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曾國藩失和真相左宗棠與曾國藩失和真相

曾國藩、左宗棠均為晚清鹹豐時期的一代名臣，都為同治中興立下汗馬功勞。他們在中國近代曆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人共事10餘年，交情甚厚，道德文章不分伯仲。然而自同治三年湘軍攻克南京後，二人割袍斷義，再無書信來往。左宗棠與曾國藩失和是一樁引人關注的曆史公案。兩位一品大臣多年的友好關系一度降至冰點，他們何故失歡？

曾國藩未經朝廷準許即棄軍回家奔父喪，左宗棠寫親筆信直言批評

鹹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父親曾麟書病逝，曾國藩未經朝廷準許即棄軍回家奔父喪，其後曾國荃亦棄營歸鄉。左宗棠以其特有的耿直性格，對他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未得朝廷回旨允準即先行離開戰事正在緊張進行的軍營，于理不合！

曾國藩是在1857年3月6日，得到其父去世的消息的，後于11日即奏報丁憂開缺，因奔喪心情迫切，未等谕旨回複即于16日踏上了回籍奔喪的路途。對此，左宗棠在給曾國藩的親筆信中直言批評說：“具審老兄于匆遽奔喪，亦有不能無疑者。然既已請旨，則隻應一聽朝命而己……誠以兵禮、喪禮同一兇事，并無所謂希榮忘哀之念;而幹戈之際，事機急迫，有萬不能無變者。”

随後，曾國藩不想匆匆複出，在家守制了一年多才重回江西大營。左宗棠又寫信提出自己的看法，說曾國藩不但“匆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而且“既已戴星而歸，則已成事不說;既不俟命而歸，豈複可不俟命而出？”這是一錯再錯，是對朝廷不忠、對朋友不義的表現。曾國藩表示不贊同左宗棠對他的批評。正如左宗棠在給劉峙衡、胡林翼等人的書信中指出：“條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歸，弟力陳其不可，然事已無及。聞頗有見怪之意，則隻可聽之”;“此公（指曾國藩）仍負氣如故，我亦負氣如故也。”

曾國藩、左宗棠二人所争均有一定道理。左宗棠強調的是忠孝不能兩全，在朝命未下之前應當服從一個忠字，側重一個理字;曾國藩則強調其已奏請朝廷，時間上遲早會得到準許，此時注重的是一個孝字，側重一個情字。

第二年夏曾國藩重新出山時，路過長沙，主動拜訪左宗棠，并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12個字為聯，求其篆書，表示謙抑之意。事後，左宗棠也作了自我批評。此事并未影響到二人的關系，相反在許多重大軍政問題上仍然配合默契。

因參劾李元度一案，二人間的裂縫進一步擴大

1860年至1862年，李元度先後3次受到曾國藩的參劾。曾國藩盡管感到有點對不住李元度，但始終認為應當公私分明，為嚴肅軍紀不得不這樣做。左宗棠不同意曾國藩嚴劾李元度，理由除了李元度對曾國藩有救命之恩外，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曾國藩在用兵方略上與李元度兵敗頗有關系。因為在杭州失守之前，曾國藩曾訓示左宗棠“舍浙保贛”，李元度從湖南率“安越軍”到達浙、贛邊境後，曾奉命歸左宗棠節制調遣。左宗棠就“舍浙保贛”的戰略方針上提出了反對意見，曾國藩沒有予以全面采納。是以，杭州失守、浙江巡撫王有齡兵敗身亡，實際責任應當由曾國藩負責，不該把李元度作為替罪羊。

曾國藩奏劾李元度的理由也很明确：李元度既有文人好大言的習氣，又想另立門戶、不聽調遣而有意逗留的錯誤。自1860年徽州失守案被參劾之後，李元度不靜候審訊，擅自回到湖南募勇赴浙歸巡撫王有齡調遣。進而，在率“安越軍”赴援杭州途中又節節逗留。這是李元度“前既負臣，後又負王有齡。法有難寬，情亦難恕。”是以，曾國藩認為應對李元度加以嚴厲懲辦。後來，清廷谕令左宗棠全權處理李元度被參劾一案。左宗棠等湘系将領盡力為李元度說話，使其從輕處罰。曾國藩則順水推舟，表示願聽左宗棠一手處置。

因李元度一案引發的曾國藩、左宗棠二人間的不快，盡管沒有影響到他們同心合力鎮壓太平軍的這個根本大局，但已表明二人間的裂縫已經進一步擴大。從實質上說，對待李元度是否應當被嚴參的問題，反映的是如何用兵治軍、用人如何寬嚴适度的“公家之事”，但卻展現了曾國藩、左宗棠二人為人處世等個性特征的差異性。

“同心若金”與“攻錯若石”

曾國藩用兵的一個特點是注意對戰争全局的籌謀，穩紮穩打，不輕易進兵。自1861年9月上旬湘軍攻占安慶之後，曾國藩即籌劃進攻南京。他采取了“欲拔本根，先剪枝葉”的穩健用兵方針。是以，湘軍自攻占安慶後5個多月，才開始對以南京為中心的太平天國根據地發起全面攻勢。

是年5月底，曾國荃部水陸兩萬餘人進抵南京城下，曾國藩不僅沒有感到高興，反而憂慮重重，反複勸說曾國荃退兵，不要陷入孤軍無援的境地。這是因為，當時湘軍的幾支主力部隊都很難對曾國荃起到支援策應的作用：左宗棠部遠在浙江，鮑超部被阻于甯國，多隆阿部正被調往陝西途中。

果然，曾國藩的顧慮并非多餘。随後，太平天國發動了“十三王回救天京”的行動。雙方大戰于10月中旬開始，至11月下旬。本來，20餘萬太平軍有可能擊敗曾國荃的湘軍，隻因李秀成決策失誤，才使得曾國荃部湘軍僥幸獲勝。

1863年9月，鮑超部湘軍自蕪湖進攻南陵，江忠義部湘軍進攻青陽，皖南決戰在即，曾國藩于是函請左宗棠派兵自浙江入安徽會師。但左宗棠認為，皖南太平軍勢力已經成不了大氣候，在湘軍的大兵壓境之下，有可能轉入浙江境内，如果會師皖南，浙江就會空虛，圍攻杭州的計劃就要落空。因而，他不僅沒有聽從曾國藩會師皖南的排程，相反将在皖境的劉典一軍和王開琳一軍迅速調防皖浙邊境績溪等地。與此同時，左宗棠對曾國藩用兵過于求穩的特點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曾國藩盡管對左宗棠不及時“會師”之舉表示不滿，但因事後證明左宗棠對太平軍必然進入浙江的估計是正确的，也就沒有耿耿于懷。

自李秀成部太平軍第二次進攻上海無果撤兵之後，李鴻章的淮軍揮師西進，先後攻占無錫、蘇州等城。1864年初，太平軍李世賢部居溧陽，與句容、廣德的兄弟部隊互相配合，阻斷了湘淮軍在江蘇、浙江、安徽邊境的通道。面對這種軍事形勢，左宗棠先後3次向曾國藩提出建議，應當把李鴻章的淮軍抽一部進攻安徽廣德，不要把兵力全力集中于常州、嘉興等地。曾國藩不同意這個建議，認為太平軍在皖南的勢力還相當興盛，假若分軍攻廣德，那麼就有可能迫使太平軍進入江西而使湘軍大後方受到威脅。兩人各執己見，最終左宗棠上奏清廷，在闡述己見的同時批評曾國藩用兵方略的失誤。不久，盡管南京城内太平軍未能從句容等通道突圍而去，但廣德之太平軍由甯國攻陷績溪，事實證明左宗棠的分析是正确的。當曾國藩在給左宗棠書信中婉轉作了自我批評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軍事才能越來越看不起，曾國藩、左宗棠之間的沖突也就愈益加深。

1864年7月，湘淮軍攻陷南京之後，左宗棠借曾國藩奏報軍情有誤，對曾國藩展開口誅筆伐。原來，曾國藩因不明實情，入告朝廷洪秀全的兒子幼天王洪天貴福已死于亂軍中（事實上洪天貴福已逃出未死），左宗棠得知真相後上奏清廷加以糾正。曾國藩懷疑左宗棠是有意張皇，亦上疏加以争辯。左宗棠毫不相讓，再疏争其事，辭氣激昂，近似攻擊。10月25日，洪天貴福在江西被擒，真相大白，左宗棠又借此對曾國藩大加指責，這使一向以容忍著稱的曾國藩不僅在面子上感到難堪，而且内心上也覺得隻有對左宗棠敬而遠之，才能避免更多不快。從此，兩人不通音信達8年之久。

毋庸諱言，左宗棠與曾國藩之間的意見分歧不僅存在，而且在某些問題上還表現得相當突出。然而，揆諸史料就會發現，他們的意見分歧反映的是有關“公事”“國事”之争，主要不是無謂的個人意氣之争。進而，這種沖突和争辯，并不深刻影響到兩人之間的友誼。

曾國藩去世後，左宗棠念及兩人早年的交誼，頗為傷感，他在家書中對長子左孝威說：“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已緻赙四百金。”他還特制挽聯一副，剖白心迹：“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足見其生死交情，雖然中途擱淺，卻并未漠然棄置，更未一刀兩斷，也表明了曾國藩是他難得的一個可畏可交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