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夾道歡迎”耳熟能詳，夾道往往意味着禮遇和尊崇，然而在歐洲軍隊中，千年來卻奉行着另一種恐怖的夾道——“夾道之刑”（running the gauntlet）。
“夾道之刑”在西方軍隊的曆史非常悠久，古希臘羅馬時代便已存在。希臘人稱之為xylokopia，羅馬人稱之為fustis，大體上是一種公開杖擊或鞭笞。但與普通鞭刑、杖刑不同的是，它由受刑人的軍中同袍左右列為兩行親自動手執行，不僅是一種肉體上的懲罰，更是精神上的淩辱，相當殘酷。羅馬軍團有時甚至用它來執行臭名昭著的十一抽殺律（decimatio，對叛亂、臨陣脫逃、丢失軍旗的部隊以抽簽的方式集體處決十分之一）。
普通的公開鞭刑，法國畫家讓讓·巴普蒂斯特·德布雷 (1768–1848)繪制
羅馬軍隊中的十一抽殺律
近代歐洲軍隊繼承了這一特殊的懲罰手段，甚至有所“推陳出新”。今天英語世界通行的稱謂“running the gauntlet”有時會讓中國讀者一頭霧水，因為字面的意思仿佛是“跑金屬護手”。其實這個說法大約是在17世紀30年戰争期間，英國軍隊與瑞典軍隊并肩戰鬥時傳入的。來源為瑞典詞gatlopp（路與奔跑的複合），英語最初轉寫為gantelope，後來因與軍人們熟悉的術語gauntlet（歐洲盔甲中的護手部分）形似，以訛傳訛之下，便成為了更通用的running the gauntlet。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的金屬護手（gauntlet），其實與軍法中的“夾道之刑”并無直接關系。
近代歐洲軍隊中施行的“夾道之刑”，通常采用如下方式：受罰的士兵被剝去上衣，其戰友手持棍棒或鞭子予以“歡迎”。行刑人持劍走在犯人前方，以防備他逃走。偶爾反而還會被捆綁，行刑官手上拖曳着繩子，如同拖曳牲口。按照最嚴苛的傳統，犯人必須堅持走完行列，才算成功贖罪。此刻他便赢回了清白，可以重返行伍。如果他半途而廢，就必須重頭開始，循環往複，直到死去。在一些經過改良更加人道的規則裡，如果犯人确實體力不支無法繼續了，行刑官則會宣布終止，犯人能夠撿回一條性命。
1564年版畫上記錄的“夾道之刑”
這種特殊的刑罰也不無規則。例如，通常要求兩側實施毆打的士兵采用棍棒等鈍器，而禁止開刃的武器，以免留下緻命傷。犯人在行進期間，可以用手護頭——于是主要受擊打的部位在背部；同時，行刑的同袍們被要求必須保持至少一隻腳留在地面，這樣就杜絕了惡意的、拼盡全力的毆打。總而言之，“夾道之刑”雖不乏肉體上的摧殘，但主要的用意，還是精神層面的懲罰和侮辱，而非取人性命，與歐洲一度同樣流行的枷刑有些許類似。當然，與普通枷刑相比，夾道之刑持續時間更短，也更私密（通常隻發生在軍營内部而非大庭廣衆），不過，犯人面對長長的兩排行刑人所帶來的恐懼、壓力與風險就不是枷刑可比的了。
17世紀的歐洲枷刑
以今天的标準，這種刑罰十分殘酷。但許多軍官将其視為“治病救人”的手段，更加吊詭的是，由于此刑必須依靠衆多士兵執行，它反而能展現某種基層的“民主”，甚至客觀上糾正上級錯誤的懲罰。例如，1760年，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的英國水兵僅僅因為回艦隊報到時間稍晚，就被軍官罰以三次“夾道之刑”——倘若嚴格執法，這足以緻命。他的戰友們紛紛鳴不平，覺得過于苛刻，但軍官又拒絕收回指令。于是出現了一場奇觀——所有行刑的水兵們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弗朗西斯三次受刑，最後竟然幾乎毫發無傷。
由于以上種種原因，“夾道之刑”在歐洲存在了很長時間。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革命政府在法國陸軍中廢除了“夾道之刑”，但海軍卻繼續保留（那個年代的海軍更容易嘩變，并且兵員不易補充）。普魯士、奧地利等德語國家也流行同樣的刑罰（德語稱spießrutenlaufen）。普魯士騎兵甚至有着自己的獨特“發明創造”——用馬镫繩替代了一般的木棒皮鞭。那個年代相對文明的英國皇家海軍也長期執行這種冷酷刑罰，直到1806年拿破侖戰争期間方才廢除。而較為封閉落後的俄國則施行到了19世紀中後期，甚至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中都還有所表現。
1845年執行夾道之刑的俄國軍隊
不過，曆史終究是在進步的，19世紀之後，西方軍隊的管理日趨制度化、科學化、人性化，鞭笞、“夾道之刑”、“卡勒”（cale，受刑人被綁在桁端，頭朝下反複浸入水中）等過時、醜惡的刑罰慢慢退出了曆史舞台，當然，軍法中對逃兵、嘩變、不遵守軍令的處罰同樣嚴格。一些國外軍校中還保留着特殊的“夾道之刑”，但這隻是為了訓練學員的膽量，不在是一種體罰，更不緻命了。如今，我們隻能在藝術作品中重新見到這種刑罰——例如，美國文豪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以及大導演斯坦利·庫布裡克1975年的電影《巴裡·林登》。
《巴裡·林登》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