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被中國乃至國際社會奉為“萬世師表”，記錄其言行的《論語》自漢代以來就是圭臬之作。歌德是18-19世紀德國著名的思想家、詩人、作家，被譽為“德國最偉大的作家”。他們雖然生于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都在作品中對人性與仁德有着深刻的解讀，至今仍在被無數人不斷地閱讀和讨論。
1月3日，在愛琴海購物中心光的空間·新華書店開展了“the futures·我們的未來”系列論壇的第七場，以“在古典和未來之間的人與仁：當歌德遇見孔子”為主題，邀請到對孔子和中國文化有深入研究的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傅傑，以及就歌德和德國文學進行多次國際學術探讨的德國魏瑪古典基金會（klassik stiftung weimar）研究與教育部負責人托斯騰·瓦爾克（thorsten valk），文化學者沈奇岚擔任本次活動的主持。
左起：現場翻譯、托斯騰·瓦爾克、傅傑、沈奇岚。
歌德是時代變革的見證者和推動者
瓦爾克教授介紹道，歌德的一生經曆了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見證了歐洲教會的興衰。在歌德出生的那個年代，歐洲還是在現代化開端前的封建時期，而他辭世的時候歐洲已經成為了一片現代化的土地。
但歌德并非隻是一個轉折時期的旁觀者，他本人也成為了這個變革大潮中間的一員。比如，這股變革大潮推動了歌德革新了幾乎所有題材的德國文學，在歌德之後整個的德國文學語言和歌德之前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歌德新的現代性的德國文學語言，還在影響着現在很多德語的作家；同時，歌德建立了全新的藝術觀：他非常強調藝術的原創性，提出了天才美學和原創性美學這兩個概念。“對于歌德來說，他認為一個藝術作品的真正價值應該是創新性和原創性，而不是在既有的形式上繼續進行模仿和發展。” 瓦爾克說。
歌德之是以能夠在德國文學中享有盛譽，和他的國際視野有着密切的關系。歌德在文學創作并不僅僅關注歐洲，還非常醉心于世界文學。比如歌德最感興趣的是波斯文化和中國文化，最突出的例子是兩本詩集《西東詩集》和《中德四季晨昏雜詠》的出版。早在十九世紀初，歌德就已呼籲全球範圍内要進行文化交流，他是這方面思想的先驅，而且歌德也是第一個提出“後國家”理念的作家。
“我們講文化的時候應該跨越自己的國界，從一個國際視角來讨論文化。他認為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文化都能夠通過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使得自己獲益，而且隻有能夠在不同文化之間交流、互動，文化才能夠有未來發展的可能。”瓦爾克表示。
歌德不僅僅是他所處時代的觀察者，同時也是一個診斷者。在其經典《浮士德》中就提到，随着現代化的程序越來越快，時代的脈搏跳動的頻次也在加速。另外，現代化也可能會帶來一種文化身份的喪失和身份意識的模糊。在現代化過程中，很多曆史記憶正在被我們遺忘，而這些曆史正好解釋了我們從何而來。“是以他既看到了現代化的開端對于這個社會一些積極的方面，也預見了現代化對我們的生活可能産生的一些消極後果。”
社會向現代化程序轉變過程中，或許隻有變化本身才是永遠不變的。歌德始終是有求變意願的，緊抱住曆史不變是他所反對的。他認為，要在傳統和曆史的基礎上求新、求變，在傳統和未來之間達到一種平衡。通過這樣一種觀念，歌德達到了一種過去和未來之間的平衡，同時也是創新和傳統之間的平衡。這在歌德與時俱進的藝術觀中也能找到印證。
辯證看待“君子不器”的現代教育意義
古典思想隻有在經過現代社會實踐過程中不斷修正才能曆久彌新。不管當時多麼确鑿的箴言也需要接受時代的檢驗和淬煉。傅傑就表示，《論語》裡“君子不器”的說法在現實社會中已經部分不适用了。
“這個‘不器’簡單地說就是不要把你變成一個器皿，但我想現在片面地宣傳這種思想是不負責任的。”傅傑認為，孔夫子當時是想培養弟子成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但是現代社會，人想要在社會上立足，首先要有自己的特點，也就是要培養一技之長，不一定都是絕技，但是在某一個位置上“可能沒有人替代你，你的位置才比較穩固”。
有自己的技能所長就可能成為某方面的專家，但是傅傑覺得，這樣也是有弊端的：“你要在很小的事情上知道很多，很大的代價就是很多作為一個人應該知道的東西你就不能再知道了，這其實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他引用了錢鐘書先生的比喻。有人眼睛壞了去找醫生，醫生對患者說：你這個是左眼，我是專治右眼的。“當然，這樣的醫生可能成為世界頂級專家。但是人生到了這個地步，可能就比較無趣，把右眼所有的東西都搞清楚了，對左眼一無所知，更不要說對别的東西一無所知。”
為了防止對一個領域過度鑽研，導緻喪失對其他專業的敏銳度。有的理工科院校會舉辦人文閱讀競賽，宣傳一年要讀多少本書，讀完了有獎勵。傅傑認為，文學就是要逐字逐句精心品讀的。“一本《歌德談話錄》裡面肯定有很多人生智慧，那真是一個老人到了人生的盡頭所彰顯的爐火純青的人生和學問境界。” 這絕不是囫囵吞棗、走馬觀花的閱讀方式所能體悟得到的。
傅傑一直跟學生強調，每天都要擠出時間來讀書。讀一首20個字的詩，一年下來就是300多首，第二年水準高一點了，每天讀28個字的一首詩，養成這種習慣五年、十年之後，人生會發生巨大的改變。這種做法歌德也曾提倡過：不管你從事什麼樣的職業，每天應該讀一首好詩，每天應該看一幅好畫，每天應該聽一首好曲子。
君子是否應該“不器”？歌德在教育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也談到過類似話題，他把“不器”看作是一種注重通識教育的展現。歌德在他的這部作品中間講了兩個極端，第一種極端是通識教育，即要了解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所有的都要窮盡。還有另外一種教育的觀念是專攻某一個方面的職業教育。歌德把這兩者進行了一個對比，想表達的是這兩者并不是通往教育的最終目标的。“因為要窮盡所有知識的教育方式是不可能實作的，同時把人培養成某一種職業的專才也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因為它會導緻知識的貧瘠化、人的貧瘠化和人最終的異化，成為一種工具。” 瓦爾克表示，教育最終的目标是要把這兩者結合起來。這也就是孔子主張的“中庸之道”。
歌德和孔子的很多思想不謀而合
傅傑表示，一個有文化的中國人，就應該多少了解一點孔子，多少應該讀一點《論語》。“原因很簡單，中國的文化沒有斷過，而中國文化從漢代開始就一直是儒家為主流的文化，《論語》裡所展現的孔子思想影響着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學、生活的方方面面。”
英國詩人威斯坦·休·奧登曾說：沒有一本書是莫名其妙被人記住的。
現代出版一本書，可以用商業手段炒作、找親朋好友做廣告，一本書尚且可以炫耀一時，但是100年之後沒有這些社會資源了，真正決定這些書是否有市場的都是後來人。《論語》雖然隻有隻言片語，不盡完善，但是已經不需要為它的流芳百世背書，而且它的當代影響力也能確定它能夠繼續流傳下去。歌德的著作也是如此，世界各國的人都在接受着歌德智慧的贈予。
歌德被稱為“魏瑪的孔夫子”，是因為他的思想和孔子有很多契合點。瓦爾克說，歌德是讀過拉丁語版和法語版《論語》的，而且歌德不僅是閱讀而已，還把很多儒家的學說和想法融入到他自己的文學創作中。
瓦爾克舉了一個例子。歌德在1780年左右寫給奧古斯特公爵的一首詩中提到了如何做一位英明的君主。歌德認為，作為君主，需要心系人民、為人民造福祉，歌德在這首詩裡強調了君主的責任和義務，在這一點上和孔子關于為君的想法很相似。而且歌德本身也是一位支援改革的政治家，他也是希望用這樣有教育意義的詩歌去教化、鼓勵他的君主為政以德，進而推動那個地區政治的改革。
歌德所處的時代早期面臨着傳統向現代化的進軍，在此程序中他預見了很多社會未來的挑戰和問題。在他思忖應對政策的過程中，發現孔子的很多想法和他不謀而合。
立足當代，回望過去的經典之作，重溫兩位聖賢的智人之語，能夠給現代人許多思想上的啟迪。歌德所屬的時代，是現代性初起端倪的時代；在孔子所在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更加久遠，或者是在社會剛剛成型的階段。但是他們之間的想法卻如此相似，建議也非常相近。這或許能夠說明，雖然其中很多言論在現代語境下有商榷的空間，但其中的普适性原則卻能夠跨越時間的限制，依然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