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放眼全世界，隻有中國依然維持着動态清零的政策，其他國家基本上都放棄或事實上放棄了動态清零。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部分被西方國家廣泛視為“防疫模範”的國家和地區現在也放棄了清零，随之而來的依然是确診病例數的暴漲，醫療資源有沒有被沖垮則取決于其醫療資源的規模大小。
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8月開始放開防疫措施時已有83%的人口接種疫苗，完全達到了理論上的“群體免疫”規模。然而現實是，從8月份至今，新加坡确診病例數從原有的幾百例激增至20萬，隔離病床已經占用了85%，icu機關占用了2/3以上，還有6個月醫療人員辭職了1500人（原本年辭職大約2000人），社會焦慮情緒也開始蔓延。新加坡不得不又略有收緊防疫措施，但日增病例數還是超過了5000例。須知新加坡人口才500萬，而且新加坡的人均醫療資源比中國多得多。
對于中國而言，動态清零的成本也出現了顯著提高，主要原因在于：首先，delta變種的傳播率非常強，比2020年的初始病毒r0值還要更高，是以每次出現本土傳播感染的病例規模更大，相關的密接、次密接規模也顯著擴大，這些都意味着核酸規模、隔離成本都會比2020年要大很多。其次，全球疫情持續蔓延所導緻的輸入性疫情風險也持續提高，從6月到現在，中國已經有四輪較大規模的本土疫情，每一次的本土疫情都是源于輸入性病例，連續的防控措施讓人喘不過氣，很多人的生活直接受到沖擊。
誠然，動态清零的成本是可見的，是以在很多人生活受到沖擊的情況下對動态清零的抱怨也與日俱增，這點可以了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動态清零是在止損，不是在增益，動态清零相比于全面放開，成本依然是要低的。這點其實不難估計，因為相關能夠準确預測疫情的模型早就會給我們答案。
邏輯上看，現在開放與病毒共存，成本會高很多，隻是因為沒有發生，是以很多人隻關注動态清零的成本。
首先，與病毒共存會直接導緻确診病例激增，以中國的人口密度很可能增長規模超過美國和确診數字不可靠的印度。這一後果就是中國醫療系統受到嚴重沖擊，畢竟人均醫生規模、icu機關數量上中國都遠遠少于歐洲國家和美國，我們根本承受不了那麼大的醫療壓力，醫療系統會存在崩潰的可能性。結果就是大量本來可以救活的病例無法救活。
其次，共存後必定會出現大量新冠肺炎病例，這批病例的治療不僅不可能再免費，而且還要擠占巨量醫療資源。對于其他疾病的患者而言這将是個災難，會導緻很多額外的、其他病例因為得不到及時醫療而死亡。
再次，如果面對這樣大規模的感染中國是無法重新清零的，2020年初對武漢疫情的撲滅已經動員了全國幾乎所有可以調動的資源，特别是可以進行機動的醫護人員。而如果再2-3個當時武漢那樣的感染規模，全國的資源就會不夠用了。是以，一旦放開，我們根本沒有回頭路，這樣的決策必須謹慎。
最後，如果感染規模巨大，我們就隻能像西方國家那樣拉平感染曲線，這樣的後果就是持續不斷的封鎖-放開-再封鎖-再放開循環。現在清零一般最長在5周基本可以解除，但如果這樣的循環一年之中可能有6個月以上都在封鎖，很顯然屆時抱怨清零政策的人一樣會懷念清零的美好時光了。現在一個行業受影響暫時還可以去其他行業暫時就業，如果疫情散布全國，想找工作過渡都難。更何況人民币還不是世界貨币，我們也沒有事實上的經濟殖民地，不能像美國歐洲那樣随意印錢度過危機還能有人買單。共存對于經濟的破壞作用，絕不能低估。
中國動态清零乍一看是持續的爆發疫情，但别忘了中國很大，是以每次爆發疫情後多數情況都是以一個地方一個月内社會活動遭到限制為代價，換來全國其他地方的持續運轉。瑞麗這樣的案例較為極端，并且可能背後還有更多隐情。這種全國範圍的整體運轉才能穩定生産和消費，并且在亂世之中為中國的發展保駕護航。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西方媒體的中文版一直都是扮演着對華輿論戰的角色，而最近不少西方媒體的中文版廣泛讨論清零政策的成本，甚至還有将清零描繪為“恐怖”的，這種聲音背後什麼态度自不必多說，而基于他們的立場還想讓我們放開，這反而就是我們不應該放開的另一個佐證。
一旦放開就沒有回頭路。隻要不再出現傳染力高于德爾塔或者拉姆達的變種（可能性也不大），那麼清零成本依然可控。不能因為制止損害的措施導緻損失沒有發生，就認為制止損害是錯誤的，這種想法非常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