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85年的幸福

教了85年的書，現在還在帶研究所學生，還是最高齡的“網課主播”。他說“我一生最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師的行列”，在他看來，“教師是最有幸福感的人，學生畢業後他永遠是你的學生，師生的關系永遠存在”。2020年8月4日，廈門大學為中國高等教育學創始者——潘懋元教授隆重慶祝百歲生日并舉辦學術論壇。在百歲生日會上，潘懋元教授依然道出了這樣的心聲“假如我還有來生的話，我還是願意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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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生于1920年，廈門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我國高等教育學的創始人、奠基者。曾任廈門大學副校長，曾獲得高等教育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獎一等獎，2014年被評為全國教書育人楷模，主要編著有《高等教育學講座》《高等教育學》等。

第一次當老師失敗決心去念師範

我15歲那年在家鄉廣東省揭陽市的私立樹德國小當教師，是兼職。當時因為要陪二哥回家鄉去養病，我上午照顧二哥，下午就去上課，一般是兩個小時，一個小時算術一個小時國文，當時書教得不好，有些學生很調皮。從前的學生不一定都很小，有小有大，尤其是農村的孩子，有些到了十四五歲還在念國小，是以當時有些學生比我年齡都大。而低年級的有些學生5歲就來念國小了，當時私立學校沒那麼嚴格，也沒有太多硬性規定。

我喜歡當老師，原因是第一次當老師失敗了。我就自問：為什麼别人當老師可以當得好，我會失敗？為什麼别人上課學生都很乖，我上課學生就亂哄哄？為什麼别人上一堂課從頭到尾安排得那麼好，我準備了很久上去不到20分鐘就講完了，沒話說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就找了當老師的書、談及教學方法的報刊來看，下決心将來一定要當個好老師。後來我念了四年大學，主修教育學，而且通過勤工儉學邊學邊教，實際上大學四年裡都沒有離開過講台。大學畢業後，一直當教師，兼做一些研究和行政工作，是以一輩子走過來都在當老師。

當時決心去念師範，我的信念是“失敗是成功之母”，隻有不怕失敗，堅持下去才能成功。在高中階段，我不讀普高，而決心進中等師範學校。當時中等師範學校普通課程比較少，但是有許多教育課程，如一年級上《教育概論》，二年級上《國小教材教法》，正好是針對我當時的缺陷，覺得很有用。而且有一門《教育心理學》，雖然内容很簡單，但心理學是我過去沒有接觸過的，是以讓我很感興趣，認識到當教師一定要學好教育心理學。

1938年抗戰發生的第二年，敵機轟炸，我所在的學校停課，隻好輾轉到一所農村國小——普甯縣流沙墟泥溝鄉锲金國小任教并做訓育主任。那時，一般比較完整的國小大概有六七位教師，基本上每個教師負責一個班，教務主任、訓育主任、總務主任都是兼職的。學校裡也沒有專職的勞工，一般是學生輪值打掃衛生，教師也值日，還要負責燒飯；有的學校教師輪流到學生家裡去吃派飯，這個學生家吃一天，那個學生家吃一天。印象中，我隻吃過一次這種安排到學生家的派飯。我做訓育主任期間，除了經常對學生宣傳抗戰之外，主要是帶學生開展勞動。

抗戰時期的農村，教書沒有太多規定，課程基本是按照規定的課程上，但是教材不一定都買規定的教科書。記得锲金國小當時的校長是地下黨員，教師中也有地下黨員。我雖然不是地下黨員，但也有機會讀了許多進步書籍，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在地下黨上司下的青抗會參加活動。抗戰時期的教材内容常常涉及抗戰故事和歌曲。平時大家也讨論教學方法，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我還負責教一門《新文字》，就是用拼音文字寫地方語言。我們常常用潮州話上課，用潮州話注拼音，小孩子非常喜歡，因為隻需要學習20多個拼音符号，學會拼音讀寫都很友善。每個星期上一個小時的文字課，一個學期十幾個小時下來，連國小一年級小孩子也會寫信了。我離開國小任教後，還常常用新文字跟國小生通信。當時我們晚上還有夜校，學生是鄉裡的青壯年，講課内容主要是日寇來了如何打遊擊，是從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學來的知識。

到了1939年上學期，我還在農村國小教書，當時國小的生活相當艱苦，沒有宿舍就住在祠堂裡，祠堂中間是大廳，兩邊有兩個小房子叫耳房，一個耳房可以住一個教師，其他教師就住在祠堂大廳，也有教師住學生家裡的。1940年我又教了一個學期書，暑期就走路從揭陽到福建長汀報考廈門大學，第一年沒有被錄取，因為我的數理化有點弱，通過自學一年後，1941年才進入廈大。

在廈大既做學生又當教師

我念大學的時候邊學習邊兼課。1941年至1942年，我念大一，當時廈門大學設有閩西救濟金專門幫助貧困學生。領取救濟金是需要提供服務的，我還記得很清楚，一個名額每月16元錢，由于申請者多，我隻得到半個名額8元錢。所提到的服務，第一學期就是指定我幫大一國文老師、著名文學家施蟄存教授做事情。當時隻有油印機沒有影印機，施蟄存教授隻要我替他抄一些東西，有時是刻寫講義，有時是從報刊上幫他抄參考資料。因為我是教育系學生，第二學期就被派到樂育國小教書，就在廈門大學邊上。樂育國小當時相當于廈門大學的附屬國小，許多廈門大學教職工子女都在那裡讀書。我一天差不多上兩個小時的課，時任校長薩本棟的兩個兒子都在那所學校讀書，現在他們還叫我老師。讀大二時，我被介紹到縣立中山國小去兼課，教了半年多，大三的下學期到縣立中學當老師，教一個班的國文和公民兩門課。校長是曆史系的校友陳詩啟先生。當時廈門大學許多師生都在長汀的中國小兼任教師，我當時算半個教師，可以拿半份工資，一個月有半擔米，還有一點工資，買文具、做衣服夠用了。

當時國文課一個星期大概6小時，但一個教師每周要上16-18小時課，是以就要兼教曆史、地理或者公民課。公民課主要上公民知識。當時我一邊在大學念教育系課程，一邊在外面教書，或多或少把一些思想運用到實踐中。比如說，當時我教學生國文課，就把學生帶到校外去教如何寫作文。

長汀有一個梅林，是休閑之地，大家在那兒玩、看風景，然後在那邊寫作文。當時我就動腦筋搞一些如此這般的教學花樣。大四時，長汀縣中換了一個校長康誴，是廈門大學教育系主任李培囿教授的學生。他本來已經請了一個教務主任，開學前突然寫信說來不了了。校長就找李培囿教授，李培囿教授就介紹我去當教務主任。是以畢業班那年我夠緊張的，要寫畢業論文，要在大學上課，要當教務主任，還要教書。我當時教一門動物學，邊備課邊教，并從廈大生物系借來許多動物标本。學生很高興，每次好奇老師會拿什麼标本來。這些标本既有天上飛的鳥，也有水裡遊的魚。後來有一個學生還成為著名的魚類學學者。當時廈門大學遷到長汀給當地學校解決了師資問題，大學生要當個老師是不難的，機關搶着要。

此外，從大三開始，我還擔任廈門大學教育系的社會服務處主任、系教育學會會長等工作，可以說集學習、教學和行政工作、社會活動于一身，繁忙異常，卻情趣盎然。長汀縣中給我的青年時代留下美好的回憶。如今雖已時隔80年，當年的一些人和事仍然在我腦海裡記憶猶新。

辦了30多年的學術沙龍

在長期的教書過程中，我悟出一個道理：導師的指導不一定在課堂上或論文指導中，更多是在平時師生交談中起潛移默化的作用。為此，我同研究所學生建立了一種家庭訪談制。

周末晚上是我接待研究所學生的時間，大家自由參加，從天下大事到個人生活，從學術争論到工作方法，清茶一杯，無所不談。有時有預定主題，有時沒有預定内容，大家發表意見沒有什麼拘束，這樣容易談出許多真實想法，也密切了師生感情。研究所學生對此很感興趣，覺得從中頗有收獲；其實，導師也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有價值的知識。

開始辦沙龍也不是非常明确，我主要受兩件事的啟發。其一是王亞南當校長時，周末常常把他的研究所學生召集到一起聊一聊、談一談，他的研究所學生感到很受益；其二是許多科學家的發明創造都是在午餐會或者是咖啡館聊天聊出來的。我當時住在廈門大學的東村，東村後側就是研究所學生的宿舍，大家都很近，是以星期六晚上就到我家裡來。過去是星期天才休息，星期六晚上大家比較有空，就這樣聚在一起談。開始隻有幾個人，後來二十幾個人，大家感覺到很能解決問題：有些問題有些點子要找人談一談，這裡提供一個地方可以來談；有的寫論文時卡殼了，寫不下去，有些問題沒弄清楚，就來找我。我說，你不要單獨找我，我們一起到沙龍上談，是以慢慢就形成一個傳統。

後來我搬到前埔了，距離學校十幾公裡，我當時想以後沙龍怎麼辦？要不在學校裡找一間教室聚談，但到教室會感覺有如上課似的，學生就會認為非來不可，增加了負擔，還是在家裡換個環境比較親切自然一些。我當時還擔心學生晚上乘車往返既不友善又花時間，後來來的人仍然很多，而且風雨無阻，有時下雨，有時天很冷，他們怎麼還願意來啊？有人說，星期六晚上大家一起坐車來很熱鬧，談了以後回去的路上還常常争論。這一路是風景非常好的環島路。大家也很自覺，每次來一般20多人，最多時來了60多人，那就沒辦法，隻好坐到客廳的過道去了。

我認為這種沙龍形式自由一些好，有些時候有題目；有些時候外面來了一個客人，請他（她）談談；有時是誰到外面去，有什麼心得聊聊；甚至有時什麼也沒有，也可以來，我們談談别的，談生活、談興趣愛好也可以。有一次是歐洲足球錦标賽，正好沙龍也是那天晚上舉行，學生也來了，别人都去看足球賽了，那我們也看足球賽吧。其他老師也這麼做了，各人不同，有些是在教室裡進行，有些是一年舉行幾次，還有許多研究所學生畢業以後當老師，也開始組織自己的沙龍。大家覺得這樣很有收獲。因為在大學念書，不僅是學一點知識，還要學能力，做實習、實訓，但大學不隻是這些，還應該形成一種學術環境，對人進行熏陶。我們認為，這種環境對人的熏陶是無聲的，很自然的。一個青年人在成長期間，環境的熏陶對性格各方面都是起作用的，對研究所學生來說，他們已經進入學術的殿堂，那麼這裡的熏陶也好、知識也好，會讓他們無形之中得到很多好處。是以我主持研究院的時候，規定星期一上午必須有個學術讨論會，請專家或本院師生做學術報告；其他時間可以搞一些沙龍式的學術活動，現在研究所學生自己也組織一些沙龍，雖然不是很經常，但這就形成了一個學術氣氛，對今後大有好處。現在許多畢業生對于過去課程學習的東西忘了很多，但對沙龍這個環境念念不忘。

當老師茶永遠不涼

今年我100歲，從教85周年。我說的從教85周年不是教教停停的，基本上都在教書，真正停下來可能是我當廈門大學教務處長時的那幾年，大約是1960-1963年間，教育系調整到福建師範大學，中文、曆史等系不再培養師資，沒有自己的學生。但是我想辦法要教書，教什麼呢？那時中文系、經濟系規定要修邏輯學。當時沒有邏輯學教師，我自告奮勇到經濟系、中文系去教邏輯學，經濟系、中文系有不少學生上過我的課。是以一個當老師的人沒有學生是很苦惱的事情。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我自己建立了高等教育學這個學科，後來招研究所學生，是以到80年代才又有了自己指導的學生。我跟學生說，各行各業都有好處，但是我個人偏好當老師，這個職業跟其他職業不同。

常常會有人問我：什麼職業是最幸福的，最有幸福感的？就我來說，所有職業裡教師這個職業是最幸福的，或者說是最能夠産生幸福感的職業。因為其他職業有的是對着枯燥的數字，一天到晚對着算盤或電腦等；有的對着物，對着機器和産品，不是對着有感情的對象。經商對着的是顧客，做生意時有來往，有時還表現得很熱情，但“人一去，茶就涼”。當老師，茶永遠不涼。

老師每天面對活潑的兒童、少年，朝氣蓬勃的青年。這種幸福感不是來自金錢的收入、地位的高低。大筆的金錢收入可能一下子讓人有幸福感，比如說中了彩票，但這種幸福是一時的，過一陣兒你可能就苦惱了，現在突然有了大筆錢，怎麼處理啊？放在家裡怕被偷搶，存入銀行憂心貶值，進行投資又怕虧敗。教師對着活生生的兒童、少年、青年，看着他們跟我在一起的時候不斷在成長，正如父母看着孩子成長一樣，最有幸福感。當然，每個老師可能體會有所不同。

現在有人調查過許多國家，看哪個國家幸福感最高，結果最有幸福感的國家并不是那些強大的特别有錢的國家。幸福感跟富裕、地位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自己覺得值得、覺得滿足。是以，教師很容易成為最有幸福感的人，學生即使畢業了，也永遠是你的學生，師生關系永遠存在。當然，如果教師一天到晚不安心、苦惱，跟人家攀比，那就很難說。你不愛學生，覺得學生麻煩、累贅，那麼你就沒有幸福感了。是以我覺得教師最有可能有幸福感，但是要靠自己把這種可能變成現實。你關心他們，他們關心你，很自然的。比如說，已經畢業的博士巴果回到西藏後，首先她打電話告訴我“到家了”，過幾天她又打電話告訴我，說她要去日喀則參加一個國小校長的教育訓練班，她要去作一個報告，許多畢業的學生都常常告訴我他們的近況，讓我覺得很欣慰。有些學生畢業後組織聚會，他們也邀請我去。我到湛江師範學院開個會，也有很多我的學生去，盧曉中、韓延明、張應強、劉志文等，一半是我們不同時期畢業的學生，現在他們在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方面都有一席之地，是以與他們在一起我覺得是很難得的機會。學生的成就也就是我們的成就，當然也有學生畢業後沒有消息了，我會常常打聽他們的消息。

學生常常說我關心他們，實際上學生給予我的更多，對我的關心更多，如刁瑜、陳萦、吳濱如、陳斌等，我的生活習慣他們比我還熟悉，好幾次我生病住院的時候，都是他們照顧我。有一次去武漢調研，突然降溫下大雪，吳濱如趕緊去給我買羽絨衣，實際上我帶了厚衣服，這種師生的互相關心是很自然的，跟父母兒女不同之處就是沒有血緣關系，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不一定不親，後天比先天可能還更重要。現在，一些大學的師生關系越來越淡漠或者說越來越功利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情況會産生。我以前說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但是它好或不好，不是人們選擇的。我們要去适應，盡可能發揮它的積極面，盡可能減少它的消極面。比如市場經濟的競争機制，可以更快地推動社會發展，但的的确确也會産生一切為了金錢這樣的消極影響，人的關系淡漠、功利化，我們要看到這一點，盡力減少它的負面影響。市場經濟環境下，我們要盡可能使師生關系密切。現在學生多了，也是一個原因。現在國小一個班五六十人，過去我們高教所就幾個學生，現在一個班二三十個。我以前當過國小校長，規定每個老師對每個學生每個月都做一次家訪，那時一個班就20人左右，很少超過30人的，下午放學老師去家訪可以走兩三家，現在一個班五六十人，要做家訪很不容易。不管怎麼說，職業不僅僅是為了拿工資不得不做的事情，隻要愛業敬業，你就可以在職業裡獲得幸福和樂趣。

就在今年6月，我還做了網課主播。應教育部邀請，我在網上做了有關高校發展的報告。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下輩子我還是會選擇當老師！

（作者機關系廈門大學）

《中國教師報》2020年08月19日第1版

作者：潘懋元口述 鄭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