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的人生，是打起背包就出發的倉促遠足。
外面的世界，想象中是精彩和美麗的。可曆過風霜雨雪，你才知曉每一步都有深有淺，每一程都有舒心煩惱相陪伴，每一點啟迪和開悟，都離不開别人的點撥和幫助。 也是走過來了，你才體會到在外面生活交接，也有“兄弟姐妹”般的親切可心。
友情的暖心，也讓你的滿腔激情得以恒溫不降，讓你的步履如踏春風般寫意欣然。 像許多人一樣，我年輕的出發，也是沒有心理準備就上路了。
那一年，大學恢複招生，經過自我報名，機關推薦，文化考試，我被上海複旦大學新聞系錄取了。
正好，本工作機關市委報道組的師長賀宛男，也是複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她給我介紹說，複旦大學是全國聞名的重點大學。新聞系在全國的大學裡又是獨一無二的（據說當時北京大學隻有新聞專業沒有系）。而複旦大學的校長陳望道，又是聞名遐迩的大學者，《共産黨宣言》就是他最早翻譯成中文的。她說，“你有幸上複旦，以後我們就是校友啦。”
年輕遇幸事，猶如心裡灌了蜜，怎能不快樂！
父母得知我就去大都市上海讀大學，迅速決定殺了一頭豬，賣得120塊錢，全部交給我。他們說，上課要掌握時間，到了那裡，你去買一塊上海手表吧（可後來，上海手表憑票供應，一直買不到，錢，也隻好帶回來了）。
大姐給我一張毯子，二姐給我買回一斤毛線打了一件毛線衣。帶上一張薄薄的棉被和一些簡單的日用品，也帶着父母的欣慰與叮咛，我，搭上了南甯開往上海的列車。
學校是9月1日開學，我和廣西同系的同學黃仕業，還有中文系的刑志萍，國際政治系的蒙傑強于8月30日同車到達上海。
當天下車時，已是晚上10點多了吧，車站裡燈光朦胧的站台上，有許多學校舉着迎接新生的牌子。一路看過去，有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同濟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财經學院，上海化工學院，上海外國語學院……
大家在努力搜尋“複旦大學”時，不遠處有同學招呼了，“複旦大學的同學到這裡來集合，我們一起回學校。”
“有車接我們去學校，不用擔心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裡亂闖了。”心裡一陣暗喜。 上了校車，我開始一路注視着陌生的街景。高樓、霓虹燈、立交橋一一在車窗快速閃過，街燈一盞接一盞向遠方延伸，走走停停過了無數次有紅綠燈的十字路，也沒有到學校。
“學校距離市區還是很遠的哦。”看到路過“上海外國語學院”，以為學校就要到了，可車子還要走上好一段時間的路。
車子快速的開在去學校的路上，飕飕冷風貫窗而入，這時我第一感覺，上海的氣候與我們家鄉差别很大。來時，我們是穿着單薄襯衣上車的，可到了這裡，氣溫倏然低了很多，一路上冷得我直發抖。
進入新聞系學生宿舍6号樓，是時已經11點多了。在樓下的第一個房間裡，兩位高年級的同學和一位師傅、一位老師接待了我們。
老師高瘦斯文，戴着一副眼鏡。他自我介紹說，“我叫周老師，是你們的班主任。以後常和你們在一起啦。”
他問我們行李到了沒有，黃仕業同學應聲說∶“行李托運了，一兩天才到。”
周老師轉過身，跟一個叫小呂師傅的說，“看來要給他們去借被子才行了。”
“好的，我去辦理吧。”小李師傅轉身就出去了。
當晚，睡在新聞系學生宿舍6号樓裡，做着踏實的夢。這時，我覺得，還在國中時就夢想将來到大城市讀大學的理想，終于夢想成真了。
第二天注冊。來到學校統一注冊的大廳，這裡早已人頭攢動，不少新生也是今天到來注冊的。
大廳裡開了許多視窗，每一個系負責一個視窗。我在一旁駐足，正睃尋新聞系的注冊視窗時，一個嬌小俏麗的女生打我身邊走過，我看看她，她也看看我。她走到問詢處，問從業人員說∶“請問新聞系注冊在哪裡？”
從業人員即告訴她說，是第五個視窗。
“哦，她也是新聞系的”。不用問，我注冊也是與她同一個視窗了。
我站在她身後，隻是耐心的等她辦完自己的手續。拘謹的我，也不敢動問這個“同窗”的姓名。可正是這位“同窗”，在後來的三年學習與生活中，她給予我許多的幫助。
來自二十幾個省區的同學都到齊了。周老師主持召開了第一次班務會，他在會上宣布全班成立臨時黨支部，同學分為四個小班，并宣讀了臨時支部委員人名，和各個小班的同學名單和班長姓名。我分在第四班上，章佩敏同學既是支部委員，也是四班班長。真是巧，她，正好就是我注冊那天第一眼見過的那位“同窗”。
後來得知，章佩敏小小年紀，在原工作機關就是黨員了，可見她工作很出色。
章佩敏性格活潑、開朗、愛笑，為人親和、細緻、貼心，是上海本地同學。
班上的上海同學較多，平時學習讨論，他們愛用上海話發言，章佩敏對他們說，“還是說國語吧，好讓我們外地的同學都能聽得懂。”
後來，我們外地同學都愛撈幾句上海話，這時，她又耐心的教我們說“阿拉”“勿嘞瑟”“嘛好咯”……
随着冬天的到來，天氣日益寒冷，章佩敏看到我和黃仕業的被子比較單薄，也沒有褥子墊底，她教我們買張棉胎回來，上面再鋪一塊被單就行了。她說∶“假如沒有被單，就扯幾尺布也可以的。”之後，她介紹我們到四川北路購買棉胎，并告訴具體怎麼走，搭乘幾路車，再轉幾路車，在什麼商店可以買到。（我後來買回的那張薄薄的棉胎，一直保留到現在。）
在上海第一次過上一個溫暖的冬天，我感受到了同學間互相關懷的暖心。
其實，這種澆灌心靈的暖流，也不止來自一處。
當年寒假，我們外地同學大都沒有回家，春節就在學校裡度過。上海同學劉海貴擔心我們節日寂寞想家，他将我們邀請到家裡，做了許多特色菜肴招待大家。
讓我記憶尤深的，是那盤隻有紅瓜子大小的蛤蜊。在品嘗這道菜時，怕大家說我是“土包子”，不敢問他們怎麼吃法，我連蛤蜊殼殼，也咬碎吞到肚子裡了。
第二年春季學期，我和同學們一起到崇明島搞農村社會調查。那時春寒料峭，天氣還很冷，我隻帶去一張薄被和那張墊底棉胎。到了駐地，發現床鋪不是木闆床而是鐵絲網床，鋪上被褥後，柔軟的棉絮都從網孔裡鑽了出來，根本不能睡覺。宋德芳同學看出我一時的無奈與尴尬，他說∶“你沒有褥子，我給你一張塑膠薄膜吧，把它墊在底下再鋪上棉絮就行了。”他還熱心的過來幫我鋪上。
得益于他那一張包裹鋪蓋用的塑膠薄膜，這才解了我的一時之困。
可是，後來幾個晚上，我覺得被窩特别的冷，晚上常常睡不着覺，也不明白是什麼原因。直到收隊回校捲起鋪蓋時，發現墊底的棉絮居然可以擰得出水。原來，是體溫化氣，塑膠薄膜散發不出而衍成積水了。
其實，那十幾天，一直都是睡在水上，我也全然不覺。這，也算給了我一次紮實的生活經驗了。
那年冬天，我們又到工廠搞企業調查。我和劉曉萍、陳華芳、魏文、謝羅、張國良等幾位同學分在一個小組，下到一個紡織廠。那次寒潮襲來，氣溫很低。劉曉萍、陳華芳見我隻穿一條單薄的褲子，于是對我說∶“小龍，你一條單褲過不了冬，去買回毛線，我們給你打一條毛線褲吧。有一斤二兩就夠了。”
于是，我按照她們的吩咐，買回了一斤二兩黑色的便宜毛線。劉曉萍、陳華芳、魏文妍三位女同學利用空餘時間，輪流編織。高幹小姐謝羅不太熟練，但在她們三人織累了的時候，也拿起織針接着慢慢操作。不到一個禮拜，一條暖和的毛線褲，就穿在了我的身上。
同學情深的眼睛，在你生活上稍有失慮和不适，他們都會看得很清楚，并适時伸出援手以予相助。而對你一時的沖撞與冒犯，他們也沒有往心裡去，并很快就讓情緒的不爽煙消雲散。
在解放日報習習時，我與張國良分在編輯部農村組。一次，我和他接受了上司交待的一項采訪任務，到松江某機關采寫一篇内參稿件。采訪後動筆寫作時，我與他有些看法不一緻。也許當時大家都年輕氣盛，一時也調和不了。于是，我隻好建議在稿子裡注明誰要怎麼寫的内容。後來，主編采用了我的寫法，稿子發出後，那天午休，在朦胧中，我聽到張國良坐在我的鄰床邊，正反複讀着我寫的文字。
性情溫和且年紀最小的張國良，沒有記懷我的倔犟。他自始至終跟我掏心相交。一次星期六回家時，他邀我星期天去他家玩，并把自己家的位址線路畫成交通圖給我。遺憾的是後來沒有去成。可他給我的那張線路圖，我也一直珍藏了許久，直到搬家才處理掉。
人都說上海人小氣，好計較，我沒有這樣覺得。因為如此寬懷的上海同學也不止一個張國良。與倪奇峰也有一段值得回憶的往事。
記得新生第一學期學軍到部隊，我與倪奇峰同一個小班的十幾位同學，下到空軍地勤某部。為把在軍營裡的各種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周老師配置設定我出任戰地“黑闆報”臨時主編。
學着一本正經的樣子，我認真的進行組稿、編輯、排版。收到倪奇峰投來的一首小詩，我看了，覺得稿件思路不太集中，便大筆一揮，進行了大改動，四句改動了三句。我以為，這樣做他會佩服我的水準。可稿件一登上闆報，他就對我很有意見。他不無埋怨的說，你怎麼能這樣大改我的作品的？
我蠻有理由的回答說∶“給你厘清了稿子思路，不是很好嗎？”“要改，還得叫我改呀，你不是強加與人嗎？”他很不開心的回答我。
這事，給周老師知道了。周老師找我談話，他說∶“修改文章，要學會尊重别人，大改作者的東西，也要征得别人的同意才好。”這，也是周老師教給我做人的一番道理啊。
我知道自己确實做得不對，但後來也沒有很好的跟倪奇峰道一聲歉，可他也沒有是以記懷我的不是。後來，倪奇峰和舒平，還成為我入黨的兩位介紹人。倪奇峰為人大度、寬厚、心無芥蒂，想來确令我慚愧。往日對他的缺失，現在，也隻能在這裡向他道一聲遲來的“對不起”了。
歲月如流，往事如船，它載着光陰連同我們日漸進入晚年佳境。
如果說人生是美好的，那是因為有許多美好的回憶，讓我們慢慢咀嚼。
美好的滋味，時時滋潤着我們的心靈，讓我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變得純粹、高尚且更加快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