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影視圈公衆号釋出：circlemag）
蘋果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稱他為英雄，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裡稱他為叛國者，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甚至呼籲将他處決……這就是斯諾登的現實處境。9月16日，這個沉寂3年的争議人物再次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一部關于他傳奇經曆的影片《斯諾登》在北美院線上映了。
9月16日，一部根據美國政治的大事件——棱鏡門事件改編的電影《斯諾登》卻悄無聲息的登陸了北美院線。這樣一部敏感的影片，肯定會讓許多對“棱鏡門”充滿好奇的觀衆“心馳神往”。但由于這部電影和斯諾登本人的特殊性，整部電影的制作過程也成為了公衆關注的焦點。
▲《斯諾登》上映兩周，好評率61%
9月27日，美國總統電視辯論正式上演，總統大選一觸即發。而就在幾乎同時，另外一條重磅新聞卻并沒有引起公衆多少關注。9月26日，美國“棱鏡門”事件主角斯諾登在接受英國《衛報》采訪時表示，“自己希望得到奧巴馬總統的赦免，回到自己的祖國。”而就在9月16日，一部描寫斯諾登“叛逃”過程的電影《斯諾登》正式登陸北美院線，公衆開始慢慢了解了斯諾登在棱鏡門之後3年來的生活境況
。
與此同時，很多關注這部電影的人也驚奇的發現，斯諾登本人居然也親自參與了拍攝。這就讓公衆産生了好奇，斯諾登本人在拍攝過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呢？《斯諾登》這部影片究竟是如何拍出來的呢？拍攝過程中，導演奧列弗·斯通又經曆了怎樣的周折呢？
為見斯諾登，斯通花了100萬
2015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導演奧利弗·斯通和他的制作人莫裡茨·博爾曼終于在莫斯科的一家餐館内見到了斯諾登。
▲奧列弗·斯通
吃飯時與餐館的所有人保持距離，采訪時在飯店中用枕頭堵住門縫……對于斯諾登來說，這樣的安全防範已經成為正常做法。
而對于斯通導演來說，為拍電影，他已經有過許多匪夷所思的經曆，其中就包括在拍攝《天與地》時成了佛教徒，為了拍攝《門》而嘗試各種迷幻劑。自從他決定拍攝一部關于愛德華·斯諾登的傳記片，斯通再一次用盡一切辦法。為了拍攝《斯諾登》，他和博爾曼特别擔心美國政府的監聽，不止一次全面檢查他們在洛杉矶的辦公室是否被安裝了竊聽器。
而比起拍攝，見到斯諾登的過程似乎更加曲折，也更加離奇。
早在2015年1月，正在籌劃電影的斯通就接到了一個來自俄羅斯的電話，電話中人自稱是斯諾登的代理人。這個人就是俄羅斯律師阿納托利·庫切列納。
庫切列納代理過俄羅斯寡頭、電影導演、幾位流行歌手和一位政府部長。2012年，他曾為弗拉基米爾·v·普京助選；斯諾登在莫斯科落地之後不久，庫切列納出現在謝列梅捷沃機場，主動提出擔任他的律師。然後，庫切列納寫了一本關于他的新客戶的小說。小說名叫《章魚時間》，講述的是一個名叫喬舒亞·科爾德的美國國家安全局洩密者以及當在他在機場孤立無援時解救他的俄羅斯支援者。
▲庫切列納
斯諾登的故事具備斯通史詩影片的所有元素：政治、政府陰謀，以及最核心的、一位失去信仰的美國愛國者。如果成功，它可能成為那部關于羅恩·科維奇的傳記片《生于七月四日》在千禧世代的續篇。1990年，斯通憑借該片獲得了奧斯卡獎。
不過，斯通和博爾曼首先需要确定庫切列納是認真的。博爾曼讓這位律師寄來書以及兩張飛往莫斯科的頭等艙機票。書和機票第二天就到了。庫切列納的辦公室還給了博爾曼一個電話号碼，以防他們還有疑慮。接電話的是俄羅斯駐舊金山領事館的一名雇員，在這位雇員的幫助下，他們當周就拿到了簽證。
新聞媒體上暗示這位律師和克裡姆林宮有聯系，這令他非常煩惱。為了撇清關系，他說出了幾個自己為之辯護，而且正在對抗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客戶，其中包括被指控為英國做間諜的作家普拉頓·奧布霍夫。
然而即便如此，斯通與庫切列納的初次會面依舊非常糟糕。斯通提出想見斯諾登，但庫切列納說，除非他們同意購買《章魚時間》的電影改編權，價格則為100萬美元！否則斯諾登就不會見他們！據斯通和博爾曼說，在漫長的周末結束之前，他們達成了一項君子協定：斯通将購買這本小說的改編權——如果庫切列納能夠定期安排他與斯諾登見面的話。但是斯通承認，他并不打算用這本書。
能拿出100萬美元趟路，斯通的魄力彰顯無遺。然而就在他認為這樣就萬事大吉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卻發生了。
節外生枝，美國律師登場
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律師本·維茨納出現了。
如果說庫切列納是斯諾登在俄羅斯的代理人的話，那麼本·維茨納則算得上是斯諾登在美國的“喉舌”了。
▲本·維茨納
作為一名供事于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律師，維茨納對于斯通與斯諾登的約見特别憤怒，不隻是因為斯通邀請了一位記者去莫斯科，還因為這一切給人的感覺：斯諾登參與一部好萊塢電影，而整部電影的制作似乎是由一名與俄羅斯政府有關的律師牽線搭橋。
制片人博爾曼表示。“通過兩個管道可以接觸他：一個是庫切列納，另一個是維茨納，純粹是政治，而且是一個遠遠超出你了解能力的政治情況。”維茨納現年45歲，他從2001年起就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工作。在斯諾登事件之前，他曾努力提起幾項訴訟，以加強對情報機構的監督。
對此，維茨納表示，“斯諾登絕不會出賣自己的故事”。但他同時認為，斯諾登參與好萊塢電影隻會助長他的批評者的觀點——他們說他是渴望撈錢的自戀狂。斯諾登與斯通見面隻是為了確定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準确的故事。對于斯通，維茨納則認為，“奧利弗·斯通是個好導演，他寫過《疤面煞星》這樣的好劇本。”
斯諾登和斯通一開始進展得很慢。斯諾登對于一部關于自己人生的電影特别謹慎。經過反複溝通，斯諾登開始放開了一些，回答有關他的童年、他的女友林賽·米爾斯以及有關在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中可以講的部分。
對于電影制作，斯通和博爾曼進行了分工，斯通則開始了選角工作，博爾曼開始尋找獨立投資。他選了約瑟夫·高登-萊維特來擔任主角，謝琳·伍德蕾出演斯諾登的女朋友林賽·米爾斯。
2015年初，博爾曼和斯通已經欠下幾十萬美元的債務，而劇組面臨着資金緊缺的窘境。最後，制作人拉到一些歐洲合作夥伴，拍攝也推遲了三個星期。在美國，“開放之路”電影公司接受了《斯諾登》，這家小型制片公司曾經推出過庫徹那個版本的《喬布斯》。
可就在正在時來運轉之時，一場危機卻在悄然醞釀。
美俄律師開撕，《斯諾登》險些夭折
然而好景不長，來自美俄的兩位律師不久之後就産生了巨大分歧，并開始公開撕逼。
在維茨納看來，庫切列納已經成了一種潛在風險。從2013年起，這位俄羅斯律師先是宣布，斯諾登在一個著名俄羅斯網站得到一份工作——後來證明這是假消息。現在，庫切列納把自己的小說賣給斯通，搞得好像這位導演必須收買一名俄羅斯牽線人，才能見到斯諾登。
據維茨納說，斯諾登沒有讀過庫切列納的書。“事實上，斯諾登有更重要的事。”維茨納不願談論庫切列納在斯諾登生活中的角色，不過他承認，庫切列納的角色有點不合正常。“可能在俄羅斯，主導代理律師與客戶關系的道德準則和美國的不太一樣，”他說，“一個著名案件的律師把客戶的獨家照片提供給報紙，或者寫了一本未獲授權的書賣給好萊塢，這如果在美國幾乎不會發生。”
▲庫切列納的小說
當然，影片的拍攝過程最重要的還是斯諾登本人。
為了讓斯諾登覺得更舒服，斯通把從業人員精簡到最少。對于資深攝影曼特爾來說，拍攝《斯諾登》依舊是個特殊挑戰。斯通認定在美國領土上拍攝這部電影太有風險，是以決定在德國拍，博爾曼也能在那裡搞到一些稅收補貼。為了在54天時間裡拍完約140頁的劇本，劇組馬不停蹄地從慕尼黑趕到華盛頓、夏威夷、香港，然後傳回慕尼黑。為了節省經費，隻好用慕尼黑郊外充當馬裡蘭州和弗尼吉亞州的鄉間，由德國臨時演員飾演美國人。“謝天謝地，這些德國人演得很像美國人，”斯通說。
拍攝過程本身也像是一場秘密行動，片子不僅有代号，還有詳盡的安保規範。 “我們都用手寫筆記，在公園裡長時間地邊散步邊交流，如果必須郵寄劇本，我就把手稿打散封裝進四個包裹，使用四個不同的快遞公司發往四個不同的位址。“博爾曼說。
2015年春天快要結束的時候，斯通的母親傑奎琳·戈代·斯通去世了，享年93歲。正在拍攝關鍵時刻的斯通卻沒有離開劇組，葬禮那天，斯通還在片場繼續工作。
電影上映：效果好到沒朋友
這部電影的上映時間已經從2015年12月推遲到2016年5月，接着又推遲到2016年9月。斯通在這期間趕着完成影片的制作。其中最大的挑戰是節奏。相比他以往習慣拍攝的影片，這樣一個劇情圍繞一名下載下傳機密檔案的技術專家展開的故事，顯得更加波瀾不驚。“寫代碼不會讓人覺得興奮，”斯通說。
▲劇組（左一為導演斯通，左二為主演高登-萊維特）
通過将影片改成一個網絡驚悚與愛情元素交織的故事，斯通去掉了現實的乏味。他利用斯諾登與米爾斯的關系，為影片融入了一些情感色彩。
影片完成後，斯諾登第一個看到了成片。他很少發表自己的看法，但看罷此片，斯諾登表示自己非常喜歡這部電影。幾個月後，在動漫大會的一次試映會上，斯諾登通過衛星滿臉笑容地對該片表示略帶謹慎的贊賞。“它真的讓我緊張，不過我想他拍得挺好。”
如斯通所願，斯諾登在片尾亮相。他出現在庫切列納鄉間别墅的一個鑲着木闆的房間裡，畫面中的斯諾登凝視着一扇窗戶，臉上露出淡淡的、神秘的微笑。講話時的斯諾登不是一名苦修者的樣子，而是努力想傳達出斯通标準的電影台詞。
2016年夏天，曾經有過的所有焦慮似乎煙消雲散。電影拍完，斯通正式打敗了索尼的項目。大家似乎是以感到樂觀，甚至有點驚喜。“一開始我覺得這肯定是搞錯了，”博爾曼說。他對我說已經有25年沒見過這麼高的評分，這部電影簡直好到沒朋友。
主演高登-萊維特則被斯諾登的故事深深打動，把自己從該片中獲得的大部分片酬捐給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剩下的錢用于與維茨納合作拍攝一系列關于民主的視訊。維茨納當時正在準備向奧巴馬請願，要求在今年秋季給予斯諾登總統特赦。今年7月，斯通和維茨納還聯手舉辦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一場活動，呼籲大家關注斯諾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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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圈總結：
在整部電影的制作中，讓影視圈感觸頗深的是奧列弗·斯通在制作過程中的所作所為。
為了見到斯諾登，不顧政治和輿論上的危險，千裡迢迢奔赴莫斯科，而且毫不猶豫的從拍攝經費中拿出100萬美元；用盡心力的在美俄兩位代理人之間周旋；以及為了拍攝進度錯過了母親的葬禮……
導演，真的不是一個誰都能幹的活！
（部分文章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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