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燦鵬像 章靜繪）
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趙燦鵬教授，先後博士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1999）、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系（2005），曾任上海圖書館曆史文獻中心研究部主任、中國圖書館學會學術委員會古籍專業委員、國際圖聯（ifla）家譜與地方史專業執行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史、宋史、中國思想文化史與古文獻學研究，著有《漢宋相假：中國學術思想史論集》《梁書諸夷傳異文比勘》，及《苦榴花館雜記》《五代兩宋監本考》等古籍整理著作。作為點校本《梁書》的修訂負責人，在修訂本《梁書》出版之際，他向《上海書評》介紹了編纂、點校與修訂的一些情況。
《梁書》的修撰很特别，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曆經四朝（梁、陳、隋、唐）完成的，您能先簡單介紹一下修撰過程嗎？
趙燦鵬：姚思廉的《梁書》《陳書》，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的情形相似，都是父子相繼編撰而成，同為中國史學史上的佳話。姚察（533－606）于梁朝末年開始參與梁朝國史的修撰，從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那時他還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在陳宣帝太建末年，姚察大約五十歲的時候，“知撰梁史事”，陳後主時又“領著作”，負責編撰梁史和陳史。入隋以後，姚察奉隋文帝之命編撰梁、陳二代之史，期間曾經進呈部分篇卷。這兩部史書沒有寫完，姚察就去世了，臨終之時，命子思廉續成其書。姚思廉上表陳述父親的遺願，隋炀帝下诏許其續撰二史，但迄于隋末，續修史書的工作仍然沒有做完。唐朝初年，唐高祖命中令書蕭瑀等人修撰前朝史，梁史由崔善為等負責，姚思廉參與修陳史，但這次修史活動并不成功，曆經數年不就而罷。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姚思廉再次奉诏撰修梁、陳二史。到了貞觀十年正月，房玄齡、魏徵、姚思廉等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進奏朝廷。這時姚思廉的年紀已經很大（有的學者說是八十歲），在《梁書》《陳書》寫成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父子《梁書》的修撰，一般認為開始于陳太建末年，前後曆經五十多年。如果從梁朝末年姚察參與國史撰寫算起，通計有八十多年。總而言之，其成書過程比較曲折。
《梁書》《陳書》的修撰時間如此長久，其中原由，前人論著偶有涉及，有的看法很有啟發性。比如四川大學曆史系教授方北辰師，在他的博士論文《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中，認為這是姚氏父子親曆梁、陳、隋、唐四代更替（以及姚氏家族分處于南、北朝的因素），曆史書寫多有忌諱、受到諸多方面牽掣的緣故。這是很有道理的。另外，在姚察身後，姚思廉未能專心從事于梁、陳二史的修撰，可能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姚思廉在隋炀帝時參與修纂《區宇圖志》，唐貞觀年間撰寫國史紀傳三十卷，又參與編撰類書《文思博要》。這些工作是與修撰梁、陳二史同時進行的，《區宇圖志》幾百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都是大書，花費時間精力必然甚多。
梁朝短短五十六年，梁武帝一人就在位四十八年，仿佛一朝一帝，這對《梁書》修撰的體例有影響嗎？
趙燦鵬：其實五十六年并不短。南朝宋五十九年，傳了八個皇帝；齊二十四年，傳七帝；梁五十六年，傳四帝；陳三十三年，傳五帝。梁的年祚僅次于宋，比齊、陳二代長很多。如你所說，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是南北朝皇帝中統治時間最長的一位。他在整個中國古代曆史中也很突出，是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帝之一。與明朝的萬曆皇帝并列排名第四，僅次于康熙、乾隆和漢武帝；在明代以前，則一直保持第二名的記錄，僅次于漢武帝。不過這一點對《梁書》的修撰體例，似乎并沒有特别明顯的影響。我們至多說是，《梁書》本紀六卷，《武帝紀》有上、中、下三卷，篇幅大些，僅此而已。
當然，在梁武帝的心目中，在叛将侯景攻破建康城的那個時刻，他已經有了蕭家天下喪亡的預感，“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複何恨。”（卷二九《邵陵王綸傳》）。嚴格來說，這個預感與曆史的演化并不完全對應，畢竟在梁武帝身後，又傳了三帝。梁簡文帝是侯景脅迫下的傀儡皇帝，姑置不論；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亂，從當時人的觀念來看，幾乎是再造國家，如果他的性格行事不是那麼詭異的話，本來作為中興之主，是有可能使梁祚綿延下去的。
姚察曾仕于梁，姚思廉還在《陳書》中給父親立傳，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這一因素對《梁書》的修撰有怎樣的影響？
趙燦鵬：這很重要。在寫修訂前言的時候，景蜀慧師特别提醒我要注意這一點。《梁書》雖然成書于唐初，但姚察先後在梁、陳二代為官，并且進入了公權力的中心場域，除了自身經曆并從親友交遊處了解掌握許多一手資料外，也有機會接觸到皇室所藏的史書檔案，是以書中對蕭梁一代的制度、行政和朝廷人事，記述頗為準确，其史學價值未可低估。
姚思廉在《陳書》中為父親寫了一篇佳傳，篇幅較長，是《陳書》中字數較多的一篇傳記。但是這種方式，不太合乎史家傳統的做法。比如《史記》《漢書》（《宋書》《魏書》《北史》也是如此），書末都有一篇序傳，詳細叙述作者家世、祖先生平仕宦、學術淵源及著述義例等内容。唐貞觀年間修撰周、隋、梁、陳、齊五代史時，《梁書》《陳書》已經有比較明顯的官修史書特徵，恐怕不能遵循《史》《漢》以降通行的慣例。《陳書》中設立《姚察傳》，這算是史書的一種變體。
唐太宗曾親自撰寫《晉書》的幾篇史論，梁、陳、齊、周、隋五朝史也是在他的指令下同時開始修撰的，唐太宗有深度參與過《梁書》修撰嗎？
趙燦鵬：這個問題有點新奇，我可能回答不好，還需要做些專門的研究。唐太宗沒有為《梁書》寫過專門的文字，從表面上看來，《梁書》的内容與唐太宗沒有直接的關系。情況有些類似，是《梁書》六卷本紀之後，有監修官魏徵總括梁朝興亡教訓的一篇論贊。這有可能展現了唐太宗的一部分想法。
唐太宗為《晉書》寫了四篇史論，其中一篇是《王義之傳》。那是他極為欣賞甚至崇拜“書聖”王羲之的緣故。梁代的王志、蕭子雲都是著名書法家，王志在當時就有“書聖”之稱，蕭子雲名播海外。但唐太宗一定覺得他們與王羲之不能相比，是以在《王羲之傳》的傳論中寫了一段有些刻薄的話：“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雖秃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筯；窮萬榖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
有一個相關的學術觀點，值得稍作介紹。甘肅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學者趙以武先生，寫過一部著作《陰铿與近體詩》。書中考察陳代詩人陰铿家世，對《梁書·陰子春傳》作了細緻的研究，指出這篇傳記存在曲筆諱飾的原由，或許與唐太宗的陰妃有關。此說可供參考。
在“二十四史”中，《梁書》有什麼特别的地方嗎？
趙燦鵬：我是猜測，沒有經過準确的調查，“二十四史”受到讀者關注的程度，如果進行排序的話，《梁書》大概在靠後的位置。南北朝諸史的情況比較類似。這有很多原因。如果簡單來說，在古人的曆史觀念中，南北朝時期并非盛世，相關諸史不大為人所重視。直至現代，有這樣觀念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數。
不過，從知識資訊傳播媒介的角度，還可以看到一個特别的現象。縱觀現當代曆史學的發展，中古史研究領域名家輩出（如陳寅恪、唐長孺、周一良、嚴耕望、田餘慶等先生的名字，專業學者不必說，亦為有史學愛好的普通讀者耳熟能詳），當代許多中青年學者的成績也非常突出，在讀書界有一個普遍持久的輻射效應。是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書，也比較受到讀者關注和歡迎，這可能是近三十年一個新的态勢。
《梁書》篇幅較小，但有自己獨特的一些長處。在南北朝諸史中，《梁書》的修撰品質頗受好評。姚察學養深厚，是《漢書》名家，于史學有深湛的認識，又以文才著稱；姚思廉家學淵源，父子兩世纂輯之功，梁、陳二史在唐代即頗負聲名。清代四庫館臣稱贊《梁書》“持論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趙翼認為《梁書》文筆精練明達，叙事簡嚴完善，“行文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班馬”（《廿二史劄記》卷九），“足稱良史”（《陔餘叢考》卷七），這是後世有代表性的看法。《梁書》叙事狀物及傳末論贊多用散文，在六朝崇尚骈俪的風氣之中有特異的表現。近代桐城文學大家吳汝綸，對《梁書》的史文也有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梁書》似勝于宋、齊二史，姚察所著又勝于厥嗣”（《桐城吳先生諸史點勘》卷三）。經常為讀史者所稱道的，如《曹景宗傳》載其大段牢騷之語，《韋叡傳》記合肥之戰、邵陽之戰，《康絢傳》記淮堰之作，《羊侃傳》記台城之守，語言豐富活潑，細節生動如畫，是中古史書中少見的佳作。《梁書》中有一些精彩的語段，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最近魏斌教授發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看見高王》（《讀書》2020年第4期），關于寫作緣起，說是始于讀到《梁書·侯景傳》，侯景看見大勢已去的一段感慨（“與高王一種人”），讀之若出其口，聲音雖不可再現，據此足資憑想。這些不能展開來說，隻能簡單談談。
上世紀《梁書》的整理，是由山東大學曆史系的盧振華教授點校的，您怎樣看待他的貢獻？
趙燦鵬：從修訂工作開始到現在全部完功，我對《梁書》原點校本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書中不可能沒有錯誤，但就其大體而言，仍屬于古籍整理中的上乘之作，盧振華先生（包括主持南朝五史校點的王仲荦先生，從事編輯整理的宋雲彬先生、趙守俨先生）的貢獻很大。沒有前賢的點校成果作為起點，今天的修訂工作是不可能順利展開的。所謂“筚路藍縷”，開創性的工作最難。
具體來說，原點校本廣泛使用了百衲本，南、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和金陵書局本，參校《南史》《冊府元龜》《資治通鑒》等典籍，參考張元濟、張森楷兩種《梁書校勘記》，吸收了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等清代以來學者的校勘成果，在标點、分段、校勘訂誤等方面都有不少創見，出版将近五十年來，受到學術界的廣泛好評。
古書中荊棘叢生，“人迹不到之地”甚多（這裡是借用近代四川經學家廖平的話，比喻古書中意義疑滞、不容易通曉者）。一般讀者遇到這種情況，除非萬不得已，可以繞道而行，跳過去，忽略不讀，但點校者就不能這樣從權變通。《梁書》中有一些不容易讀懂的地方，盧先生已經盡可能作了比較周全的處理。姜寶昌教授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興亡砺後學，身殘志彌堅——盧振華先生的治學方法和學術成就》（《文史哲》2013年第5期），根據《梁書》《南史》的校勘記，讨論盧先生嚴謹的治學精神，論述稍嫌簡略，可以略見一斑。
盧振華先生
以前在華東師大古籍所讀書的時候，常聽嚴佐之師稱引餘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序錄中的一段話，作為學者虛懷恕己之箴言：“然而紀氏之為《提要》也難，而餘之為《辨證》也易，何者？……紀氏于其所未讀，不能置之不言，而餘則惟吾之所趨避。譬之射然，紀氏控弦引滿，下雲中之飛鳥，餘則樹之鹄而後放矢耳。易地以處，紀氏必優于作《辨證》，而餘之不能為《提要》決也。”最近寫修訂前言，又讀到餘先生這段話，深有所感，可謂對治學甘苦有深切體味的見道之言。今天的修訂工作，對原點校本的缺陷和不足進行補充完善，俗話說“後出轉精”，這是事勢必然，理應如此。但假如易地而處，盧先生等諸位前賢生于今世，他們來做修訂工作，一定比我們做得好；而我們乘坐時間機器穿越過去，從頭開始點校《梁書》，可能步履維艱，難于卒業。在修訂過程中，當我因疲倦而心生怠惰之意的時候，不禁想起1970年代盧先生因摔傷緻殘長期卧于病榻上校點《梁書》與《南史》的情形（詳見《光明日報》1978年4月13日對盧先生的采訪，題目作《滿目青山夕照明》），讓我慚愧不已。前輩學者學問廣博深邃，畢生勤奮讀書，心思單純，意志堅定，淡泊名利，他們的境界是今天的學者很難達到的。
您負責的此次修訂，主要展現在哪些方面，能否具體舉例說一說？
趙燦鵬：宋代的理學家陸象山說過一句話“文王不可輕贊”，意思是說，隻有對周文王的美德有真正的認識，這樣的稱贊才能到位。贊美如此，批評就更不用說了。這是打個比方。修訂工作的着眼點，是原點校本存在問題和不足之處，從道理上說，應該先入後出，以免妄下雌黃。《梁書》修訂之是以曠日持久，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基本上“複制”了盧振華等先生所做的工作。原先使用的版本、參校的史書、參考的研究論著，皆一一經過覆核比對考校，非此不足以真正了解原先的點校工作。
我們所做的修訂工作，簡單來說，主要展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校勘方式的變化。原點校本采用“不設底本、擇善而從”的方式，此次修訂是底本校勘。這兩種方式，在古籍整理中都很常見，但一般而言，在古籍文本基本定型的情況下，采用底本校勘是比較審慎的做法。原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校勘方式不盡一緻，以南朝五史來說，《南齊書》《陳書》設有底本，《宋書》《梁書》《南史》沒有底本，文字擇善而從。
據說上個世紀點校出版“二十四史”，有推出“普及版”與“學術版”不同版本的設想。點校本“二十四史”，原先是作為普及性讀本，計劃中還要推出程度更高的學術用書。但實際操作的結果，因為“普及版”的學術水準很高，推出“學術版”的計劃并未落實。幾十年來，點校本“二十四史”既是普通讀者鐘愛的讀物，也是學者從事學術研究使用的标準版本。當初推出點校本的時候，既然有普及性的考慮，校勘方面有簡化處理的傾向，文本方面也有推出“定本”的考慮，這是較多史書在點校中采用“不設底本、擇善而從”方式的原因。在這種考慮之下，原點校本改動文字的尺度就大了一些。實際上，所謂“擇善而從”是一個很主觀的判斷，我們了解的“善”不一定是真正意義的“善”，看似文字有問題、讀不通的地方，可能是後人對史書語言的了解不夠所緻。再加上過去鉛字排版技術的限制，許多古字、異體字被統改為通用字。這樣一來，古籍中原先包含的豐富資訊就因簡化而消失了。
《梁書》修訂本是底本校勘，以百衲本作底本，有底本作為依歸，采取比較審慎的态度，改字的尺度比較小。我們的出發點，是盡可能多保留一些古書早期的面貌。這種處理方式對學術研究是有益處的。試舉一個例子。卷二九《邵陵王綸傳》，“全由饩饋懸絕”句。“絕”字的字形較為特殊，原點校本根據張元濟《梁書校勘記》，引用《漢書》顔師古注，兜了一個大圈子，認為是“絕”的訛字。那個字實際上沒有問題，見于宋人夏竦的《古文四聲韻》卷五，是“絕”的異體字。修訂本保留了這個字形。夏竦的這部書，現在古文字學者非常重視，近些年國内有兩篇博士論文作了校證，但都還沒有做到第五卷。将來學者做卷五校證的時候，《梁書》的這個字形可以提供一個鮮活的文字資料（出現“絕”字的這一版葉可以确認是南宋初年刊刻的原版）。
百衲本影印南宋初期刊刻原版《梁書》書影
第二，是參校文獻方面。與原點校本相比，修訂本在參校版本的廣度與深度上，都有所拓展。《梁書》現在存世的最早版本，是原北平圖書館舊藏宋大字本（存四十卷），即百衲本的底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這個殘宋本非常寶貴，我們根據台北“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進行通校，景蜀慧師并至台北故宮博物院借閱原書作了比對核校。這個工作很有意義，可以彌補百衲本因描潤校改有失古本原貌的不足，我們發現了幾處明顯的誤改，修訂本根據殘宋本作了改正，因而解決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疑難問題，均出校說明。
百衲本影印的底本，除了殘宋本之外，還曾以三朝本配補。現在存世比較完整的《梁書》三朝本，大約有十種（另有幾種殘本）。本次修訂使用了六種，這幾種三朝本的版刻形态及刷印情況互有異同，彙集在一起比勘，對于百衲本影印時的描潤修改情況，可以做出比較接近的判斷。在配補的部分，我們發現百衲本也有誤改的情況，因而作了一些有實質意義的訂正。殘宋本和三朝本是盧振華等諸位先生未能寓目的，是以原點校本在文字校勘方面受到一些内在的限制。
除了原刊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以外，我們還參考了清人李慈銘批校的南監本、清人葉萬等批校的汲古閣本、傅增湘校章钰題款的武英殿本，以及日本據南監本覆刻的荻生徂徕句讀本。這些版本中有些校語的學術價值很高，對修訂工作大有裨益。這些都是拜賜于時代的進步，海内外各大圖書館在網絡公布古籍善本影像的結果，我們感覺幸運之至。
在傳世典籍與石刻圖像文獻方面，我們的參校範圍也有所擴大。修訂中使用了宋本《冊府元龜》《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幾種漢魏兩晉南北朝石刻文獻總集、梁元帝《職貢圖》摹本題記等等。有些時候會有意外的驚喜，比如陳尚君先生、唐雯教授作過深入研究的晏殊《類要》，這部北宋的類書中有《梁書》的引文，其中一則特别有用，我們藉此為原點校本補充了一個改字的直接根據。通行的幾個大型古籍文獻資料庫，是修訂工作中經常用到的利器，解決了一些普通情況下難以處理的問題。這些都是以前老先生們做點校工作時無法擁有的條件，就不多說了。
第三，是修訂錯誤方面。在充分尊重原點校成果的前提下，我們根據修訂工作總則和工作程式，對原點校本存在的錯訛進行糾正，統一體例，作了适當的修訂和完善。《梁書》點校本問世以來，将近五十年的時間裡，學術界先後發表了若幹論著，對其中文字、标點的錯誤進行糾正，我們對這些校勘研究成果，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收集，并參考吸收。
在原先進行點校工作那個時代，讀書寫作學術研究都是手工操作，以紙筆為載體，與今天電腦科技高度發達、研究工具手段發生跳躍性變化的情形大不一樣。随着《梁書》修訂工作的進展，對原點校工作的艱辛程度，我有更加具體的體會，老先生們所做的貢獻令人欽佩。謹此向進入曆史的盧振華先生等諸位前賢緻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