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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熱播的電視劇《宰相劉羅鍋》深受觀衆喜愛，但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劇中有一個關于清朝文字獄的故事，其實說的是東台的事。這是真實的大事件，并非杜撰，當時轟動了全國，被稱為清代四大文字獄之一。但電視劇情節與史實有出入，今天小東來還原真相。
清代四大“文字獄”之一——徐述夔《一柱樓詩》案
徐述夔，東台栟茶鎮（原屬東台，後劃為海安縣）人，著名的反清文人，因不滿滿清暴政，曾做:"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複杯又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擱半邊”，"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毀我衣冠皆鼠輩，搗爾巢穴在明朝”等詩句懷念明朝，痛斥滿清，被乾隆開棺戮屍，株連十族，罪及師友，為滿清四大文字獄之一。
東台縣域曆史上一樁轟動全國的“文字獄”大案
以《清代文字獄檔》（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為基礎，上海書店出版社于2007年6月推出增補本精裝一冊。新增“補輯”，内收檔案五份：《徐述夔〈一柱樓詩〉案》、《王錫侯〈字貫〉案》、《王沅〈愛竹軒詩〉案》、《戎英獻書案》和《僞孫嘉淦奏稿案》。
據《清代文字獄簡表》統計，乾隆在位60年，退休後又管朝政4年，共計64年，制造的大、小規模的文字獄計130多起，評均五個月對文人“刀斧伺候”一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東台境内徐、蔡兩姓大族，因田産糾紛引發的官司不斷發酵，進而演變成轟動全國的驚天大案。事情的發展不僅超出了雙方事主事先的想象，就連督、撫、府、縣官員都為之驚魂，最終演變成乾隆年間最大規模的文字獄案。
事情要從乾隆三年說起，那一年的某一日，徐家，鞭炮齊鳴，鑼鼓喧天，道喜祝賀的人絡繹不絕，徐述夔志滿意得，滿面紅光，連連抱拳與前來道賀的人作揖，怎麼這麼熱鬧呢？原來，今天徐述夔收到中舉的喜報了，從今往後，他就是舉人老爺了，有了功名在身，寒窗苦讀多年的辛苦，也總算是有了回報。
說起徐家，那可是東台縣的大戶人家，詩書傳家，資本雄厚，在鄉裡是極有名望的。
徐述夔自小就聰敏好學，17歲參加童試，并以出色的才情連闖縣試、府試、院試三關，成為一名秀才，今年才33歲，又中了舉人，讓這個本來就富足的家庭，更增添了幾分榮耀。而讓年輕的徐述夔喜形于色的還有另一件事，這次跟他一起中舉的還有66歲，天下聞名的大詩人——蘇州沈德潛，兩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已經約好了，明年一起參加會試。在徐述夔看來，憑自己的滿腹經綸，來年會試中個進士，求取一官半職，從此前程似錦是唾手可得的，而且跟這位22歲就應舉，整整考了16次才中舉的沈德潛相比，自己無疑是極幸運的。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徐家喜慶的氣氛還未完全散去，便從京城傳來一個不幸的消息。原來，按照清朝科場條例，凡是中舉的文章，各省都要送到北京，由禮部官員“磨勘”，那年的試題是“君使臣以禮”，徐述夔文章裡的“禮者，君所自盡者也”一句中的“自盡”兩字，被禮部官員認為“不敬”。于是取消了徐述夔參加會試的資格，并且永不錄用。本來，中舉之幸，對雄心勃勃、欲濟世安邦的徐述夔來說是巨大的歡欣鼓舞，而乍然間罰停會試的噩耗，立即使其欲借科舉之階成就偉業的夙願成為了泡影。
乾隆三年，成了徐述夔最為得意也最為失意的一年。心灰意冷的徐述夔從此呆在自己修建的讀書樓——一柱樓裡，著書吟詩度日，寫下了《一柱樓編年詩》、《一柱樓小題詩》、《一柱樓和陶詩》、《五色石傳奇》、《八洞天》等十多種詩文和小說。乾隆二十七年，徐述夔帶着無限的遺憾離開人世。而徐述夔沒想到的是，他寫的這些詩文，在其身後将成為乾隆年間規模最大的文字獄——“一柱樓詩”案的禍根子。那時的文人，以刊印自己的著作，流芳後世為最高榮譽。
徐述夔的兒子徐懷祖也想把父親的詩文刊印出來，告慰亡父。他請父親的學生徐首發、沈成濯幫忙校對，把父親的三本詩集和《學庸講義》先刊刻出來了，這本來是件既風雅又有孝心的事情。
誰料遭鄰人蔡嘉樹舉報内容多含“诋毀本朝”的詞句，引得乾隆雷霆震怒，徐家滿門遭禍，徐述夔及其子徐懷祖雖然已病故，也沒能逃脫懲罰被剖棺戮屍，枭首示衆。為詩集校對、作跋的故交都因這些作品而慘遭滅頂之災；生前深受乾隆榮寵的沈德潛，因為曾替徐述夔作傳，作墓志銘，多溢美之辭，被革去官職谥典，毀去禦賜祭碑文，撤去鄉賢祠内牌位；甚至江蘇上至布政使、知府，下至知縣、鹽場大使等一幹官員，也受到牽連，殺頭的殺頭，流放的流放，革職的革職。此案死者戮屍，生者斬首，家族親友淪為奴隸，案件牽涉之廣，震驚天下。同時也讓東台一下子站在了全國收繳禁書的風口浪尖上。
而這起驚天大案的最大幕後推手，正是在民間有“劉羅鍋”之稱的——劉墉。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徐述夔的兒子徐懷祖，曾經以2400兩白銀的價格，從蔡家人手裡買了一大片田，本來自願買賣兩廂情願，但當時的人家族觀念比較強，對田産看的也比較重，一塊原本屬于自己的田，現在主人換成了别人，總歸心裡不舒服，徐、蔡兩家的嫌隙也由此而生。沒過幾年，徐懷祖死了，他兩個兒子徐食田、徐食書掌了家，蔡嘉樹看徐家兩個兒子年紀輕輕，又沒有勢力依靠，覺得機會來了，他找中間人過去傳話，希望能贖回自家田産，本來，這也無可厚非，但蔡嘉樹貪便宜不肯以原價贖回，隻肯出一個極低的價錢，徐氏兄弟當然不同意。蔡嘉樹惱羞成怒，就想找個事情觸觸徐家黴頭。
說來也巧，就在蔡嘉樹冥思苦想要怎樣對付徐家時，有個叫童志璘的人給他出了個好主意。說徐家私自刊刻的《一柱樓小題詩》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詩句為“非常悖逆之詞”。讓蔡嘉樹去縣衙告發徐家藏有禁書。不等蔡嘉樹先告狀，早有防備的徐家兄弟就在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日抱書赴縣呈首。等到蔡嘉樹四月初九也赴縣檢舉，已是棋慢一着。蔡嘉樹告發“逆書”，東台縣不敢大意，立時上報，将詩文呈解到負責集中蘇北各州縣查繳禁書的江甯書局，東台縣送來的“逆書”，沒有在書中标注到底何處有查禁内容，江甯書局委員保定緯便按例把書退回東台縣，要求标注後再送書局。蔡嘉樹得知禁書被發回東台縣，以為徐家賄賂了各級官員幫忙遮掩，心一橫就寫上狀紙，去到江甯布政使衙門，把東台縣衙、江甯書局一起給告了。
江蘇布政使陶易的幕僚陸琰為人正直，了解情況後知道蔡是挾私誣告，是以批示駁斥：“書版已經呈縣，如有違礙應行銷毀，該書自當交局，與爾何幹?顯系挾嫌傾陷。”又在發往揚州府的牌文上寫到“講論經傳文章，發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檢，涉于疑似，并無悖逆實迹者，将舉首之人即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然後，把案子發到揚州府審理了。揚州知府謝啟昆收到牌文，不敢怠慢，立刻讓東台縣衙把一幹人犯押解到揚州審查，其時，這個案件還隻是在江蘇省内審理，并被當成一件民事案件處理。讓這個案件上綱上線，并成為推手的便是劉墉。時任江蘇學政的劉墉恰好從金壇來到了揚州，這個消息被關在揚州大獄的蔡嘉樹的兒子蔡瑚和童志璘知道了。這兩人看着原本以為很容易告倒徐家的案子，久懸不決，有點坐不住了，他們想着學政應該也能管這個事情，隻要能把徐家告倒了，各條路都應該試試。于是，童志璘想盡辦法打聽到劉墉的位址，立刻飛奔而去，向劉墉呈書兩本：徐述夔詩集一冊以及沈德潛所撰徐述夔傳。
作為乾隆安插在江南的耳目，劉墉的政治敏感那是相當強，而且又極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邀功請賞，他知道乾隆一直為官員收繳禁書不力惱火，這正好給皇帝一個把柄。于是，他一方面馬上将此事移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處理。另一方面，立刻撰寫密折，着人快馬加鞭送往京師。八月二十七日，乾隆看到了劉墉的奏折和《一柱樓詩》，大為震怒，什麼“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什麼“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什麼“奪朱非正色，胡乃亦稱王”，什麼“毀我衣冠真恨事，搗除巢穴在明朝”，這些不是反詩是什麼？一個被革去功名的鄉野文人，居然敢寫出如此悖逆的詩句，怎麼不讓乾隆雷霆震怒，而各級地方官員對查辦禁書的不積極和不作為态度，更是火上澆油。乾隆密令兩江總督高晉、暫署兩江總督薩載及江蘇巡撫楊魁三人，嚴查徐述夔一切詩文。并連發數道谕令。把18名人犯押解進京候審。這其中包括江蘇布政使陶易，揚州知府謝啟昆，東台知縣塗躍龍，布政使衙門幕僚陸琰，江甯書局委員保定緯，東台栟茶鹽場大使沈瀾，東台縣衙書吏金長五、倪錦等八名官犯。徐述夔的孫子徐食田、徐食書，他們的祖母，母親，徐食書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三歲的壽男，一歲的福男，徐述夔的學生徐首發、沈成濯，以及原告蔡嘉樹等十名民犯。
大學士、九卿彙集刑部審理此案，十一月二十七日，判決結果出來了：
“徐述夔編造狂悖詩詞，妄肆诋譏，其子徐懷祖将逆書公然刊刻流傳，二人雖已身故，仍照大逆淩遲律，锉碎其屍，枭首示衆。” 徐食田、徐食書、徐首發、沈成濯、陸琰原判是斬立決，“俱奉旨加恩改斬監候，秋後處決”。此前，陶易已病死獄中了。
揚州知府謝啟昆發配邊疆，東台知縣塗躍龍，杖責一百，流放三年。
徐家其餘人等沒入旗奴，财産抄沒；徐述夔書籍及書版盡行焚毀。
為《編年詩》作序的興化人王國棟，為《小題詩》作序的姚德璘，人雖死了，家還是被查抄了，而給《和陶詩》作跋的毛澄，其時雖已改名為黃斌，并遠避甘肅、陝西，也沒能逃過懲罰。被革去舉人，杖一百，流放海南島。
死去多年的侍郎沈德潛，因給徐述夔寫過傳記，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屍”。蔡嘉樹呢？功罪兩抵，釋放！真正做了一件損人不利己的事。
這起乾隆年間規模最大文字獄的唯一赢家就是劉墉。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劉墉以劾舉徐述夔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學政績顯著，遷戶部右侍郎，後又調吏部右侍郎。
按理說，這個案子本來隻是一起挾隙誣告的民事案件，隻要在地方上鬧一鬧，就可以了，根本不必要搞大。怎麼一夜之間成了乾隆點名的驚天大案呢？
其實，乾隆在《一柱樓詩》案上如此大做文章，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查辦禁書一直是乾隆爺的心腹大患，可是雖然三令五申，但三年以來，各省，尤其是江浙兩省仍成績平平。乾隆皇帝認為，原因在于查辦禁書的谕旨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梗阻”，而這些“梗阻”就是地方各級官吏。徐氏一案發生在江蘇，又抓到了縣書吏的罪證，上至布政使玩視查辦禁書，以至包庇藏禁書者的一些罪證，可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是以乾隆要迫不及待地将之定為特大逆案，以便造成聲勢，使查禁書運動得以全面開展起來。倒黴的徐家人正好撞在槍口上了。這起規模巨大的文字獄，直至嘉慶年間，才被平反。嘉慶帝認為，“徐述夔偶以筆墨之不檢，至與叛逆同科，既開告讦之端，複失情法之當。”要求刑部加以改正。
曆史至此再沒有發生文字獄現象。但文字獄對後人思想上的鉗制還是很厲害的，甚至嘉慶二十二年修撰的《東台縣志》，也無一言提及徐述夔和徐述夔的詩文。出了徐述夔詩案這樣的大事，徐家住地一帶也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本熱鬧、繁榮的小鎮變得人煙稀少，大白天也很少看到行人，人們心中隻剩下了一個字，怕。一到天黑，到處都是火光，家家都擔心因為藏書遭遇滅門之禍，忙着趁天黑燒書，那真是煙霧遮天，焦味彌漫。而每到半夜的時候，就依稀看到人影憧憧，聽到腳步匆匆，串場河邊不時就有一條船悄然離去。天亮以後，小心翼翼走出來的人就會發現，又有一戶姓徐的人家關門落鎖，遠走他鄉了。這些姓徐的人家，擔心受到牽連，紛紛避禍外鄉，隐名埋姓，一個傳承了多少代的大家族，就這樣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注：“一柱樓” 徐述夔參加進士考試，被取消資格後，在家園自建一棟讀書樓，中立一柱，衆梁分架其上，取名“一柱樓”，自稱“鶴立雞群”。有人以為一聲之轉，“一柱”乃“易朱”之謂也，隐含“反清複明”之意。辛亥革命後，該案平反昭雪，一柱樓整修，清末狀元、民國政府首任實業部長、南通人張謇題匾“古一柱樓”。該樓惜于1947年拆毀。
東台乾隆建縣始末
1739年（乾隆4年），揚州知府高士鑰報請設定東台縣。
1767年（乾隆32年），兩江總督高晉再次提請吏部以東台、何垛、角斜、栟茶、丁溪（含小海場）、草堰（含白駒場）、安豐、梁垛、富安等十場為基礎設定東台縣。
1768年（乾隆33年）10月，準許以泰州東北120裡析出十場建東台縣，縣治在東台場區域設東台鎮，鎮區劃為六鋪，縣署置于東台鎮五鋪。其址為明嘉靖24年（1545年）禦史齊宗道以明貞觀故址建立的察院。
乾隆5年（1740年），在其址修建水利同知衙門。東台縣署利用水利同知衙門，在此基礎上擴建而成（位于今鼓樓街口南50米，公園路西側）。縣丞署設于西溪。建縣時，撤銷巡檢司署；改巡檢司署為東台縣丞署。撤水利同知，建縣知，原水利同知就地任縣令。
首任知縣王玉成為貴州畢節人；首任縣丞王漠。
本期監制丨小東 制片丨小鹿 主編丨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