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又難能可貴的文人唱和。
陳陶遺（1881－1946）
陳陶遺（1881－1946），原名公瑤，更名劍虹，一名水，字止齋，一字卧子，别字淘夷、陶怡，号道一、天真道人，江蘇省金山縣松隐鎮（今屬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鎮）人。中國民主革命家、政治家。
清光緒廿七年（1901），陳陶遺中秀才，此後他在松隐鎮教書。清光緒卅一年（1905），陳陶遺進松江的融齋師範學堂讀書，因為和同學共同反對喜淫樂好賭博的學堂經理楊蔭安，被學堂開除。此後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法政。在日期間，陳陶遺經由其同鄉高天梅介紹，和吳江的柳亞子等人加入了同盟會，遂更名為“劍虹”。不久陳陶遺奉命回國，和高天梅等人在上海創立了中國公學，成為同盟會設在上海的秘密機關。後健行公學成立，陳陶遺和柳亞子、高天梅、朱少屏等人任該公學講師，積極宣傳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民主革命。 同盟會在健行公學内設立了秘密機關後，他常在此散發同盟會在日本東京出版的革命報刊。其間，孫中山經常來往于日本和南洋，途經上海時，陳陶遺和柳亞子、高天梅、朱少屏等人多次面見孫中山并接受他的訓示。陳陶遺在松隐教書時，已以出衆的書法享譽當地。馮超然初到松江謀職，無親無故，人地生疏，與陳陶遺接觸後兩人即刻成為好友。他們與松江地區的詩朋文友如費龍丁、高吹萬、楊了公、王念慈、金仲白等，常在一起抨擊時政，感歎世風，陳還常與馮、費一起出遊地方名勝、文化古迹。馮超然與陳陶遺的投契，還在于兩人的革命思想。未久，馮超然離開松江去蘇州，陳陶遺不久也去了日本，兩人别後的二十年中，即便有見面機會，時間也極其短暫。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陳陶遺回滬隐居方得機會經常面晤，這是後話。
清光緒卅二年（1906）秋，陳陶遺第二次去日本。除做同盟會之機要工作外，又接辦了《民報》以及《醒獅》周刊，且擔任了暗殺部的副部長。章太炎在日本講學，他是熱心聽衆。章太炎給他改名為“陶遺”，意為“陶唐氏之遺民”。隔年，陳陶遺繼高天梅、章梓之後任中國同盟會江蘇分會會長，并仍擔任暗殺部副部長。同年初夏，他奉命攜帶槍支、炸藥回國，謀刺兩廣總督端方，事遭洩露被關押入南京監獄，一年後被營救獲釋。端方曾以官職加以籠絡，然遭拒絕。出獄後寫詩明志，有“死别未成終有死，生還而後始無生”句。清宣統元年（1909），柳亞子等人組織南社，陳陶遺為南社骨幹。宣統二年（1910），他奉命去南洋任教，并替同盟會在當地華僑界募集革命經費。翌年3月，黃興、趙聲等準備到廣州發動起義，陳陶遺奉命趕赴廣州，但途經香港時黃花崗起義已告失敗，無功而返。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後，陳陶遺攜款從南洋趕回上海，接濟經費短缺的滬軍都督陳其美。此後，陳陶遺與馬君武代表滬軍到武昌聯絡，又和章梓等人到江蘇省鼓吹革命，此後江蘇省很快脫離清政府宣告獨立。革命黨人擁護陳陶遺任江蘇都督，被其辭讓。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陳陶遺被選為南京臨時參議院副議長。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
民國元年（1912）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陳陶遺當選為國民黨江蘇省支部長，随孫中山、黃興等往北京和袁世凱會談。次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黃興即刻号召南方各省反袁，失敗後出國流亡。陳陶遺回家隐居，并設法掩護讨袁失敗的第一師長章梓和第九師師長冷遹到松隐避難。民國十四年（1925）冬，軍閥孫傳芳割據蘇、浙、皖、贛、閩，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提出“蘇人治蘇”口号，陳陶遺被友人張一麟推薦，至南京就任江蘇省長。任職期間，他盡力維護地方治安；不輕易撤換下級官吏，重視農業，關心治螟；清理财政，償還省縣債務；廢除若幹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還提議收回租界。民國十五年（1926）某日，陳陶遺得悉孫傳芳密令吳江縣公署逮捕柳亞子，即派親信星夜通報，使柳幸免于難。民國十六年（1927）初，他勸說孫傳芳聯合北伐軍，未被采納，遂憤然挂冠而去。
民國二十二年（1933），陳陶遺應上海市臨時參議會會長史量才之邀，擔任該會秘書長。1937年，陳雖身體欠佳而留滬，仍與上海市博物館董事長葉恭綽、上海通志館館長柳亞子共同發起組織“上海文獻展覽會”。1938年，國民黨在重慶成立“國民參政會”，“聘任”他為“國民參政員”。他以年老體弱婉辭，回電“古井不波”。1939年，陳陶遺與張元濟、葉景葵發起籌組合衆圖書館。1940年，汪精衛在南京組織漢奸政府，事前來到上海，請他出任政府江蘇省長或上海市市長，不但被其拒絕，反而曉汪精衛以大義，加以勸阻。他曾向馬叙倫回憶：“二十九年（1940），精衛至上海，亟欲訪我。我因就之談，問精衛：‘是否來唱雙簧？’精衛即泣下。”在此時期，他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日之事，如掩護了民主人士陳叔通，接待中共地下組織的代表等。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日寇進駐上海租界，日軍大頭目岡村甯次上門“請”他當官做漢奸，被當面拒絕。
馮超然為陳陶遺作《松隐圖》
自1933年陳陶遺擔任上海市臨時參議會秘書長後，方得減輕栉風沐雨遊曆四方之疲勞。他有時居于滬齋，有時回松隐故裡，工作之餘則寄情于詩文書畫，與馮超然常有面晤。1936年4月9日，内地書畫收藏家在上海舉辦古畫展覽會，當日便在甯波同鄉會開始展出。馮超然、陳陶遺與黃賓虹、陳叔通、孫雪泥等著文介紹此展覽。馮超然終于為陳陶遺有時間與他一起煮茗夜談，品畫讀碑而倍感高興。他為陳陶遺所作畫中有幅《松隐圖》，題跋為：“明月松間石上，谡谡舞袖郎當。适眼白雲蒼狗，山空容我疏狂。丁醜元夜戲寫松隐圖奉壽，陶遺吾兄笑正。”贊譽了陳雖已不欲參政且力避是非之争，然無論世事如何變幻無常，依舊不棄針砭時弊之慷慨激昂。當陳陶遺得知嵩山草堂門弟子為老師影印 《馮滌舸先生畫集》時，即為之題跋。話語中如：“……五十後，自号慎得，蓋服膺宣聖戒得之訓也。不以藝自炫，藝始進道，君之修養從可知矣。今秋，為君六十覽揆之辰，及門諸子以君堅拒稱壽，集君作景，印以為紀。念青山不老，腕底常存歲寒，蓋保松柏同春。”對馮超然人品藝名之贊賞溢于言表。陳陶遺對馮超然門下品貌俱佳之才女孫瓊華也極為推崇，他與王同愈、葉恭綽在民國5月6日的《申報》，聯名發起孫瓊華個人畫展的啟示雲：“瓊華女士為青浦盛君祖江之夫人，故孝廉諸暨孫先生藹人之女公子，問清太史公之女侄。幼承家學，詩禮餘暇，雅好揮翰。禀藹人先生命，師事老友馮子滌舸，畫藝益進，清健蒼秀，不為凡豔，書法亦娟秀有緻。茲出所作，陳列首都，非以問世，實供賞評。女士不為物役，寄情筆硯，貞靜之操，得自庭教，以藝博名，非女士志，亦非同人公益也。本月十二日起，南京中央飯店開個人展覽會，展覽七日，非賣品。”孫瓊華後不幸遭受丈夫精神刺激而身心俱傷，年僅42歲便離世。吳湖帆與陳陶遺分别在她的畫冊上題寫，對這位人品畫品俱佳之女性的英年早逝，表示深切的緬懷與哀悼。
陳陶遺題跋
陳陶遺與吳湖帆在上海文獻展覽會的事務方面，有過長期的合作。1937年展覽會的籌備期間與整個過程中，吳湖帆與陳陶遺均付出了不少時間與精力。1937年5月8日《申報》有“葉譽虎等籌開滬文獻展覽會 十日下午開籌委會”之報道曰：“本市為東南重鎮，畿輔屏藩，名賢大儒，自昔稱盛。近由上海市博物館董事長葉譽虎、館長胡肇椿，聯合地方耆宿、各地藏家，如鈕惕生、王一亭、劉三、柳亞子、陳陶遺、黃任之、秦硯畦等數十人舉辦上海文獻展覽會，拟于本年七月初旬舉行，出品分典籍、圖像、金石、書畫、史料及名人遺物六大類，每類再分子目若幹，出品範圍以上海為中心，兼及毗連各縣，如松江、青浦、寶山、南彙、川沙等地。已定于本月十日下午四時，假座八仙橋青年會九樓召開首次籌備會，商議進行步驟，推進各項職員等，以便即日開始征集。”而十日下午的籌委會情況可從吳湖帆《醜簃日記》上讀得：“今日上海文獻展覽籌備大會在青年會舉行，葉公與江（小鹣）、王（季遷）、徐（邦達）及餘五人同去。六時散……展覽會會長為葉遐翁，副會長為陳陶遺、沈信卿，常務理事為館長胡肇椿及餘等十人，江、王、徐等皆為理事四十人，尚有名譽會長、名譽理事等若幹人。”明确指明了吳湖帆為常務理事。6月16日，《申報》又刊出文獻展覽會上吳湖帆與陳陶遺等被推舉為鑒審委員的報道：“上海文獻展覽會征集出品大緻就緒，日内收到各地出品每日均在數百件以上。最後推舉蔡孑民、葉譽虎、王一亭、鈕惕生、張菊生、柳亞子、沈信卿，秦硯畦、陳陶遺、滕若渠、丁輔之、吳湖帆、姚虞琴、龐萊臣等十四人為鑒審委員，至三時許散會。”可見陳陶遺、吳湖帆在文獻展覽會事務上的合作過程。陳陶遺曾為吳湖帆因夫人潘靜淑早逝而向名家廣征書畫題詠的《綠遍池塘草》作詩曰：“不栉寸名似畫連，千秋佳句萬人傳。可憐綠遍池塘草，腸斷黃門又一年。湖帆先生有黃門之痛，追理遺墨，得千秋歲詞，其綠遍池塘草五字已脍炙人口。泫然命題，即乞郢政。陳陶遺。”
陳陶遺為《綠遍池塘草》作詩
說吳湖帆與陳陶遺，還不應遺漏他們力挺梅蘭芳拒為日寇與漢奸演戲的故事。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華之上海淞滬戰事爆發，不久上海陷落。當得知梅蘭芳乃藝術界名人且居住上海時，日寇便要他到電台講話，表示他願為日本的“皇道樂土”服務。梅蘭芳洞察到此陰謀即準備擺脫糾纏，于是他一邊給日寇帶口信，說最近外出演戲極忙，一邊攜家率團随時準備乘船赴港。1938年初到香港後，他深居簡出而不露面，除練習太極拳、打羽毛球、學英語、看報紙外，還把精力用來繪畫以消磨時光。他喜繪飛鳥、佛像、草蟲、遊魚、蝦米和人物舞蹈，家人和劇團人員見其所繪均十分欣賞，稱亦是為他們帶來了歡樂。但在1941年，日軍又侵占了香港，梅蘭芳苦不堪言，為了擺脫日本人找他演戲，他與妻子商量，決心留蓄胡子罷歌罷舞。他對友人說：“别瞧我這一撮胡子，将來可大有用處。日本人要是蠻不講理，硬要我來唱戲，那麼坐牢殺頭，也隻好由他了。”隔年初，香港的日本駐軍司令酒井看到留蓄胡子的梅蘭芳，驚詫地說：“梅先生怎麼留起胡子來了？像你這樣的大藝術家，怎能退出舞台？”他當即回答說：“我是個唱旦角的，如今年歲大了，扮相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經不能再演戲了。這幾年我都是在家賦閑習畫，頤養天年啊！”酒井聽後雖不悅而走，但仍賊心不死而派人找梅蘭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幾場，以表現日本統治香港後的繁榮。也正巧，此時梅蘭芳确患了嚴重牙病而半邊臉腫，酒井無可奈何隻好作罷。翌日，梅蘭芳感到香港亦乃是非之地，不易久留，于是立即坐船而返上海。
梅蘭芳像
當時的汪精衛已在南京成立僞國民政府，在上海也設立有特務機關。特務頭子吳四寶提出要宴請梅蘭芳，并勸其作一次慰問演出。然無論如何威逼利誘，梅蘭芳始終不為他們演戲。梅蘭芳有一筆很大的演出收入，赴香港時已存入香港銀行，日寇統治香港後這筆存款全部當機，根本無法取出在上海使用。原本一直靠利息過日子的梅蘭芳，家庭生活頓時舉步維艱，他與夫人商量怎麼辦？夫人說：“最近報上登出何香凝女士賣畫謀生的消息，我們不妨學她，你有繪畫才能，賣畫度日如何？”這恰與他自己早有的想法一拍即合，故不到八天，他就畫了二十多幅魚、蝦、松、梅等作品。當市民看到醒目的“本店出售梅蘭芳先生近日畫作，歡迎光臨”的廣告時，競相購買，不到兩天，二十多幅畫全部出走。該事傳出，上海新聞界、文藝界、企業界均反響強烈，許多知名人士提出要為其辦畫展。梅蘭芳得知十分興奮，為不負衆望，他苦戰半月，畫了幾十幅作品面交主辦者安排展售，主辦人員亦標明重陽節在上海展覽館展出，屆時将請梅蘭芳夫婦光臨剪彩儀式。如此大的消息當然不胫而走，日僞漢奸獲知後，當時便互相勾結，提前進入展廳肆意搗亂，人們見狀覺得無趣紛紛離開。梅蘭芳夫婦到場後，見門口冷冷清清覺得奇怪，入場一看，隻見畫上都用大頭針别着紙條，分别寫有“汪主席訂購” “崗村甯次訂購”……還有一些則寫着“送東京展覽”等。梅蘭芳目睹此景，怒火中燒，當場把這些畫全部撕碎。此義憤填膺的毀畫舉動，很快傳遍整個上海與大江南北。上海的報紙搶先釋出頭号新聞，言稱：“褚部長目瞪口呆，一場畫展一場虛驚！”宋慶齡、郭沫若、何香凝、歐陽予倩發表聲援講話，稱贊梅蘭芳民族氣節凜然，應為世人所敬仰。廣大群衆亦紛紛來書信，支援梅的愛國行動。梅蘭芳看到人們對他如此的贊賞與支援，感動得熱淚盈眶，興奮地對夫人說：“我梅蘭芳再也不是一隻孤雁了！”
梅蘭芳《天女散花圖》
梅蘭芳斷了經濟來源，生活自然拮據，隻得揮淚出賣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賣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盡管這樣依然舉債度日，還是向親友借了錢。1944年的端陽節，陳陶遺、吳湖帆、李拔可、葉譽虎、湯定之諸位聚集梅宅。梅蘭芳拿出他的畫請大家指點，李拔可說：“你的畫大有進步，不妨開一個展覽會。”他再問吳湖帆、湯定之兩老畫師： “我的畫能賣錢嗎？”湯定之說：“能！不過一個展覽會，總得有二百件畫才像樣，且展品又須挑選比較精緻的，故你還要多畫。”吳湖帆說：“我給你出個主意，譽虎先生近來的畫竹興趣甚濃，你們如果合開一個展覽會，就顯得熱鬧。”葉譽虎說：“我畫竹，興到為之，存畫不多，隻能參加一部分。”湯定之還建議葉、梅二人可以合畫梅竹圖，或歲寒圖。陳陶遺即刻對梅蘭芳說：“你挑出你畫的精品，讓人在畫心上題詞，這樣也可壯聲勢，我第一個先報名。”在座的人都說：“我們都可以效勞。”老朋友慫恿舉辦畫展，梅蘭芳得到了極大的鼓勵。在以後的八九個月裡，他積極作畫。1945年春天，梅蘭芳與葉譽虎合辦的畫展在上海開幕。展出的一百七十幾件作品中，題材廣泛，包括仕女、佛像、翎毛、花卉、松柏等，當場就售去十之七八，且尚有許多人複定畫件。被吳湖帆題為“攝神之作”的那幅臨摹改七芗之《雙紅豆圖》，當場就有人複定了五張。展品中梅蘭芳與吳湖帆、葉譽虎合作的《歲寒三友圖》，如今原件還完好如新。梅蘭芳筆墨下之《纨扇仕女圖》，展示了仕女之眉眼神态，參觀者贊之為即是梅本人的舞台形象，還戲問梅是否确以自己作為藍本？梅蘭芳笑答曰：“不知不覺把自己的某種神情畫了出來，然并非有意為之。”試想當時的上海還是淪陷區，不是停水停電，就是空襲警報，梅蘭芳能在如此的艱苦環境中作畫，筆墨技法還能大獲長進，實屬不易。他繪畫所得收入一是還債，二是安排家庭生計，三是資助劇團内生活更困難者。梅蘭芳常說：“一個演員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際，卻因為抵抗惡劣的社會環境，而蓄須謝絕舞台演出，連嗓子都不敢吊，這種痛苦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之是以繪畫，一半是為維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則，我真是要憋死了。”陳陶遺、葉譽虎、吳湖帆等為了支援梅蘭芳不為民族敵人演出的行動，表現了一代中華文化豪傑不屈不撓的剛強骨氣，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奮勇抗戰至死不渝的決心。
抗戰勝利後，陳陶遺看到國民黨接收人員巧取豪奪，非常氣憤，告誡自己的小輩不要做官。1946年國民黨要他出任上海市參議會會長，遭到他的拒絕。民國三十五年（1946）4月27日，陳陶遺在貧病憂憤中去世，黃炎培等人為他舉辦了喪事。為了永久的紀念，鄉鄰友好則用贊譽頌揚其人格的“貞毅”兩字，作為他的谥号。
（本文由上海書畫出版社《書與畫》雜志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