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印象中，近代以來中日發生的第一場沖突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争，但其實早在1874年，日本就妄圖侵占我國的領土台灣，日本的侵略企圖最終沒有得逞，但是軟弱無力的清政府卻賠償了日本50萬兩白銀，軍事上沒有失敗卻還要賠款給對方，放眼全世界這也絕對算的上是聞所未聞的荒唐事。
中日甲午戰争
台灣是我國東南海疆的屏障，不僅地理位置極為重要，而且“百物殷實”，故“各國通商以來觊觎已久”。荷蘭、西班牙、英、美等國都先後對其進行過侵淩和掠奪，明治維新以後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日本，由于特殊的社會經濟原因，一開始就采取了對外武力擴張政策，把“相距尤近”的台灣作為它的首要侵略目标。
台灣全景圖
為實作明治立國時提出的“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的擴張計劃，日本竭力鼓吹和推行其“大陸政策”，其步驟為: 一是征服台灣 ；二是征服北韓；三是征服滿蒙；四是征服整個中國；五是征服世界。 據此，日本擴張的第一步就是中國的台灣。
1870年日本明治政府遣使來到中國，表面上是要和清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實際上是想通過簽訂通商條約獲得和西方列強一樣的在華特權，1871年9月23日雙方簽訂了中日《修好條約》和《通商章程: 海關稅則》，日本在這兩個條約中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好處，明治政府是以大為不滿，于是打算利用琉球事件出兵侵略台灣。
琉球曾是東亞一群島國家，為中國衆多的藩屬國之一，自1372年（洪武五年）起琉球開始向明朝朝貢，曆代琉球國王都要接受明朝冊封，明朝滅亡後，琉球于1651年（順治八年）起向清朝朝貢，每兩年一貢, 同清朝建立新的、穩定的宗藩關系，琉球和日本本為平等的關系，但是1609年(萬曆三十七年)日本的薩摩藩以武力入侵琉球，強迫琉球向薩摩“朝貢”，盡管如此，琉球一直在反抗日本的入侵，琉球也一直保持着事實上的獨立。
1871年11月30日，琉球宮古島民的兩艘進貢船，離開琉球那霸港駛往中國。不幸中途遇暴風，漂流海上， 一艘幸還，另一艘漂到台灣西南海岸山胞牡丹社的八遙灣，該船共有船員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陸。登陸的琉球人和岸上的山胞人發生沖突，54名被山胞殺死，12名逃出，在鳳山縣受到清政府的保護，這個事件純屬中國與琉球之間的問題，與日毫不相幹，日本卻以此作為對外侵略的借口，1873年明治政府再次遣使，利用到中國換約之際，借機窺探清政府對于台灣地方和琉球事務的态度。
日本副使柳原前光受正使副島種臣的指使，專門跑到總理衙門質詢琉球島民被殺之事，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答稱: “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柳原前光無言可對，于是說: “貴國已知恤琉人 ，而不懲台番者何?”毛昶熙答曰“殺人者皆屬生番，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柳原前光斷章取義 ，曲解為台灣東部番社不屬中國領土 ，揚言琉球的居民現在是在它的保護之下的 ，來威脅清政府 ，為日本侵台制造輿論。
台灣山胞
1874年4月，日本政府設立台灣‘番’地事務局，任命大隈重信為事務局局長 ；任命西鄉從道為台灣‘番’地事務都督，陸軍少将谷幹城 、海軍少将赤松則良為參軍；又任命外務省雇用的原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為台灣事務局準二等出仕，作為西鄉從道的助手 。4月9日，西鄉從道率艦隊赴長崎，準備出兵台灣 。
準備入侵台灣的日本軍艦
當時的列強大多反對日本此次出兵，紛紛向日本外務省質問。英國害怕中日沖突會影響英國對華貿易，更不願日本獨占台灣，因而反對尤為強烈。列強中隻有美國支援日本入侵台灣，因為美國和日本一樣觊觎台灣，1867年6月19日美國曾以失事船員被台灣山胞人所殺為借口，派艦入侵台灣，但遭到失敗，這次日本出兵美國給予積極支援， 妄圖利用日本充當在中國擴大侵略的急先鋒 。熟悉台灣情況的美國人李仙得為日本侵台獻計獻策，另有三名美國陸海軍軍官參加日本侵略軍，美船“紐約号”受雇為日本運兵。
日軍3600人分3批出發，先後抵達台灣東海岸，這些侵略者甫一上島，便遭到山胞人的攻擊，雙方于5月22日爆發“石山之役”，山胞死傷70餘人，日軍死傷20餘人，6月1日日軍發動“牡丹社之役”，出兵分三路圍剿山胞人 。6月5日，日軍攻破牡丹社，并焚毀多社，但山胞進行頑強抵抗，時常從山中出來襲擊。日軍防不勝防，終不能勝，隻得退守龜山，在這裡建造都督府，設醫院，修橋梁，築道路，開荒屯田，作長久之計。由于水土不服，當時日軍中瘧疾流行，2000多人患病，500 多人病死，日軍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
日本侵略軍假惺惺地修建琉球被殺島民墓
清政府得知日本出兵台灣後，派沈葆桢和潘蔚前往台灣，6 月中旬, 沈葆桢和潘蔚到達台灣 。一方面同西鄉從道交涉，要求退兵；一方面招募兵勇, 修築炮台，加強軍備。為了把日本趕出台灣，清政府開始積極備戰，在澎湖諸島建造炮台，在台廈間敷設海底電纜，向德國購置毛瑟槍，向丹麥訂購鐵甲艦。并不斷向台增兵，“一時兵勇驟增，聲勢頗壯。”到這年秋，清軍在台灣已集結了超過萬人的軍隊，兵力上占據絕對優勢，而日本此時國力不強，支援不了在台灣長期作戰，形勢對清政府十分有利。
但是此時主持與日本交涉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卻始終抱定妥協求和的方針，他害怕中日交戰，不但對戰争缺乏勝利信心 ,而且認為“若我軍齊集，遽與接仗，即操勝算，必擾各口，恐是兵連禍結之象。”是以，他雖也主張調軍布防，但“非必欲之用武”，而隻是用于為和談服務。他說: “明是和局而必陰為戰備，庶和可速成而經久。”他一再要沈葆桢“隻自紮營操練，勿遽開仗啟釁，并密饬唐提督到台後，進隊不可孟浪。”對日兵“斷無驅逐之理。”
李鴻章
7月，進退維谷的明治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以賠款為條件換取日本從台撤兵，10月份，雙方在北京開始正式談判，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一方面要求清政府承認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義舉”，另一方面要求清政府賠償軍費200萬兩，在被拒絕後，大久保利通假裝收拾行李回國，擺出談判破滅的姿态，以戰争相威脅，英國公使威妥瑪又從中串通 、哄騙、恫吓；清政府軟弱害怕，一味求和，不敢開戰 。中日雙方終于定議，1874年10月31 日，中日兩國在北京簽訂《北京專約》，清政府承認日本的出兵是“保民義舉”，這等于變相承認了琉球是日本領土，同時賠償日本撫恤費10萬兩、出兵費40萬兩，總計50萬兩白銀。
大久保利通
就這樣，日本的強盜侵略，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反而滿載50萬兩的犒勞費回國。尤其重要的是取得了清政府對琉球屬于日本領地的公開承認。這無疑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開了中日外交史上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先河，對于這個條約，連李鴻章也不得不承認“以怃恤代兵費未免稍損國體，漸長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