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34期，原文标題《陶淵明，田園與歸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歸隐田園，親身參加勞動，才成就了陶淵明的田園詩。在那些詩歌中，他第一次把那種平凡簡樸、司空見慣的農村景象，用詩歌形象表現出來。
記者/艾江濤
《歸去來兮圖》之《問征夫以前路》，此畫為明代馬轼與李在、夏芷合作，描述陶淵明棄官辭歸的情景
山丘與塵網之間
晉安帝義熙元年（405），40歲的陶淵明正式辭去最後一任官職——陶澤令，回歸自己心心念念的田園。正式隐居之初，他帶着解脫而愉快的心情寫下《歸田園居五首》，其中有這樣的句子：“少無适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研究者發現，陶淵明這裡的“三十年”有誇飾的成分，實則從他29歲第一次出仕擔任江州祭酒算起，為官時間不過十來年。隻是，人們從這首詩中不難發現，陶淵明在少年時代便與世俗不同，渴望山林的退隐生活。既然如此，他又為何出來做官呢？
陶淵明出生的時代，東晉門閥士族正興，門第是每位士人首先面臨的問題。正如陶淵明在《命子》詩中所追述的家族譜系，學界一般認為他的曾祖正是那位在東晉政權建立中立過重要軍功、被封為長沙郡公的陶侃。即使這樣一位東晉名臣，在當時仍然面臨門第的考驗。由于陶侃的父親曾為吳國将領，作為一名亡國将領，陶侃在幼年時完全過着孤貧的生活，後來他汲汲進取，仍不為當時士林所重。《世說新語》的一則注解中，劉孝标引用《晉陽秋》中的記載，說有一次陶侃與羊晫同車去訪東吳名士領袖顧榮，被吏部郎溫雅看到，竟諷刺羊晫：“奈何與小人同載？”
陶侃去世後，其家族聲望有減無增。史籍記載中，陶淵明的祖父陶茂曾出任武昌太守，他的父親卻未留下任何記錄。學者錢志熙在《陶淵明傳》中推測，陶淵明的父親很可能未曾出仕，本身就是隐士。也就是說，按照當時門第劃分，陶淵明隻能算一名寒素士人，如此，似乎也不難了解他為何“性本愛丘山”。
宋畫《虎溪三笑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fotoe供圖）
同樣寫于義熙元年的《歸去來兮辭》序中，陶淵明談到少年家貧，耕種不夠自給，親朋好友都勸他出去做官吏，以求溫飽。後來很多詩文中，陶淵明都在說明，他的做官主要是生活所迫。對這種解釋，錢志熙分析還有一個原因是，陶淵明曾做桓玄參軍，而桓玄後來篡位為帝，盡管謀反發生時，他剛好因母喪離開江州，但對潔身自許的他來說，不能不算一個污點。正因如此，“淵明更感覺到早年輕率出仕，在政治選擇上完全是一個錯誤，是以也就不願意承認有追求政治前途的動機”。
盡管如此，這并不表明陶淵明沒有建功立業的想法。祖輩的功業垂範在前，少年貧寒的他好讀博學，積極進取，正像後來《雜詩》其五所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遠翥。”
然而，在擔任江州祭酒不久之後，他便難以忍受那種俗吏的生活，辭職回家。一段時間，他和繼配夫人過上了真正的耕讀生活。直到34歲時，才再出仕成為桓玄的幕僚。在錢志熙看來，從主客觀條件來看，陶淵明注定無法像祖輩那樣建功立業：“陶侃一個寒素之士，曲剛作柔，折節事人，從一個小吏踏踏實實地做起，這種能力是淵明不具備的。陶侃在兩晉之際，當門閥士人普遍缺乏實幹精神和實際的治軍理政能力的時候，依靠早年辛苦積累的政治資本，及時地發揮他的出群濟時之才，走上功業的頂峰，可以說是一個善于抓住機會的人。而淵明卻把追求自然的個性和真、善的原則放在第一位，在亂世将臨時，他采取的是退卻而非利用。”
不管怎麼說，義熙元年之後，陶淵明步入了真正的田園隐居生活，不再受塵網羁絆。其實在那個時代，隐士并不鮮見，卻很少有堅決與世俗決裂的真隐。
更重要的是，與其他隐士不同，陶淵明選擇了一條與衆不同的人生道路：躬耕田園，自食其力。在當時士人中間，這絕對屬于特例。學者葛曉音在《山水田園詩派》一書中發現，比陶淵明稍小，後來以“山水詩”出名的詩人謝靈運，雖然擁有連山帶湖的莊園，其中農田、果園、山林、澤陂一應俱全，但他卻鄙視耕稼，“既笑沮溺苦”“耕稼豈雲樂”，對田園風光視而不見。
這也成就了陶淵明所開創的“田園詩”。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龔斌便這樣對我說到他的觀點：“陶淵明歸隐田園，親身參加勞動，才有了田園詩，成就了一個偉大詩人，如果他不隐居參加勞動，就不存在後來的陶淵明。”
陶淵明開創的山水詩，以純樸的鄉村圖景和高遠的感懷興寄，為後世文人所追慕（fotoe供圖）
田園的現實與理想
從事耕稼，為陶淵明提供了寫出田園詩的客觀條件，但山水田園詩的出現，即将山水田園風光首次作為客觀的審美表現對象，卻與那個時代玄學思想的發展不可分割。正如葛曉音所言：“中國的山水、田園詩同時出現在晉宋之交，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國文人在山水、田園兩種題材中所表現的精神旨趣，在玄學思想的催化下趨同的結果。”
在東晉玄學的發展思潮中，支遁援引佛理對《逍遙遊》的新解釋是其中關鍵一環。根據支遁的了解，隻有保證客觀物質的“至足”，才能談得上逍遙，要“物物”“至足”，并能滿足于已享有的物質，自然天真快活。戴逵後來在《閑遊贊》中對此有充分闡發：“況物莫不以适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岩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淡泊之願于是畢矣。”至此，山水遊賞成為體悟“适足自得”這一最高境界的最好方式。
葛曉音分析，“陶淵明所接觸到的玄學，應是支遁的‘新理’流行之後，到慧遠時愈趨佛理化這一階段的思潮”。可以佐資的是，盡管陶淵明的讀書治學，并不以玄談老莊為尚，但他卻深受東晉名士，也就是外祖父孟嘉的影響。孟嘉曾為東晉權臣桓溫參軍。一次，衆人随桓溫遊覽龍山，席間大風把孟嘉帽子吹落，桓溫示意衆人不要告訴他，看他如何反應。誰知孟嘉卻渾然不覺，依舊風度翩翩。桓溫令孫盛以此作文戲弄他，誰知孟嘉即席出答，出口成章，引來舉座贊歎。可以想見，孟嘉這種忘懷自我、放浪形骸的名士風度，不可能不對陶淵明産生影響。
其實，在田園詩外，陶淵明也寫了少量山水遊賞之作，這自然是那個時代風習的展現。《和郭主簿兩首》其二：“露凝無遊氛，天高肅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所寫便是廬山秋天的景象。《遊斜川》則可以看作标準的山水詩。龔斌還發現，此次遊曆明顯帶有模仿王羲之蘭亭雅集的痕迹。“新年第五天帶着老鄉遊玩，帶着酒，寫詩之後把自己名字寫下來，屬于文士雅集。在他之前最有名的雅集有兩次，一次在西晉元康六年（296），石崇在洛陽外的别墅金谷園，邀請當時名士30人，遊覽之後各人賦詩，裡面名士的頭蘇韶，50歲；第二次是王羲之在山陰會稽蘭亭雅集，當時他周歲50。陶淵明的《遊斜川詩序》明顯模仿《金谷詩序》和《蘭亭序》，先寫遊覽地點，風光之美，接下來寫生命短暫，再接下來寫參會人員情況，與王羲之雅集一脈相承。這一年陶淵明也是50歲。”
《陶淵明故事圖》，明陳洪绶繪，全卷分為十一段，現藏美國火奴魯魯藝術學院（fotoe供圖）
田園、山水同為自然的一部分。或許可以說，陶淵明的田園詩正是當時遊曆山水之風與歸耕田園結合的産物，唯此，田園不再是中國古詩傳統中那個表現農事悲辛的對象，第一次具有了審美的意義。那麼，陶淵明在他的田園中又發現了什麼呢？
剛剛回歸田園的陶淵明，有一種複返自然的喜悅，他筆下集中展現在《歸園田居》中的鄉村景緻，看上去也有了一種理想的色彩。“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颠。”（其一）這幅恬靜安詳的村居圖，在晉宋之交的亂世，當然帶上了幾分理想的色彩，卻也成為後世文人理想的耕讀生活。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其三）與上面一幅圖景不同，這首詩表現的是一種充滿詩意的耕作生活，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葛曉音才将陶淵明所開創的狹義了解的田園詩，描述為“讴吟農村甯靜悠閑生活的牧歌”。
陶淵明的田園詩是以成為後世詩人追慕學習的對象，還在于他獨到而細微的發現。用龔斌的話說，“建安文人盡管也寫到田園山川的景象，但内心與這些景象沒有多大交流，主要還是一種娛樂的目的。至于到農村參加勞動，更加不可能。陶淵明把那種平凡簡樸、司空見慣的農村景象，用詩歌形象表現出來，這是第一個”。
晉安帝元興二年（403），陶淵明正式歸隐前兩年所寫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便描述了樸實自然的鄉村風物。其中兩句“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最為後人稱道。開闊的田野上吹來柔和的遠風，感時而發，田中禾苗也發出了新芽。這些樸素不過的鄉村景象，第一次在陶淵明的詩中煥發出無限詩意。
然而，田園生活真的那麼美好嗎？事實恐怕并非如此。晉安帝義熙四年（408）六月，詩人在柴桑附近的上京之居遭遇火災，不得已隻好暫時栖身于門前水中的一條船上。不久後，他又遷徙西廬。義熙十一年（415），陶淵明完成最後一次遷居，搬到浔陽負郭的南村。由于家口日繁，年邁多病，屢遭年災，詩人甚至常常有斷炊之虞。《乞食》一詩中，他寫道：“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主人解餘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觞至辄傾杯。”被饑餓驅使，年邁的詩人帶着惶惑與慚愧，不得不向鄉人求食。隻是，一旦有酒喝，他很快又忘記了困苦。
陶淵明筆下的田園，似乎始終震蕩于濁世悲辛與“桃花源”那樣的理想之境中，這一點，與他為官作吏10多年的無奈現實和“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慨歎之間的距離，何其相似。可以發問的是，支撐他甘于躬耕田園二十餘載的内在力量，究竟是什麼？
《淵明醉歸圖》，明張鵬繪，其詩文多與酒相關，該圖描繪醉酒歸家的陶淵明（fotoe供圖）
菊花與酒背後的道
世人皆知陶淵明喜愛菊花和酒。“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觞雖獨盡，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複得此生。”（《飲酒二十首》其七）這首詩，似乎最好地表現了菊與酒，在陶淵明心中的位置。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一文中談到陶淵明時說：“他的态度是随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憂無怨。是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這樣的自然态度，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擡起頭來，悠然地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作詩，叫做‘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于淵明的高緻，我覺得不太像。”
淵明為何不易效仿？龔斌的看法是，“陶淵明的詩文是他整個人格思想的結晶，如果沒有他那樣高的人格和思想，怎麼能達到他那樣的水準呢？”陳寅恪大概是第一個将陶淵明視為大思想家的學者。在上世紀40年代的一篇長文《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的關系》中，陳寅恪将陶淵明的思想總結為“外儒而内道，舍釋迦而宗天師者也”，這是一種富有創見的思想：“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學神仙，唯求融合精神于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因其如此，既無舊自然說形骸物質之滞累，自不緻與周孔入世之名教說有所觸礙。”
盡管陳寅恪已對“新自然說”有所闡述，但究竟應該對此如何了解，龔斌進一步向我解釋：“新自然說是針對以嵇康為代表的舊自然說而言。舊自然說，有一個取舍的問題，取自然而抛棄名教，這就是嵇康的一個重要命題：‘越名教而任自然’。另外一點，嵇康的舊自然說，相信神仙的存在，他的著名論文《養生論》，就認為書上寫的古代神仙肯定存在。既然認為神仙存在，怎麼成仙呢？就發揮出養生的辦法。無論新舊，都有自然兩字，意思是他們都肯定自然。差別在什麼地方？嵇康的自然就是人的任情，嬉笑怒罵、喜怒哀樂這些東西。陶淵明是個偉大的詩人，也重視感情，但他的自然，是順從化遷，順着自然萬物的變化而變化。”
陶淵明“新自然說”的思想，集中展現在《形影神》詩中。第一篇《形贈影》中寫“我無騰化術，必爾不複疑”，便否定了神仙之說，肯定生命的自然終結；第三首《神釋》中，他更是提出自己人生哲學的精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在龔斌看來，這種新自然觀實則來自儒家的“居常待盡”和莊子所說的“處生樂死”。既然對生死有了了悟，順從萬物化遷，更有什麼可以焦慮困惑？
有趣之處在于，在陳寅恪看來，即便在佛教大發展的東晉，陶淵明與佛教思想也無緣。要知道，陶淵明居所附近的廬山就是佛教的一大中心，他更與當時著名高僧慧遠和尚有交遊。這或許從《蓮社高賢傳》的一則記錄中看出端倪：“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晉安帝義熙十年（414）七月，廬山東林寺住持慧遠等人結白蓮社，與陶淵明同為“浔陽三隐”的劉程之也是社中成員。陶淵明為何“攢眉而去”，不響應他們的招集呢？龔斌認為：“核心原因在于陶淵明的思想和佛教思想存在深刻沖突。一個沖突是慧遠認為‘形盡神不滅’，因為神不滅，才有了因果報應。但是陶淵明認為‘形盡神滅’，身體完了，靈魂也沒了，所謂‘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另一方面，慧遠主張佛教的善惡因果報應說，而陶淵明懷疑善惡因果報應，他在《飲酒二十首》其二便講：‘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認為善惡之報為空言。”
陶淵明以好酒知名，龔斌粗略統計了一下，在他存世的120多首詩中，寫到酒的便有50多首。飲酒對他來說，更像是體悟他那任真自然人生觀的一種方式。正如《連雨獨飲》中所寫：“故老贈餘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觞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本文寫作參考邵長滿等人編選《陶淵明集》、錢志熙著《陶淵明傳》、龔斌著《陶淵明傳論》、葛曉音著《山水田園詩派》等書。感謝胡曉明、李亞娟對采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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