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深圳影業公司推出的劇情片《少年犯》是80年代轟動一時的國産電影經典，片中的少年犯全部由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在押的少年犯主演。電影由張良導演，王靜珠、張良編劇，朱曼芳、陸斌、蔣健、趙汝平等聯合主演。電影獲得了1985年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部優秀影片獎，第9屆《大衆電影》“百花獎”最佳劇情片獎（與《日出》、《咱們的退伍兵》同時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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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少年犯》的導演張良早在50年代便憑借着電影《董存瑞》成了家喻戶曉的知名演員，60年代又在嚴寄洲執導的影片《哥倆好》一片中分飾大虎、二虎兩個外形相似、性格迥異的角色獲得了第2屆大衆電影百花獎的最佳男演員獎。除了在表演藝術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外，張良導演的《雅馬哈魚檔》更是憑借對新時期廣州市井生活、嶺南人文風情的原色呈現成為了80年代國産電影紀實美學的代表、開啟了南國電影新篇章。張良導演與其夫人即電影《少年犯》的編劇王靜珠在此前已經成功合作了電影《梅花巾》（榮獲開羅國際電影節金像榮譽獎）。
本片誕生于80年代中期，電影的調性有别于80年代初期那種極度單純、明快、充滿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它将視角聚焦在當時訊息最發達、生活方式最為現代化的大都市。
在80年代那種空前開放的文化形态下，大量歐美文化、港台文化産品流入，例如，片中的城市娛樂場所出現了《月亮河》（奧斯卡獲獎歌曲、奧黛麗赫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插曲），家庭放映的錄像帶中就是以張國榮的《莫妮卡》作為伴奏。
商業社會不斷發展過程中，人的精神生活、價值追求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很多年輕人面對現代化的都市心生迷惘與困惑，他們的精神困境得不到引導。
本片導演張良将影片主題概括成“挽救孩子、造就人材”（見《少年犯》導演闡述）。可見本片展現的是當時導演作為一位電影工作者對年輕人教育問題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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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風格整體是紀實性的正劇，雖然在個别情節與細節上有着很強的設計感，但整體上是在表現真實、複雜的現實生活以及這些現實中所展現的社會現實與生活哲理。
在80年代初期張暖忻導演的那部《沙鷗》中，張暖忻便大膽啟用了非職業演員，本片中則是采用了“少年犯演少年犯”的方式來凸顯影像的真實性。
電影的少年犯們中主要刻畫的有兩個，方剛與蕭佛。而他們并非是随機成為了電影主角，而是這兩個角色身上展現了一定的典型性與普遍性。
方剛出身自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母親都是教師，這在常理看來，他的家庭教育不存在因為知識水準的局限而産生的教育悲劇。電影的現實性就展現在這裡，他是處在特定年代的故事，每個人物都是具有曆史縱深感的。
電影中雖然淡化了方剛的成長經曆，但細細思索不難發現，他因為童年時父母在幹校未能身體力行地教育他而内心缺乏愛，當他習慣用力量自我防範後變得性情剛猛、争強好勝。父母非但不加以引導撫慰反而以之為恥，這是使得方剛性格暴戾的第一層。當他進入管教所，卻看到少年犯之間是一個充滿欺壓與霸淩的扭曲環境，當他想悔過卻發現人們對少年犯的成見根深蒂固。電影對他的自暴自棄呈現出一個很有層次的心理變化。
蕭佛是另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形象。他的父母是那種注重實際利益而輕視感情的父母，他們随性結婚、又毫無顧忌地離婚，他們将孩子視為多餘的。蕭佛活潑機靈、聰明可愛，他身上的一股江湖氣來自于童年無人養育的悲慘經曆，他的内心是需要認同的，是以當他辛苦的手工活得到稱贊後，他第一次體會到了自身的價值。
除此以外，沈金明這類成績優異、家教良好，隻是因為青春期的沖動而犯錯的也是當時一種典型。在當時訊息飛速發展，青少年有了更寬的視野，自身的行為則需要更好地引導。
這些少年犯背後有着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原生家庭教育、法制意識普及、正确人生價值觀引導等。
電影對監舍内少年犯之間的博弈展現得頗為逼真，但這與香港電影中此類場景又是不同的。80年代的香港電影中，亦有很多影片對監獄生活進行了深入刻畫，例如周潤發主演的《監獄風雲》、鄭裕玲主演的《女子監獄》，這些電影裡用更為戲劇化的方式、更加符合市場口味的明星化表達方式去給觀衆呈現充滿着善惡美醜的人性百态。
對比之下，本片中以“少年犯演少年犯”力求真實展現現實生活本身的哲理性便展現了紀實美學的追求。
追求紀實性并不是完全毫無技巧地記錄現實，80年代的導演普遍強調電影語言的現代化，即是用更為電影化的手段去表現。本片中的色調運用便凸顯了視覺性，例如在表現監舍鐵窗内逼仄空間下的壓抑，電影運用了灰暗色調，這也是整部電影的主色調。而在展現現代城市娛樂生活的時候，電影用聒噪的配樂、喧鬧的色彩呈現出的則是一種光怪陸離的都市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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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在結構上構思之精巧是一個不容易發現的亮點。電影的主線是記者管教所内的見聞與少年犯的故事，而電影中還同時進行的一個副線即是女記者的兒子在父母缺席、奶奶溺愛的情況下走上犯罪道路。電影在此采取了交叉蒙太奇的手法，相同時間不同空間發生的互有聯系的故事，最終在記者回家目睹兒子被帶走的那一刻交叉彙合。在兩條線的叙述中，有詳有略、有輕有重，這展現了創作者極佳的分寸感。
朱曼芳飾演的《社會與家庭》雜志社記者謝潔心是個極富設計感的角色，她是社會良知、正确教育觀念的化身。她隻身一人深入管教所去觀察少年犯、也對他們進行了無微不至的關懷與體恤，展現出了極其通達和高度包容的教育理念。這個角色時常被認為是過分理想化的，不夠真實的。一方面，這個角色被認為是安插得過于刻意，她的言語風格也略顯生硬；另一方面，她的姿态被有些電影評論者認為是高高在上式的同情與憐憫，缺乏深切的情感認同與人文關懷。
當我們思考人物在整部電影中的作用時，或許可以更好地跳脫出性格标簽的本身來看待角色。在稍早幾年的國際影壇，不乏類似高度功能化、作為叙事線索的女主角，例如奧斯卡影後們的代表作：《中國綜合症》中的簡方達、《沒有惡意》中的莎莉菲爾德，她們的身份也是記者，她們的人物塑造于電影而言并不是一個重點，她們角色本身隻是提供了一種叙述視角。
本片中的謝潔心正是如此，她自身作為記者、少年犯的旁觀者，這是她的一重身份，在這重身份中，她是旁觀者、也是探索者，她撥開了少年犯及家長的心簾。而與此同時，她也是青少年的母親——監護人與教育者，這是影片的另一個故事線。
在電影的開始，孩子向其索要零花錢，她拗不過便給了孩子不少零花錢。而她心中對奶奶的溺愛心知肚明卻不去試圖思考其他辦法更好地教育引導孩子，這從側面說明她的潛意識裡對孩子也是溺愛與縱容的。當一個教育專家對少年犯與其失責家長進行教育與引導之時，她自己的孩子卻因為自己的失責走上犯罪道路。
這無疑是極具諷刺意味的，也增強了影片的反思性。更有意思的是在影片最後，兩條線交叉後，電影采取了一個上帝視角的俯視鏡頭。
這使得結尾頗具深意，在少年犯方剛、蕭佛的故事中，記者謝潔心是旁觀者，但她也被困在自己家庭的迷局中；電影《少年犯》的故事，觀衆是旁觀者，在觀衆為之震撼後是否也能反思起自身的責任？這是電影發出的叩問。當局者迷，這也是電影對觀衆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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