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金生
雖然“百衲本”意義重大，但由于沒有标點，沒有斷句，作為現代讀者讀起來有一定困難。另外，史書校勘不畢其功于一役，随着新版本的收集以及學術研究的發展，在新中國成立後，在原基礎上推出新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仍非常必要。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組織人力，投入資金，開展對重要古籍的收集工作，征集保護了大量民間古籍善本，使散落民間的珍貴古籍入藏圖書館、博物館、高校、科研院所等，初步建立了古籍保護工作體系。在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訓示吳晗，讓他和範文瀾一起組織點校《資治通鑒》。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铎，在《人民日報》撰文，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議。後來他又寫了《整理古書的提議》，說“這是千秋的事業”“将是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後的一個定本，卻可信其為空前的一個定本。”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直屬國務院科學發展委員會。在古籍小組制訂的第一個古籍規劃中，“二十四史”點校本被納入其中。1958年7月，毛澤東訓示吳晗、範文瀾組織标點“前四史”。1958年9月13日，吳晗、範文瀾召集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尹達、侯外廬，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和地圖出版社總編輯張思俊，召開“标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研究确定了“前四史”點校的具體方案，還決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點工作，亦即着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
為完成這一工程，古籍小組先後組織了20多所高校及科研機關，動員數百位史學工作者，當代知名文史學家皆參與其事。整個點校工作的具體分工如下：《史記》，顧颉剛；《漢書》，西北大學曆史系；《後漢書》，宋雲彬；《三國志》，陳乃乾；《晉書》，吳則虞；《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南史》，山東大學曆史系（王仲荦負責）；《魏書》 《北齊書》 《周書》 《北史》，武漢大學曆史系（唐長孺負責）；《隋書》，汪紹楹；《舊唐書》 《新唐書》，中山大學曆史系（分别由劉節、董家遵負責）；《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陳垣統一指導，分别由劉乃和、柴德赓負責；《遼史》，馮家昇；《宋史》，聶崇岐、羅繼祖、鄧廣銘；《金史》，傅樂煥；《元史》，翁獨健；《明史》，南開大學清史研究室（鄭天挺負責）。
1959年9月，顧颉剛點校的《史記》率先出版。為保障其餘各史進度及品質，中華書局又申請将專家集中起來進行工作，全國學術總動員就此開始。1963年到1966年，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史專家們陸續來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華書局報到，開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曾任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主任的張忱石回憶，當時翠微路有兩座紅磚樓，西南樓和西北樓。老先生住在“有三個門洞”的西北樓，房間的陳設特别簡單：一張書桌、一個書架、一個臉盆架、一張大鐵床和一張很矮的小沙發。“中午我們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會看見老先生，他們在一個小房間裡吃飯。中華書局請了一位二級廚師，姓王，大高個子，為老先生們炒菜。一張八仙桌六七道菜，比較像樣。像陳仲安先生會和我們一起排隊買飯吃” 。
“那是非常美好的歲月，人們嚴格地按照學術标準進行工作。”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徐俊如此評價。當時參與點校工作的專家們，仍然可以埋頭讀書，熬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從中華書局留存的文字檔案來看，從給來自南方的專家增加大米供應，到解決大家的醫療問題，甚至是購買蚊帳、涼席，乃至添置單人沙發，無不照應周全。專家們到京後不久便是國慶節，每人均獲一張觀禮券，能登上天安門觀禮台，這更是一份十分難得的政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