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日常生活的資料資訊，主宰着越來越多的商業決策。那麼對大資料毫無貢獻的人群，又該何去何從?
大資料時代，不少人擔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受到形形色色的監控、追蹤，進而簡化為資料點，經過一番運算，用于見不得人的政府或企業勾當。另一方面，相對脫離數字世界的人群卻可能面臨完全相反的問題，根據《斯坦福法律評論》(stanfordlawreview)最近刊載的一篇文章表明，該群體缺乏關注。
“大資料對沒有被它吞噬的群體也構成一定風險，這個群體的資訊沒有得到定期的收集、整理或提取。”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喬納斯?勒曼(jonaslerman)寫道。曾幾何時，日益膨脹的大衆數字資料大部分被商家所用，作為提供個性化廣告和優惠券資訊的參考，誰管你需不需要這個資訊?然而今時今日，“大資料”分析漸漸影響着各種重大決策，決定着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機遇。通過背靠資料預測未來，零售商确定了新店地點和商品價格，企業設計出了新産品，政治家制定投票率政策，分析家研究出疾病傳播方式與恐怖分子的動向。甚至是白宮也發起一項價值2億美元的計劃，旨在幫助決策機構從大資料中“擷取、整理并推斷出結論。”
對勒曼來說，組織這些資料力量是為了給“大資料邊緣”人群創造全新形式的無聲主義，将顯著放大現有的地理、經濟及社會階層的不平等現象，并将影響資料集結果，使其偏向大多數群體。“這可能重組社會架構，将來唯一事關緊要的人群、唯一有資料價值的人群，是會定期為正确的資料流做出貢獻的人群。”
勒曼列舉兩個假設個體，作為例子：
01：一位居住在曼哈頓的30歲白領。她使用facebook、谷歌、網飛(netflix)和亞馬遜，擁有借記卡、信用卡、購物卡、公交卡、以及在汽車儀表闆上電子支付通行費的快易通(ezpass)。智能手機裡和車載的gps導航系統引導她走天下。
02：一名散工，居住在美國最窮城市—紐澤西州卡姆登市，距離曼哈頓2個小時的車程。他的工作酬勞以現金私下結算，沒有手機、有線電視和電腦。他坐公車付現金，家裡沒有車，偶爾在圖書館上網。
勒曼指出，今天很多大資料工具都經過校準，專門針對“足迹遍布數字世界的”曼哈頓人。“大資料所塑造的世界會考慮曼哈頓人的習慣和偏好，會慢慢演變成屬于她的世界。但目前，大資料忽略了我們卡姆登的兄弟們。”他認為，随着大資料進一步重整政府與市場秩序，卡姆登等地區的居民将被逐出機遇之門，甚至連民主參與也無福消受。
解決方案還是有的。他提出，方案一是確定決策者在設計新的公衆安全項目時，能夠在大資料途徑之外考慮到未能深入數字世界的群體。最終，聯邦政府甚至可能通過與2008年《反基因歧視法》（由布什總統簽署，禁止人壽保險公司以某人具有對某種疾病的易感基因為由，取消、拒絕對他進行保險或提高保險費用，禁止雇主以遺傳資訊為依據進行雇傭、解聘、升職、加薪，或做出任何與雇傭行為有關的決定）類似的新民權法案。
他最後強調，“要確定大資料革命是一場公平的革命，其益處能夠得到廣泛、合理的配置設定，我們可能還需要保證少數群體不被遺忘、不被排斥的權利。”
<b>原文釋出時間為：2014-01-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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