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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于平淡的隐士,還是利欲熏心的官僚?說一說西晉史上真實的潘嶽

作者:晉公子
甘于平淡的隐士,還是利欲熏心的官僚?說一說西晉史上真實的潘嶽
甘于平淡的隐士,還是利欲熏心的官僚?說一說西晉史上真實的潘嶽

本期話題

《詩經·北門》裡的那個小吏,被清代學者方玉潤稱許為失意的賢者。因為他面對生活的苦難,隻怨天而不尤人。其實這樣的人在曆史上還有很多,比方說寫過《秋興賦》的潘嶽,但他們真的是所謂賢者嗎?

上期連結:深度解讀《詩經·北門》:一個古代衙門小吏的辛酸生活史

甘于平淡的隐士,還是利欲熏心的官僚?說一說西晉史上真實的潘嶽

對《詩經·北門》,清代學者方玉潤做過這樣一番分析:

此賢人仕衛而不見知于上者之所作。觀其王事之重,政務之煩,而能以一身肩之,則其才可想矣。 而衛之君上乃不能體恤周至,使其“終窭且貧”,内不足以畜妻子而有交谪之憂,外不足以謝勤勞而有敦迫之苦。 重祿勸士之謂何,而衛乃置若罔聞焉。此詩之是以作也。然則衛之政事不從可知哉! 夫以國士遇我者,以國士報之,以庸衆遇我者,以庸衆報之,亦屬事所常然。而詩乃随遇安之,盡心竭力,為所當為,行所當行而已。 迨至無可奈何,則歸之于天,不敢怨怼于人,而可不謂之賢乎? ——《詩經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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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潤說,《北門》寫的那個衛國小吏兼荷天子與國君的兩重差使,繁劇的工作壓迫得他喘不過氣來。而這樣辛苦奔波卻隻能換來一點微薄的俸祿,以至于養家糊口都嫌不夠,家人們是以紛紛向小吏投去埋怨之辭。

内外交困,腹背受敵。陷入了這樣的窘境,小吏卻隻是怨天而不尤人,歎一句“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也就算了——“這便是賢者的品質”,方玉潤說。

我不得不坦承,讀過《北門》,我沒有生出對賢者的追思與慕想。相反,我甚至懷疑小吏連呼“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很可能是言不由衷的。

因為這兩句話讓我聯想到了另一個人和另一篇文章:

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讵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于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于容迹兮,殆不踐而獲底。阙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龜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綠水。 ——《秋興賦》

這是西晉作家潘嶽寫于公元278年的《秋興賦》。要不是一手錦繡文章給他鍍上了光環,潘嶽很可能會淪為曆史上的醜角。

《晉書》本傳說,潘嶽這個人“性輕躁,趨世利”,為了向當朝權貴賈谧獻媚邀寵,甚至不惜名節,望塵而拜。如此汲汲于利祿,甚至連潘母都看不下去了,屢次斥責潘嶽,要他知足,切忌投機圖利。

18世紀的法國作家布豐說過一句名言——“風格即人格”。它的意思是,一個作家的人格決定着他的思想感情的動向,進而也間接決定了作家的文學風格。

可是,我們把正史傳記所描寫的潘嶽的人格與《秋興賦》的風格一對照,卻發現布豐總結的那條“風格即人格”的規律好像不靈了:

一向利欲熏心的潘嶽突然在《秋興賦》裡搖身一變,成了莊子的信徒,表示自己要像《莊子·秋水》所寫的那樣,甯願學一隻龜自由快活地生活在泥水裡,而不願失去生命,被人五花大綁,擺在祭台上供萬衆瞻仰。這是怎麼回事兒呢?

從動機上分析,潘嶽寫下“龜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綠水”,和《北門》裡的小吏感歎“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類似,都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他們真的洞悉了世事的規律,看透了生命的苦難,因而大徹大悟,能坦然面對個人生活的不幸。

但也說不定,這兩個人的思想境界并不像他們唱的調子那麼高。或許他們隻是面對困境,束手無策,于是想找個理由來撫慰一下自己受傷的心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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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潘嶽,我幾乎可以肯定他屬于後一種情況。因為就在那篇《秋興賦》裡,潘嶽又寫道:

宵耿介而不寐兮,獨輾轉于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鬓髟以承弁兮,素發飒以垂領。仰群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

一個供職于親貴衙門的低級官員,當他豔羨地仰望着那些官場上平步青雲的大人物時,甚至覺得那些人官帽上的金珰和貂尾都在閃閃發光。

假如這個低級官員是莊子,我很難想象莊子會因為官職的卑微而自慚形穢,垂頭喪氣。可現在,這個低級官員換成了号稱莊子信徒的潘嶽,他卻沮喪地垂下了頭。

而更不幸的是,當他垂頭的一瞬間,眼角的餘光掃到了自己斑白的鬓發,于是一個更加殘酷的事實浮現了出來:眼見自己周圍的人一個個飛黃騰達,潘嶽自己卻十年沉淪,不得遷升,隻換得了歲月蹉跎,兩鬓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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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誇張地說,就在情不自禁地垂頭的那一瞬間,潘嶽不但暴露了内心的失意與脆弱,也同時擊碎了自己“莊子信徒”的人設。

可問題是,明明與莊子并不同道,潘嶽卻又為什麼非要攀援這位道家先哲呢?其實答案就在《秋興賦》的自序裡:

晉十有四年,餘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纨绮之士,此焉遊處。 仆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寝,匪遑底甯。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薮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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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嶽謙稱,自己并非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世家貴胄,而隻是一個山野草民,是以在散騎省那樣親貴紮堆兒的地方當差不能适應,非常難受。

雖然他把問題的症結違心地指向了自己,但其中揭露的事實卻是:潘嶽十年來的仕途失意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咎于西晉階級固化的嚴酷現實。

正如高勝利在《潘嶽事迹二考》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樣:

潘嶽處在門閥世族的西晉時代,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晉書·劉毅傳》) 的殘酷社會現實下,其平凡的家世不足以提供其仕途上的進取之資,又因為他年少就“才名冠世”,遂“為衆所疾”,出仕後又因卷入當時的黨派鬥争中,長年栖遲下僚。 ——《潘嶽事迹二考》

抛開朝中黨争的因素,我們不得不承認家世平凡的潘嶽的确是做了士族政治的犧牲品。

但是,對這個造成了自己不幸的真實原因,潘嶽卻不敢公開承認,更不敢公然批判。

因為堅持士族政治是西晉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貿然挑戰這個“政治正确”的原則是很可能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的!因言獲罪,嵇康的殷鑒不遠,潘嶽能不膽寒嗎?

在輿論鉗制的高壓下,即便寫文章發牢騷,潘嶽也不敢直指當權,筆墨撻伐。他隻好給自己的失意找台階,僞裝成莊子的信徒。

甚至為了避免惹來麻煩,潘嶽還閹割了莊子的隐士精神,宣稱不應該像莊子那樣高高在上,對奔走于仕途中的人們投以鄙夷和批判:“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讵識其躁靜”——“仕”之與“隐”純粹是個人的好惡,與道德的高尚或下流無關。

當你看真這樣一個潘嶽的時候,你相信他能做一個栖于林下的得道隐士嗎?

再說《北門》裡的那個小吏,雖然我們不能确指他究竟是誰,又經曆了些什麼事兒,但是從詩人的文字裡,我們所能看到的隻是他對公、私生活一遍又一遍的哀歎與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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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一遇到大災大難的年份,人們往往會乞靈于神佛,尋求宗教的庇護。

宗教的作用不是改變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改變他的心境,換句話說,就是當你身陷苦難的時候,有人會以佛祖的名義,就你的遭遇,給你一個解釋,告訴你苦難的到來是因為你前世造下了罪孽,而你隻要能忍過這番苦難,輪回之後便能再獲新生。

這個解釋就像一針杜冷丁,在你被苦難折磨得不堪的節骨眼兒上暫時麻醉你的精神。“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小吏口中的“天”,我想扮演的大概就是佛祖的角色吧。

如果小吏承認自己的痛苦是人為的,那他應該抱怨,甚至憤然報複;可是當小吏找不到,或者說不敢正視那些始作俑者的時候,他就隻好說自己的痛苦是天定的。

既是天定,那小吏除了平靜地接受上天的安排,又能怎麼樣呢?

— the end —

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檔|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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