流出一地月光”。農民的日子哪有那麼簡單。
可日子再苦,他也會偷着找到甜。有時候睡覺前,他會含一顆水果糖睡去,第二天醒來,他說,流的口水都是甜的。終于,晚年,他得了糖尿病。
他窮盡一生,蓋了新樓房,進城打工的兒女都沒有要。兒子要在浙江打工的城市買房,舅舅拿不出錢,也不支援,說鄉下人終歸要回鄉下的,有多少面粉做多大的馍。兒子在大廠子操作數控機床,心大,咬牙貸款買了房。相比老家的小樓,他更在乎能開着新車,有面子地回老家。
後來,兒子城裡的房價翻着跟頭地漲,舅舅歡喜,感覺世道變了。
他一生最遠去過北京。那是10年前,我接他和小姨來北京玩。他說“鳥巢”真的跟他家樹上的鳥窩一樣。他第一次去麥當勞吃漢堡,洗了手,用烘幹機吹手,他笑着感慨:“要是拉我家的水牛,吹吹這個烘幹機,它會啥反應?”
從長城下來,我給他們兄妹倆,每人做了一個印着他們長城照片的茶杯。事後,村裡人說,他逢人就端這個“不到長城非好漢”的杯子,請人喝茶。
忙碌了一輩子。最終,65歲的他“像書裡寫的大人物一樣,倒在工作崗位上”。

舊農用車被沒收,販不了蘋果了。他就和小姨,找了一份臨工,上門給瓦斯表噴漆、貼二維碼,活兒很輕松,兄妹倆每天有說有笑地幹活。有一天,他們吃完午飯,在馬路邊休息,舅舅突發心梗,喊渾身熱,他倒在妹妹懷裡,不到10分鐘死去。
文人說,農民的命,和“玉米籽”的命一樣,經過秋風的墓穴、經過雪,經過春天的疼,“一刻不能停,一刻不能停。”
他終于停下來了。如今,他的新農用車就停在院子裡,還沒有來得及裝一個蘋果。車花了8000元,賒賬2000元。
桌上擺着他新做好的兩副彈弓,兩個孫子春節回來,一人一個,不打架。家裡裝上了新空調,等着給就要誕生的新生命取暖,新空調的線耷拉着,包裝還沒拆,插座還沒裝。
很多事等着他。他還沒來得及教會老伴兒怎樣去銀行取錢,怎樣給手機充值,11隻灰兔子等着他喂。
全村人來給他送行,白事宴席上,人們吃着舅舅種的菜,講他的掌故,商量着擡棺材時,誰占前頭那個最重要的位置。有一個村民說,他走了,曬谷場上,連給我撐麻袋,裝谷子的人都沒有了。
整個大家族從全國四面八方,趕回老家。大家圍坐着在火爐邊烤火,爐子上坐着黑黢黢的水壺,冒着白汽,每個人似乎都有一匹布那麼長的話想說。
我和母親趕回老家前,女兒塞給我一本繪本《獾的禮物》。繪本裡,老獾死了,動物們聚在一起懷念獾。鼹鼠說是獾教會他剪紙,青蛙說是獾教會他溜冰,狐狸說獾教他系領帶……最後一頁是,鼹鼠跑到山坡上輕輕地說:“獾,謝謝你。”
舅舅真是像極了這隻老獾,死亡不過是穿過長長的隧道,愈跑愈快,最後覺得自己的腳離開了地面,自由了,不再需要身體了。可他留下了很多。
除了懷念他,大家也各自說着打工的不易,很多親戚十多年沒見過了。有個親戚說,他們一家人在石家莊,用地溝油炸點心賣,每次燒油鍋時,就把三四歲的孩子關在卷閘門裡,留一條縫,孩子的髒臉和一條狗的臉,從卷閘門下的門縫鑽出來,任憑身子怎樣爬,也爬不出來。腦補下畫面,大家爆笑不止,全然忘掉了這是喪事。
那一刻,舅舅像是一個黏合劑,把分隔多年,分崩離析的家族,又緊緊聚合。
夜深了,散去睡覺時,大家搶着穿舅舅的棉拖鞋,争着蓋舅舅用過的花被子,沒有絲毫的忌諱。在舅舅的被子裡,我和我媽睡一頭,60歲的小姨睡腳頭,我摸着小姨的腳,抱怨太粗糙了,鐮刀般割手。我似乎幾十年沒有這麼近距離,觸碰一個親戚了。這一夜,沒有太多悲傷,很快,鼾聲四起。
回到北京,我和我媽關系好了很多,她不再抱怨我買買買,我不再嫌她叨叨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珍惜對方。我想,那也是老獾舅舅留給我們的禮物:愛家人。
如今,舅舅安睡在一片泛青的農田裡,用不了幾個月,大片金黃的油菜花就會長得比一個大男人還高,清明掃墓的人,得在花叢裡費好一番功夫,才能找到墓碑。這個歸宿,對他這樣的農民來說,也許再合适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