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著名文學批評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等人發起了“世紀文學60家”評選活動。張愛玲僅次于魯迅排名第二，專家分100，讀者分98.5。趙樹理排名31，專家分85分，讀者分55。
張愛玲是新時代的文學神話，火爆異常如日中天。而趙樹理好像被讀者抛棄，冷落旁邊無人問津。張愛玲和趙樹理的起點是一緻的，1943年，幾乎同時升起了兩顆代表着新文學發展新趨勢的文學明星：一顆是南方淪陷區上海的張愛玲；另一顆就是北方解放區延安的趙樹理。
張愛玲的出現，用傅雷的話來說，“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當《三裡灣》出版後，傅雷稱贊趙樹理“把傳統小說的寫法推陳出新了”。
在現代文學史上除了魯迅被定為是方向是旗幟，還有一個作家同樣有這樣的榮譽，這就是趙樹理。1947年7月25日，晉冀魯豫邊區文聯舉行了一次文藝座談會，專門讨論趙樹理的創作。陳荒煤作了題為《向趙樹理方向邁進》的總結發言：“我們覺得，應該把趙樹理同志的方向提出來，作為我們的旗幟，号召邊區文藝工作者向他學習，看齊！為了更好地反映現實鬥争，我們就必須更好的學習趙樹理同志！大家向趙樹理的方向大踏步前進吧！”
解放以後，趙樹理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一起，作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列入文學史。到了1956年的中國作協第一次理事擴大會議上，趙樹理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稱為中國現代的“語言藝術大師”。當時趙樹理的名氣可謂是如雷貫耳，用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的話來說，“可能是共産黨地區中除了毛澤東、朱德之外最有名的人了。”
海外學者夏志清是第一個把張愛玲捧上天趙樹理貶到地的文學評論家。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提出，張愛玲是五四運動以來最有才華的中國作家，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對張愛玲的代表作《金鎖記》,夏志清的結論是：“這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夏志清對趙樹理可以說是不屑一顧，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趙樹理的早期小說，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語調（一般人認為是幽默）及口語（出聲念時可以使故事動聽些）也算上，幾乎找不出任何優點來。……趙樹理的蠢笨及小醜式的文筆根本不能用來叙述”。
夏志清本身是專攻英美文學的，“憑我十多年來的興趣和訓練，我隻能稱是個西洋文學研究者。”夏志清是從西方文學的角度來評論張愛玲和趙樹理，很難了解中國的傳統的文化和文學個性。是以夏志清眼裡趙樹理的文筆是“蠢笨及小醜式的”。
趙樹理是“山藥蛋派”的開山鼻祖，中國“鄉土文學”的代表，是魯迅之後刻畫農民最成功的作家。趙樹理的作品對于今天很多讀者來說，可能會顯得比較陳舊沒有吸引力。現在是工業文明時代，農民農業早被邊緣化了，流行的是中産階級文化和小資情調，張愛玲這個小資文化的祖師奶奶當然是炙手可熱。
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說：“我扳着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
張愛玲自己就說過：“我甚至隻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争，也沒有革命。”(《自己的文章》)
海外曆史學家唐德剛直接批判這是一種“順民文學”、“皇民文學”，“但是這種作品既不能啟發大智慧，也不能培養真性情兜來轉去，隻在個人情感小圈圈内，裝模作樣，惹人憐惜；山雞野孤，終非上品——這就是張愛玲了。愛玲仗以成名的漢奸小報，當年曾蒙敵人飛機空運，一捆捆地投到重慶。我等當年亦是手低眼高的文藝青年也。檢而讀之，但覺其惡而已，有什麼‘文學’呢？愛玲青年期委身嫁作漢奸婦，已不足取。與胡蘭成喝喝情話，讀來尤其麻兮兮。在我民族存亡絕續的年代而能無動于衷，吾終不信作家之無靈魂者而能有文學矣”。（唐德剛：《最後的光輝：談談張愛玲》）
唐德剛不相信作家無靈魂而能有文學，趙樹理就是一個有靈魂的作家。張愛玲是貴族文學小資情調，趙樹理是平民文學農民本位。
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趙樹理并不輸給張愛玲。五四文化運動以來，歐化文學嚴重脫離大衆，趙樹理給農民讀《阿q正傳》可是沒人聽懂。趙樹理開創了通俗化，大衆化的創作風尚，創立了新的小說形式——評書展現代小說形式。
趙樹理是一個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以農民為對象，為農民說話的作家。周揚在1962年大連會議上說：“中國作家中真正熟悉農民、熟悉農村的，沒有一個能超過趙樹理“，稱贊是描寫農民的“鐵筆、聖手”。
趙樹理有明确的目的意識，就是為農民、寫農民、給農民聽、給農民看，《李有才闆話》問世後，被許多地方幹部當作土地政策指南念給不識字的農民聽效果不錯。趙樹理說得很明白，“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隻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裡去趕廟會，兩三個銅闆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這是我的志願。”
趙樹理把自己的小說稱作“問題小說”，要求“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我自己甯可不在文藝界立案，也不改變我的看法。隻要群衆看得懂，愛讀，這就達到我的目的了。”
“我是農民中的聖者，知識分子中的傻瓜”，這是趙樹理自己的感歎。有人批評趙樹理隻有政治方向，沒有文學方向，實際上這是對趙樹理的誤讀。趙樹理始終在堅持為農民說話，并且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
建國以後，趙樹理開始被邊緣化，其寫作被批為“狹隘的農民世界觀”，“沒有塑造出英雄人物”，“善于表現落後的一面，不善于表現前進的一面”。趙樹理由于在建國後多次寫“中間人物”而受到批評。
趙樹理自己說，“胡喬木同志批評我寫的東西不大 (沒有接觸重大題材) ， 不深， 寫不出振奮人心的作品來， 要我多讀一些借鑒性作品， 并親自為我標明了蘇聯及其他國家的作品五六本， 要我解除一切工作盡心來讀。”
1959年趙樹理給《紅旗》雜志上“萬言書”,表達自己對農村浮誇風氣的看法，後來被批判與彭是“一個腔調”。
趙樹理被譽為“人民作家”，因為很少有趙樹理這樣不管風雲變幻，一直都堅持自己的文學理想和操守，堅持為農民寫作癡心不改，對農村存在的問題“痛若切膚，為農民代言”。現在不要說農民作家，就是給農民說話的都很少了。
因為時代的變遷，趙樹理被人遺忘和冷落，張愛玲風生雲起紅透文壇，但是趙樹理已經走入了中國文學史，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