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蔣子文 實習生 楊娜
近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報道了現任上海大學曆史系副教授、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肖清和2009年博士畢業論文後記引發輿論關注一事。後記中，他講述了自己本是一位放牛娃，從安徽潛山一個小山村出發，最後考入北京大學。
肖清和的故事再度引發網友關于“寒門能否出貴子”的讨論。與肖清和類似，2017年博士畢業于中國科學院大學的黃國平也曾因其論文緻謝回顧自己如何一路走出小山坳、和命運抗争的經曆，打動了大批網友。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注意到，在網絡上關于“寒門能否出貴子”的議論聲中，一篇由現任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南大學社會調查與民意研究中心主任董海軍教授撰寫的論文《成長的驅動與機會：底層苦難經曆的自我民族志》進入公衆視野。
論文中，這位社會學教授以自我為研究對象，以主位視角采用自我叙事的形式，着力于自身的生活經曆，從自己的個人生活開始，關注自己的情感、思緒和情緒，進而通過個人民族志的方式回答“寒門能否出貴子”的問題。
董海軍在論文中認為，在底層家庭背景下，物質限制的困争、家人的家常囑咐以及身體勞動的規訓，能激發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欲望，通過控制自己的時間使用、心志錘煉和移情了解來獲得成長品格，接受社群文化的熏陶與結構時勢的挑戰，共同驅動促進寒門子弟跨越原生的生活世界來實作階層流動。
澎湃新聞查詢中國知網發現，這篇論文刊發于北大核心、cssci期刊《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作者董海軍同時還是湖南省婦女兒童健康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論文也被作為2018年度湖南省婦聯重大課題（項目編号:18zda01）的階段性成果。
中南大學官網顯示，董海軍2001年大學畢業于湖南科技大學（湘潭師院）思想政治教育專業，2004年碩士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專業，2007年博士畢業于南京大學社會學專業。
博士畢業後，董海軍于2007年6月進入中南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擔任副教授，兩年後任該校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副主任、副教授，同時在商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其間，他于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赴江蘇徐州沛縣大屯鎮挂職擔任黨委副書記，于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獲國家公派留學通路美國德州農工大學。2015年9月起，董海軍任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上述論文中，董海軍分章節論述了“家庭背景：因病緻窮的底層人家”、“寒門生活底層勞作的成長效能”以及“環境文化熏陶與結構機會”。其中，作者又分别從“物質限制的困争”、“家人的家常囑咐”、“身體勞作的規訓”三個方面分析“寒門生活底層勞作的成長效能”。
董海軍在文章中寫道：“從家庭背景來說，有人幼失怙恃，有人卻是口含金湯匙。我自認為出身不好也不壞，20世紀70年代後期出生在湖南衡南一個普通農村家庭，離鎮上步行小路一小時左右，馬路10公裡左右。我兄弟兩人，爺爺奶奶和未結婚的叔叔一起生活，上國中時大齡叔叔從家裡出走，至今杳無音訊。除了父親上學到國中外，家裡長輩‘鬥大的字不識一筐’，基本沒有上過學。母親體弱多病，但父親身材高大，能力較強，80年代在生産隊裡砌了第一棟五間紅磚房，并且做了小工頭，開始帶着年輕農民到衡陽市裡攬活做。但好景不長，在我六七歲時，可能因為勞累過度，父親在家突患腦出血，經醫院搶救得以蘇醒，但落下後遺症，記憶功能衰退，健忘比較嚴重，再也不宜外出務工。家裡因病緻窮，隻得守着農村幾畝薄田度日。”
如此的經濟基礎也決定了董海軍節儉的生活習慣，他記得：“大學時申請困難補助時，我心情極其複雜地寫實性用過一句話：家裡唯一的電器就是電燈泡。直到我讀博依靠兼職收入給家裡買了一台電視機才打破這個狀況。當然，申請書中沒有彙報的是，為了節約電費，電燈泡的功率還極低，除了春節時挂在堂屋外使用的百瓦燈泡外，一般是5瓦的燈泡，還是挂在二間房中間的門的上角，以便實作一個燈泡照亮兩間房。”
董海軍分析稱，“父母因身體原因不能出外享受打工經濟，我家經濟來源主要靠家庭農業勞作，而其效益是很低的，應對之策無非是進行内卷化的勞作和額外承租村民流轉的稻田，總之就是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力。我和弟弟自然成為替補的主要勞動力。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帶點事後分析的味道認為，寒門生活中的物質限制下的困争、家人的家常囑咐以及身體勞動的規訓，促進了個人獨立、自律、堅韌、擔當、勤儉和成熟品格形成，驅動我控制自己的時間使用、錘煉心志和移情了解社會，跨越原生的生活世界實作了階層流動。”
而他在回顧自己父親、爺爺奶奶的家常囑咐時也提到，“家境與勞動讓我很早就認識到，讀書基本是我個人走出底層的唯一途徑。山村裡沒有其他誘惑，讀書跳出農門的誘惑驅動力最大。”
在董海軍看來，“在寒門情境中，子弟如何選擇行為，這有一個主觀的過程。面臨困境的行為選擇有很多種。将困境單歸于社會，可能要麼外向反社會，要麼内斂抑郁，抑或消極沉淪于聲色犬馬，在農村也就是沉迷于賭博。若将困境單歸于村莊條件，可能就随波逐流，或者倡導改造村莊抑或外出務工。若将困境單歸于家庭或個人，那麼很可能就在于改造自己尋找向上流動的機會。”
“另一方面，社會結構提供的機會對于個人成長具有重要的影響。社會結構論一直以來強調宏觀的社會結構對個人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個人所能獲得或者是接觸到的結構機會，就如恢複聯考的制度設定為人們提供的上升機會深刻影響着社會流動一樣，深度影響了個人的發展。”
而在董海軍成功的求學、就業經曆中，不乏偶然性的“陰差陽錯”：“在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之前，中專畢業能‘包工作配置設定’，而讀高中能考上大學的比例很低，不确定性很大。是以，優秀拔尖的國中生第一志願選擇是報考中專。學習非常勤奮且聰穎的國中同學，若考上中專，畢業後絕大多數配置設定回到鄉鎮或縣域機關工作。而我卻因中考成績不理想與中專失之交臂，進入到省重點高中縣一中。”
在論文結尾，董海軍總結稱，“總體上說，個人成功嵌入在個人努力與時勢結構機會中，是由多因素共同影響決定的。寒門子弟的成長亦是如此，并且其個人努力更重要，意義更重大。”
責任編輯：鐘煜豪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