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予敏
據香港科技大學劉劍梅教授轉告，李澤厚的兒子李艾證明：2021年11月3日上午七點左右，李澤厚先生因病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去世，享年91歲。我們特刊發深圳學者吳予敏文章以表達對一代思想者李澤厚的緬懷。
李澤厚先生遽然絕塵而去，在萬裡之遙，又在東方欲曉的時刻。
去年他在九十壽誕之時，曾向他的讀者們“告别”，我以為隻是他因年邁宣告封筆的公示，卻不想真的生命的告别來得如此之猝，如此之絕，猶如他生前那種說一不二的風格，繼續往另一個世界，去走自己的路了。
對于思想家的告别，或許是不能以常人的痛惜之詞來表達的。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他是老師輩當中最特殊的一位，也是幾乎難以劃出代溝的一位。幾十年裡，我們已經比較習慣了他的存在，無論是思想激蕩，還是學術争鳴，都會有他的聲音，每每如石墜潭，如風卷沙，引出觀念的碰撞。不管是否認同他的觀點，他總是立在那裡，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邀引人進行反思和對話。他是曾經貼近我們身邊的站在二十世紀和世紀之交的思想之巅的智者。但是突然的，他進入了曆史，和我們拉開了陰陽兩界的距離。
1981年的夏天，他來我的母校西北大學講學。在當年抗戰時期西北聯大的舊禮堂裡，他侃侃而談“形象大于概念”，“美的本質是自由”，“藝術創作的直覺性”。舉座為之耳目一新。那時，我們中文系七七級班的同學推我去邀請李先生來我們班上講座，李先生欣然答應說就談談自己的讀書經驗吧。在那間簡樸的大平房教室裡，大家圍坐聽李先生講他讀書治學的體會。他回憶起十幾歲時進步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他在大量的自由閱讀中找到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時是冒着一定的危險作為‘禁書’來讀的”，“也許正因為這樣比被動灌輸的東西印象要深得多。”“在這種閱讀中，自己逐漸培養和增強了判斷是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我不喜歡人雲亦雲的東西，不喜歡空洞、繁瑣的東西，比較注意書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發現，比較注意科學上的争辯讨論。”他對于自己那個窮困、認真和廣泛閱讀的青年時期的叙述，在我們這些經過十年“文革”的文化蒙昧時期後難得進入學習殿堂的青年人中間，喚起了深深的共鳴。他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在閱讀“禁書”的時期如何從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後譯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看到一種新的研究社會曆史的方法”；在五十年代堅持讀馬克思的原著，不是讀别人轉述的材料；在連讀馬列原著都要受到批評的相當惡劣的時期他如何采取“秘密讀書”的方式開始讀康德，動手寫作《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
他跟同學們說：“你們年輕一代人都走過一段自己的不平凡的道路。在過去的若幹年中，你們耽誤了不少時間，受到很大損失，付出了很大代價。但是，可以把付出的代價變為巨大的财富，把你們所體會的人生，變成人文社會科學的新成就。要珍惜自己過去的經曆，因為它能更好地幫助你們思考問題。”他還說：“我對文史哲三個系的弱點有個判斷。我以為哲學系的缺點是‘空’，不聯系具體問題，抽象概念比較多，好處是站得比較高。曆史系的弱點是‘狹’，好處是鑽得比較深，往往對某一點搞得很深，但對其他方面卻總以為和自己無關，而不感興趣，不大關心；中文系的缺點是‘淺’，缺乏深度，但好處是讀書比較博雜，興趣廣泛。”說到這裡他還對我們這些中文系的學子們抱歉地說：“大家可不要見怪呀！”引起大家一片笑聲。
他告訴我們，他自己在北京大學讀哲學系的時候“文史哲三方面的書全看。上午讀柏拉圖，下午讀别林斯基，别人認為沒有任何聯系，我不管它。是以我從來不按照老師布置的參考書去看，我有自己的讀書計劃。其中讀曆史書是很重要的，我至今以為，學習曆史是文科的基礎，研究某一個問題，最好先讀一兩本曆史書。曆史揭示出一個事物的存在的前因後果，進而幫助你分析出它的現在和将來。馬克思就是最愛哲學和曆史。”“研究社會現象，有一種曆史的眼光，可以使你看得更深，找出規律性的東西。規律是在時間中展示的，你有曆史的感受，你看到的就不隻是表面的東西，而是規律性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點就是曆史唯物論。對于一個東西，應該抓住它的最基本的東西，确定它的曆史地位。”
我當年有幸記錄整理了他的這些談話，将記錄稿謄寫清楚寄到他在北京的和平裡住所。後來他托人傳話給我說，記錄的很完整，表示感謝。他将這篇記錄稿發表于當時的《書林》雜志，後來收入了冠名《走我自己的路》的文集。回憶起當年的講座，重溫他四十多年前所講的話，依然感受到那種撲面而來的思想解放的時代溫度。
在這之後數年，李先生在海内外講學，思想的屐齒遍及亞歐澳美大地。90年代後期，他第一次來到深圳，我和林崗兄一起接待他。請他上到可以俯瞰深港兩地的國貿大廈頂層的旋轉餐廳。他看到深圳林立的樓宇，繁榮的市容，對于國家的改革開放的政策和形勢非常興奮，由衷欣贊。我們陪他去華僑城錦繡中華民俗村遊覽，晚間有一場表演，各民族演員和觀衆一起跳舞聯歡，我沒有想到李先生情不自禁地走進舞池，忘我地和大家一起共舞，我十分驚異地發現他眼睛裡面閃爍着點點的淚光。我當時想，李先生真是個性情中人啊！
再後來，到了2001年，他和夫人一起再次來到深圳。那時他已經有黃斑病變了。對于一個嗜書如命的人來說，眼疾給他帶來的焦慮是可想而知的。當時深圳眼科醫院有進口的眼底攝影診斷器械，我陪他去診斷了幾次。其間李先生暢談學術，比較集中地闡釋了關于巫史傳統的系統見解。後來他出版了《說巫史傳統》這本書，作為他晚年結穴著作之一。
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思想永遠跑在他的文字之前。當寫一本書的時候，就有另一本書在後邊等着他，催着他。于是他就這樣盡可能地走在時代的前鋒的位置上，敏銳而深刻地留下了他的思想的結構、邏輯、主脈。李先生的學問思想汪洋恣肆，反思曆史和倫理的二律背反，打通馬克思、康德和孔子，以理性始而歸于情愛，以審美始而達于至善，以實踐始而終于自由。
李先生曾經和我們同處于一個生命時間，而今他已經走入曆史。中國人講及人生，有兩個概念是重要而神秘的，一是德命，二是機緣。李先生在我們跨入思想啟蒙的年代走向我們，或許這是他的德命，又是我們的機緣。如今，他又遠行彼界，徒留無限怅惋在我們中間。除此之外，還有他留下的諸多世紀之問、文明之問，更待後人去求解證悟了。(更多新聞資訊，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責編 | 吳小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