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稞營】第 23 次微課分享
分享嘉賓：周文翰（作家/藝術評論家/策展人）
他曾長期在東南亞、南亞和南歐等地旅行并寫作 為《21世紀經濟報道》《ft金融時報中文網》《新京報》《經濟觀察報》《藝術家》《鳳凰周刊》及雅昌藝術網等國内外媒體、研究機構撰寫當代藝術、設計、建築、博物學、旅行文化研究等方面的評論文章和研究報告 他曾策劃多個跨界藝術創意展覽項目 并出版建築文化散文集《廢墟之美——歐亞大陸上的建築奇觀》（2010） 植物文化散文集《花與樹的人文之旅》（商務印書館出版，2016）
人類如何認識植物、如何賦予不同植物不同的文化意義，以及各種植物在不同地區、文化中傳播的曆史細節反映了怎樣的文化現象？這就是我在《花與樹的人文之旅》探讨的内容。
《花與樹的人文之旅》是我于2008年至2010年期間在西班牙、意大利、印度、東南亞等地旅行過程中開始寫作的，最早開始寫的是《茉莉：印度的香》這一篇。當時在印度從北向南旅行，在好多市鎮寺廟外常常看到小販在手推車上擺着茉莉花賣，當地人用來供奉神靈，也有女人會把茉莉花簪在頭上作為配飾，當地人的發音是“mallika”，這才驚訝地意識到中國人平常所說的“茉莉”其實就是對印度發音的音譯。這讓我對茉莉花傳播到中國的曆史感興趣起來，也關聯到歌劇《圖蘭朵》、民歌《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如何傳播的曆史背景。我領悟到“茉莉”既是一種植物，也是一種文化符号，在印度、中國、歐洲文化中被翻譯、傳播、賦予不同的文化意義。
1、向日葵怎麼從普通植物成為文化偶像的？
在寫作中，對我個人觸動最深的是向日葵、指甲花、菩提樹等這些曾經在個人經曆中出場、親身接觸的植物，可能我小時候接觸他們的時候都關注吃、用、玩，覺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一追究曆史來源、文化涵義，就會發現其實很多都是比較晚才流行的外來植物、或者在文化上有“誤會”、“升華”的東西，挺颠覆之前的“習以為常的文化觀”的。
例如在中國很多城市的年輕人視向日葵的寓意為生命力的張揚，這都是近三十年來傳媒宣傳的結果，500年前的中國人可能還沒見過葵花籽這種東西呢。
向日葵原産美洲，是殖民者把向日葵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大概也是在明代中期從南洋——那時候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已經盤踞在那裡——傳到中國的華南、華東。
在梵高繪制的向日葵成為一種文化符号之前，向日葵在歐洲似乎隻是花園中普通的觀賞植物而已。
生前籍籍無名的梵高在20 世紀初被歐洲藝術界重新發掘和認識，但成為“衆所周知”的文化偶像要拜美國發達的大衆媒體傳播： 1934 年，美國作家歐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渴望生活——梵高傳》問世，成為大衆暢銷讀物；1956 年，好萊塢将其改編成同名電影上映；後來斯通的書50 年間更是陸續翻譯成80 餘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發行2500 萬冊。
梵高其人其畫早在20 世紀初就由去日本、法國學畫的留學生傳回國内，但是那時候還僅僅為油畫界熟悉。
到改革開放後，他的繪畫和生平才獲得廣泛傳播——以1982 年《梵高傳》的出版和熱銷為代表，梵高成為文化界都知道的“典故”，他身前和身後的對比、困苦而瘋狂的經曆影響了很多人對于藝術家角色的想象。
2、愛情的象征怎麼從紅豆變成了玫瑰？
“玫瑰花”在最近二十幾年随着愛情小說、影視劇之類大衆媒介和商業推廣的深入人心，已經成了中國城市人心目中的愛情之花。而在一百年前，中國和愛情有關的花木是香草、紅豆、蓮子、并蒂蓮乃至任何樹木的連理枝。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詩人王維這首平白的詩歌打動過許多那個時代的有情人。
不過，王維寫的可不是我們今天常吃的豆沙包、豆沙月餅乃至紅豆沙冰棍裡用到的食用紅小豆 (vigna angularis)，而是指含羞草科植物孔雀豆（adenanthera pavonia，又稱海紅豆）或者豆科蝶形花亞科相思子屬的相思子 （abrus precatorius）的種子。後兩者植物的種子都含有毒成分，隻能用來觀賞而無法當食物吃。
漢魏之間中原人眼中的“相思”标志是鴛鴦以及泛指的相思樹，晉代幹寶給當時廣泛流傳的韓憑夫婦殉情的故事增加了“死後化生相思樹”的情節。随着漢帝國向南方擴張，北方文人開始接觸南方樹木所結的紅豆。東漢末年曾在華南住過的劉熙記載當時的福建有一種叫“相思”的大樹，“其實赤如珊瑚，曆年不變”。大概當時人把北方文人講的相思樹的傳奇套在了孔雀豆這一樹木身上，其豆子開始被人珍重儲存、互相贈送。
和玫瑰有關的 2 月14 日情人節是非常晚起的習俗，14 世紀以後才有人開始将聖瓦倫丁節，作為節日，并逐漸和玫瑰花聯系起來。我猜這應該是 15 世紀文藝複興以後歐洲人重新發掘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以後才想起用紅玫瑰象征愛情，并随着 20 世紀的大衆傳媒傳播到世界各地。
2 月14 日在歐洲也并不是人人認可的情人節。比如我在西班牙看到巴塞羅那的加泰隆尼亞人把 4 月23 日的聖喬治節（sant jordi）當成情人節。
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東方摩登都市上海，濃豔的紫紅色玫瑰被稱為“洋月季”， 是引進的歐洲雜交新品種，它的象征意義和情人節這種習俗一起傳揚開來，成為時髦的象征。作曲家陳歌辛在 1935 年創作出《玫瑰玫瑰我愛你》這首曲子，後來不僅走紅上海灘的歌廳，還在二戰後飄到美國，有了爵士樂演繹的版本，現在很多人還以為這是美國原創的歌曲呢。
不過玫瑰這種今天看來如此“西方式”的花木，血親之一卻是包括中國在内的亞洲東部和中部的花木，它在過去兩百年混合了中國人稱為月季的花的血統，20世紀又以洋派的姿态登陸上海、北京、廣州，造成新的潮流。
對歐美人來說，中國人所謂的“玫瑰”和“月季”“薔薇”一樣都屬于薔薇科薔薇屬，薔薇屬下的250 多個品種在國外都被統稱為“rose”——近代以來中文翻譯成“玫瑰”。可在中國的古書裡乃至現在都還有很多人習慣性地把每年能多次開花、花朵大、葉泛亮光、枝粗刺少、單生的品種稱為月季；花朵最小、叢生的稱為薔薇；花朵居中的、葉無亮光、葉多刺多、能散發香味提煉香精的稱為“玫瑰”。也許最重要的差別是，中國古人說的玫瑰每年隻開一次花。
但是當20 世紀初歐美的一些薔薇屬花木引進中國并被翻譯成“玫瑰”以後，中國傳統的“玫瑰花”和“月季”之分開始失效，大家逐漸把常見的花朵大、顔色濃豔的那種花都叫玫瑰了。
二十幾年前還沒誰覺得玫瑰代表愛情，“情人節”還僅僅是報刊書本上的“外國習俗”。但1992年以後情人節在大城市越來越流行，并随着大衆傳媒波及全國。
就像法國學者讓·鮑德裡亞所說，現代社會中的消費者更大程度上買的是商品代表的意義及意義的差異，而不是具體的物的功用。通過情人節這個洋節帶來的“時尚儀式”讓花木的意義轉化成新的價值，“玫瑰”就這樣和“月季”這個本土名字區隔開來，成為都會時髦群體共同追求的新符号，以後又慢慢通過報刊電視向更大層面傳播開來。
3、為什麼不同的樹都被稱為菩提樹？
世界上最著名的那棵菩提樹（ficus religiosa）在印度，在菩提伽耶。
釋迦牟尼在樹下的悟道帶給後世萬千信徒新的生命路向。
這甚至也影響到我們日常的生活，中國人農曆臘月初八有吃臘八粥的習俗，就因為當初牧羊女蘇迦塔奉獻的羊乳粥飯滋潤了佛祖的肉身，是以後世的佛教徒在佛陀成道日煮粥供佛，逐漸演化為民間吃臘八粥的習俗。
據說，菩提樹最早是在502 年梁武帝的時候由印度僧人智藥三藏航海引種到廣州王園寺（光孝寺）。禅宗六祖惠能即在此菩提樹下剃發，開東山法門，且寫下著名的偈句：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可惜原樹在宋代已經湮滅，現在殿後的那一株是清代中葉補種的。現在國内隻有泉州開元寺、廣州六榕寺有古菩提樹。
據《舊唐書》記載，印度北方的摩迦陀國曾遣使向長安的唐代皇帝朝貢菩提樹。但是，菩提樹這種熱帶樹種在北方是無法生長的，至今北京兩家植物園裡的菩提樹—分别是印度和斯裡蘭卡政要贈送的—還隻能生活在溫室中，是以唐宋元明清幾個朝代的中原詩人們寫到的“菩提樹”多數是出于誤認和文化想象，和真實的菩提樹這種植物不一定有關。
如唐代詩人皮日休寫到的浙江天台山國清寺的“菩提樹”就不是印度的那種熱帶植物，而是溫帶的椴樹。天台山僧衆的“錯認”遠播海外，連日本、南韓的寺觀也把椴樹當作菩提樹。而在北京，紫禁城英華殿院子裡的兩株椴樹也被明清兩朝的皇帝們當作“菩提樹” 認真對待過幾個世紀，寫過的詩文就有好幾首。
中國人對菩提樹的誤認也映射在文化交流和翻譯中，如晚清、民國有人把柏林的“椴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叫“菩提樹下大街”，連德國人用椴樹的花、葉泡制的茶“der lindentee”在中國也被翻譯成“菩提茶”。其實， 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氣候和中國北方差不多，在露天是無法種植菩提樹的，他們種的是小葉椴。
這種誤認并不僅僅是知識上的錯位，也是文化上的“誤會”——要麼是近代最早到柏林遊曆的日本人誤認柏林的椴樹為菩提樹，而後這種說法又傳到中國；要麼就是那些早期到柏林留學的江南學子見到柏林的椴樹和他在故鄉的寺觀常見的所謂“菩提樹”長得一樣，就把這條街叫作“菩提樹下大街”了。
在國内，從南到北的寺廟裡差不多都有自命的“菩提樹”，江南寺廟的椴樹、無患子樹，黃河流域的銀杏樹，隻要是古老高大的樹木都俗稱 “菩提樹”，青海的塔爾寺幹脆用一種暴馬丁香樹（syringa reticulata）當“西海菩提”了。
4、梧桐與懸鈴木：誤會的浪漫
當代愛情小說、電影裡常有戀人在“法國梧桐”的蔭蔽下漫步的場面，對近代以來的中國人來說，“法國”和“巴黎”代表的是摩登的新世紀，和激情的戀愛相結合，形成隐私和公共空間結合在一起的浪漫世界，具有生動的畫面感并隐含着豐富的文化意蘊。
奇妙的是，植物學家考證出來，諸如上海、南京等很多中國城市街道上的“法國梧桐”學名叫作“二球懸鈴木”（platanus×acerifolia），是近代才引進到中國的，和唐宋元明清的詩人們看到的“梧桐”在植物分類學上來說并沒有多大關系：原産地是中國、日本的梧桐（firmiana simplex）是梧桐科的落葉喬木，它和同名為“桐”的所謂 “法國梧桐”以及油桐（大戟科）、泡桐（玄參科）都沒有親緣關系，可是普通人卻因為它們在樹幹、枝葉上的類似而稱之為“桐”。
街道上的“法國梧桐”和中國古典院落裡的梧桐，就成為兩個世界互相折射的對象，或者說，是把一個外來的樹木嫁接在中國傳統意境上。
有着吉祥意味的梧桐樹很早就是一種庭院用樹，漢代的皇家上林苑裡就有“椅桐、梧桐、荊桐”三種，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人常寫到庭院中梧桐的身姿，前秦的皇帝苻堅更是“以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即便到明清時期，怡園還有“碧梧栖鳳”之榭，拙政園也在“梧竹幽居”裡将梧桐和翠竹搭配在一起。古代傳說梧是雄樹，桐是雌樹，梧桐相依為命同生同死，且梧桐枝幹挺拔，根深葉茂，可以象征忠貞愛情。《孔雀東南飛》裡就有“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寫，葉葉相交通”的描述。
可從唐代以後梧桐就常常和雨連在一起，白居易《長恨歌》裡“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是先聲，南唐後主李煜從“春殿嫔娥魚貫列”的皇帝生活淪落到“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的閑人，難免感傷。在他以後，宋代著名詞人李清照就更加幽怨，梧桐、芭蕉都要和雨點親密接觸，落葉的衰敗景象和落雨的聲響交織出無窮的離愁和凄涼。
20 世紀初的“法國梧桐”學名叫作“二球懸鈴木”。17 世紀西班牙人将三球懸鈴木和來自美洲的一球懸鈴木（platanus occidentalis，又稱美桐）種植在相近的地方，偶然雜交出二球懸鈴木。
蘇格蘭的園藝家安通（william aiton） 在1789 年首次用英語描述這種植物的時候還稱之為“西班牙懸鈴木”。19 世紀二球懸鈴木作為園林景觀植物和城市綠化植物在倫敦開始流行，是以英語和一些其他西方語言稱之為“倫敦懸鈴木”。
1902 年起，法國人開始在淮海路上種植這種“倫敦懸鈴木”，上海人看到是法國人引種的，就稱之為“法國梧桐”。在民國時期，上海是中國最現代的城市，上海人稱之為法國梧桐，全國人也就照搬了。南京成為國民政府的首都以後，城市規劃師們也引種了大量的法國梧桐，之後一球懸鈴木（美桐）也被引進，是以現在南北方很多城市既有二球懸鈴木也有一球懸鈴木。
有意思的是，中國最早引種的懸鈴木是1600 年前就從印度傳來的：公元401 年，印度高僧鸠摩羅什到中國傳播佛教，帶來三球懸鈴木種在陝西戶縣古廟前，這棵樹是以得名鸠摩羅什樹，可惜在20 世紀50 年代已經枯死，現在有的隻是後來補種的小樹。鸠摩羅什樹在小縣裡安靜地待了上千年，沒有得到過廣泛的引種—連西安的行道樹也是“法國梧桐”和“美桐”。
鸠摩羅什樹和“法國梧桐”的不同命運是由兩種傳播方式的差别造成的，這位佛教傳教士帶來的樹種能否得到廣泛傳播，取決于個人力量和一系列偶然因素，而法國梧桐進入中國可以說是由經濟體系和城市管理知識系統推動的：行道樹，它是和近代建立的城市規劃、道路系統的整體機制設計有關，在倫敦、巴黎的林蔭大道上流行的樹是以得以引進到上海的租界，用它整齊的綠葉覆寫剛開辟的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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