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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華談男女有别,拉到文末有福利(柯震東)那些年,男孩問how女孩問why

作者:大豆和他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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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華語 九把刀

林奕華談男女有别,拉到文末有福利(柯震東)那些年,男孩問how女孩問why

大豆看電影|第 24 篇

文 | 林奕華

| 林奕華按:|

在說創意課上,一位同學分享了一段兒時經驗:

「我忘了是幾歲的時候,五六歲左右吧,爸爸媽媽常常說我是撿回來的。每晚爬上床後,他們那些話不斷在我的腦海裡盤旋。之後,我開始觀察自己的樣子,每天花上很多時間對着鏡子,看看自己跟他們有啥不一樣,差別在哪兒。因為小時候看過不少電視劇、故事書,都會講到後母或後父怎樣惡待不是親生的孩子。我是以受到影響,除了害怕父母真的可能是養父養母外,又産生不同的幻想,想像着爸媽撿我回來的原因,或從哪裡把我撿回來。」

這種想法應該很多人都有過,包括我自己。

兒時的我偶爾也會胡思亂想,如果自己真是被撿回來的,那某處應該會有更好生活條件,給我買更多玩具的父母在等着把我領回去吧。想着想着,便開始提出反問 , 真有這樣一日,自己會作何選擇?會不會後悔?連兄弟之間的感情也考慮在内:父母換了,那一起長大的夥伴舍得嗎?

但不論如何,這些小時候的「思考」,絕少脫離同一點:「愛」。

可以是由于欠缺愛,也可以是對更多的愛有所渴求,我們大都從這個原因開始讓小腦袋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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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成長中的小男生和小女生,自然而然會在思考方式上出現分歧。

男生在小時候想的,大多與「行動」有關,例如跟夥伴玩什麼遊戲,如何欺負女生更能取得成就感,或跟讨厭的人如何分出高低勝負等。問号背後,無一不跟才能、體能、競争扯上關係。

小男生關心的,一言蔽之,就是找尋途徑的「如何(how)」 ——也就是社會一直鼓勵人們遵從的基本生存法則。

而這種可說是按「男性」思維模式發展的生存法則,又得到我們的教育制度大力推許,進而給多數人灌輸了名叫「定律」的觀念,就是無論發生任何狀況任何問題,「多說」屬于「無益」,最佳面對它們的态度,便是以極速時間和最低成本的「方法」把問題解決,總之一切以「務實」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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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性别的本色也可以被社會所改變。若說女性天生浪漫,但随着時代轉變,今日女生們也已适應,甚至樂于和男生一樣奉行以「如何」的思維模式處理感情糾葛。

按道理說,這樣的态度若真标志兩性是站在觀念一緻思想同步的基礎上往前走,那麼,号稱男人女人分别來自哪顆星的理論豈不都成過去?

偏偏,「如何」到底仍是學習得來的外功,女性念念不忘的仍是「為何」。就像,「她」被愛了,卻仍然會問愛「她」的那一位:「為什麼你會選我?」。

原因是,今日的女性雖在多方面有着與男性平起平坐的權利,但真要涉及存在價值,「我是誰?」的疑窦,還是如影随形。或更應該說,從小開始,女生被培養思考的終究問号,其實是「我是誰的誰?」

—— 皆因必須屬于某人,某團體,「她」才能從被接受的安全感中找到下一個問号:以「我是誰?」來引伸的「我是唯一的嗎?」。

「被愛」,亦即在夫妻口中獲得的肯定:「我愛你,因為你是你。」,雖不會完全中止女性一生在「為何」之中反複往返,但至少能把她們出于「自我身份危機」的焦慮舒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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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女性思考的那個「誰」,如是成為反客為主的「主體」。

這個人即便沒有眼睛、沒有面目、沒有身體,但隻要一日所謂的「真命天子」未曾現身,它的陰影便會長期籠罩,緻使女性内在的不安定感亦無法消除。

這種焦慮尤其容易反映在影視文化和有關的商業産品上。近年甚嚣塵上的「剩女」風雲,就是以一個「潮語」來達到恫吓女性必須以消費填補「遇又非偶」的空虛。

吊詭的是,女性一方面明知道理想男性在現實中是鳳毛麟角,另一方面,社會又不遺餘力把男性的形象搭建得愈來愈高大。

雖然這個反差也是「必然」的: 日常生活中男性自我形象越萎縮,銀幕上的英雄心理便越膨脹,最後促成的結果隻有一個:

女性紛紛投入虛構世界裡等待心儀的那個人找到她 。

4

男生呢?無改從小便學會的行動勝于言語:用行動「追」。

台灣青春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票房上大收旺場,教多少不敢造次的「宅男」們在銀幕下看得眉飛色舞,正正因為電影完全符合他們對自我能力的要求:哪怕沒有實際行動,也要懂得「如何追」。

男性會把自己放在「獵人」的位置,但女性既不甘心當「獵物」(否則不會有「公主病」),也不願意轉過頭來把自我想像成「獵人」,《那些年》在她們看來是一樣奏效的「愛情片」,因為片中的女主角與所有普通女孩無異,能從思考「浪漫是什麼?」之中享受身為「女性」的樂趣(才能把愛慕存放心中老而彌堅)

5

隻是銀幕上有人主動,有人被動的「愛情」,現實裡卻更多情況是「敵不動,我不動」,然後雙方「寸步難行」。

兩性在立場上的對峙局面,造成他們在感情路上的各種「錯過」。然而他們卻情願相信是時間不對,要求不對,連對象也不對。類似盲點,又該用「如何」還是用「為何」來解決?

試想人人面前都有兩本參考書,一本叫《如何》,另一本叫《為何》,更受歡迎的應該是前者吧。誰叫生活在什麼都講求實際效益的社會裡,計較眼前得失的人多,追求在思想領域裡策馬馳騁的人少。

6

但,對于連對象是零的寂寞人,即便問多少次「如何」也不見得馬上遇上對先生或對小姐。

至于已有固定交往對象者,一旦發現彼此因了解不足而産生沖突,念念有辭再多的「如何」也是治标不治本,因為感情問題真的出現疑難雜症,光是一個人願意吃的藥可不能治好兩個人的病——不是有說「甲之靈丹,乙之砒霜」?

既然情感沒辦法用「如何」來解決,那為什麼多數人還是不願意改為由淺入深的多問幾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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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考在情感問題上的「為何」,必須得追溯個人情感認知的曆史。

衆所周知,一個人的情感樣态,甚少不是來自家庭、父母。隻是中國小孩不像西方小孩般,從啟蒙階段便被鼓勵主動表達内心的喜怒哀樂, 因而更早學會與别人坦誠的互動。

反觀中國人的社會裡,情感的最大推動力往往是「責任」。正如回報父母的愛,隻有「一種」方式是最被認可的:順從(又名「聽話」)。

隻是,當愛因淪為條件制約變得消極,愛與被愛,便有可能變成飾演為了權利跟義務角力的雙方。

中國人的倫理關係,一直離不開權力高于情感,以緻子女對父母的情感,往往出于表面上的「敬畏」,背地其實是「害怕」,于是連帶「孝」這個字也帶着「放下自我」的色彩:知道「如何」,不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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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于父母對于我們的鞭策,變成我們從小對自己的要求,這些要求在成長過程中難免又被各式外在的原因——例如經濟壓力——内在化成心理壓力。

為了逃避壓力的束縛,對于父母的責任感便慢慢被異化成對愛的「疏離」。「疏離」的不止别人,其實還有自己,這便是幻想更能令人投入,而真實隻有「趕客」的原因:唯前者能叫我們通過愛上對象來重新愛上自己。

9

西方心理學告訴我們,我們追尋的「夫妻」,總有着我們欠缺的條件,故此,我們以為自己愛的是某人,實際上苦頭吃盡,都是在填補自覺不足的那個「我」。

這補償心理原來自小便影響着我們的成長——除非家庭裡從不讓我們覺得自己「是撿回來的」(不夠好),否則,純粹發自内心的戀愛很難在現實中開花結果,因為「愛」這個字永遠帶着太多家庭、社會,以緻傳統加諸我們肩上的「不能承受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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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回到最混沌的問題:什麼是純粹的愛?在我這個創作人看來,它與追求原創的原理并無二緻。

純粹的愛情一如創意豐富的作品,在現實中是如此的物以罕為貴——今天有人要創作劇本,或開拍電影,最看重的是手段(「如何」)而不是目的 (「為何」),同樣在愛情中,大家注重的是成果(「如何」),而往往忘了初衷(「為何」)。

也許是「愛情片」與「愛情小說」早已成了「愛情」的範本,緻使對于「愛情」的追求往往是看到别人擁有便覺得自己同樣需要,而并非誠心誠意的問「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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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叫好叫座被放在這個時代的顯微鏡下一放大,恐怕教我們看見現象多于愛情本身:

在别人的純情歲月裡,隻會折射出更多「孤兒們」的眼神:幸福與(還不知道「我是誰」的)我無關。

而且看過電影的我們千萬不要忽略其中的比喻:片中男主角父子吃飯時穿什麼?

是坦蕩蕩赤條條的什麼都不穿。

林奕華談男女有别,拉到文末有福利(柯震東)那些年,男孩問how女孩問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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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钭江明

聯合出品 百神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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