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書說道，顧順章得到了中共二十年代中後期的領袖級人物李立三、向警予的賞識，并由他們作為介紹人，發展了顧順章秘密加入中共，不僅如此，在很短的時間内，就讓其接班，成為中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制煙廠支部的支部書記，這可是一塊通向黨内高層的厚實的基礎之磚。
而剛剛加入中共的顧順章也不負衆望，不僅在本支部宣傳中共主張，更是大力發展中共黨群（當然，我們還是要客觀地說，畢竟在當時環境下，這顯然是進步的。革命者在當時的中國）。很快，他嶄露頭角的機會來了，中國工運史，中國黨史，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爆發了，這場源出發生在上海，由因為愛國學生組織的反帝愛國運動被英國巡捕房當街射殺13人的慘案引起的，全國範圍内的愛國遊行、聲援，罷工罷課罷市運動，中共積極參與組織，上司。而顧順章則作為南洋煙廠工會的負責人，積極投身于其中。
為了防止巡捕房和流氓的鬧事，将運動引向歧途，中共組織了勞工糾察隊。這個糾察隊其中的一個負責人職務落在了熟悉社會情況，不怕鬥狠，敢于拼殺的顧順章身上。李立三的再度推薦，他成為了上海市總工會勞工糾察隊第三隊隊長，秘密兼任糾察隊閘北辦事處（第七辦事處）主任。
這又是一個轉折契機，這個職務讓他在中共内部成為了一顆新星，他已經離中共進階幹部便是咫尺之遙了；另一方面，這也是他成為上司中共城市秘密行動的開始，為以後，他從事中共情報保衛工作，悄然地走出了第一步。
作為黨員新星，他再一次得到了中共高層的賞識。在1925年8月，江浙滬的中共上司組織再一次改組，顧順章與他的革命導師之一李立三，共同成為了上海區委委員（注解一下，上海區委是由原來的上海地委改組。而這次的上海區委，又叫做中共江浙區執行委員會，管轄上海、江蘇，浙江等地方黨組織）。一個年輕的，資曆尚淺（其時，顧入黨還不到一年）的黨員，便是在風起雲湧的大革命浪潮中，一躍成為中共進階上司幹部。在區委，顧順章成為組織部成員，莊文恭（1922年入黨，後因病請假療養，與中共失去聯系）為主任（部長），顧則負責黨内事宜。
莊文恭
從1925年8月到1926年9月，上海區委幾經人事變動，但顧順章始終是正式委員。應該說，就目前來看的資料，作為上海區委的上司之一，并且主管黨内組織工作，對那段時期，中共上海組織的蓬勃發展（黨員從五卅運動前的295名發展到了2223名）是有功勞的。
1926年9月，中共派出大批幹部同赴蘇聯學習和向共産國際彙報工作。人員包括劉仁靜（中共一大代表，後成為托派，開除出黨，繼而投靠國民黨）、秦邦憲（即博古），魯易（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黃埔軍校校歌原作者之一。廣東大革命時期擔任周恩來助手，紅三軍上司人，著名烈士）、李伯钊（楊尚昆夫人）等二十餘人。這其中，顧順章、陳赓，陸留三人明确前往蘇聯契卡學習情報保衛工作。
劉仁靜
這也是中共開始着手準備有系統有組織的情報保衛系統的開始。盡管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始出在廣東，由陳延年（時任廣東區委書記）委派，傅烈上司的情報小組（在廣州、黃埔、東莞、石龍等地搜集情報）收集當時國民黨右派的情況，使得中共在鬥争中掌握主動權。但這畢竟是地區性組織。而顧、陳，陸三人，尤其是顧順章和陳赓，則是整個中共中央正式派員專業留學學習情報保衛，并在回國後正式組建中央級情報保衛系統的創始團隊中的主要建立者。在遠東，顧順章以其聰明才智，學習神速，頗得蘇聯情報教官的喜愛。從特工理論到技巧學習，都皆上乘。課程涵蓋了人工時代的特工大全：化裝跟蹤、爆破竊聽、開鎖解铐、攝影密寫、槍械格鬥，設伏暗殺等等。
傅烈
半年左右時間，顧、陳，陸學成歸國（陸留後來的印迹成為了空白，翻了資料，隻有傳說，而無信史檔案記載），作為彼時黨内進階幹部，顧馬上被委以了重任。
時中共為了響應北伐，正在籌備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總罷工，及第二次勞工武裝起義（二十年代大革命時期，上海共有三次勞工武裝起義，其中，以第三次最為著名）。在顧順章缺席的情況下（彼時，其正在杭州），由上海區委會議決定，其擔任上海區委軍事委員會委員，主任。但當時的中共武裝鬥争經驗還很欠缺，第二次勞工武裝起義幾乎完全翻版蘇聯的“十月革命”，也試圖用軍艦炮轟高昌廟兵工廠，奪取武器，然後取得城市政權。然而，行動不統一，動作環節缺失有效的信号和協調，中共緊急停止了起義，并轉而緊急着手第三次勞工武裝起義。
在周恩來任總指揮的上司上海第三次勞工武裝起義的特委會裡，顧順章再度成為了特委會下特别軍委會成員，并重操舊業，負責勞工糾察隊。其也由此開始了長達數年的和周恩來共事，走向專業從事隐秘紅色情報保衛工作。他還成為了中共拟就的上海市民會議、市府成員之一。也就留下了那張他唯一的模糊不清的照片。他亦成為上海灘有影響力的人物。
在起義中，最為艱難的閘北區戰鬥，他是指揮者之一，憑借着對地形的熟悉，他率領敢死隊殺進軍閥陣地，并隻身進入堅固南攻的商務印書館，勸降守軍，這一切都給他帶來了在上海灘聲名鵲起的聲譽，更是在中共高層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然而，四一二爆發了，中共黨人在為北伐流過血後，又一次被昔日的盟友舉刀屠殺。而顧順章，在國民黨那裡，作為中共重要分子，和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李立三，瞿秋白，劉少奇等等一起上了通緝名單。而在中共黨内，他卻成為了一顆被頗為倚重的新星，冉冉升起。
對于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倒行逆施的反革命行為，中共在1927年4月當月在漢口召開了五大予以對策，顧順章作為會議代表出席，并作為上海暴動的重要人物之一，被選舉進31人的中央委員會，并任中央軍委委員，主管的就是情報保衛。
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序幕應該說是在武漢拉開的，後期到達武漢的周恩來擔任了中央軍事部長兼軍委主任。中共中央第一個特情組織在周恩來的倡議下，中央常委會同意，在軍委下屬機構增添了特務科（處，有關這個組織的正确叫法，目前還有争論，但無傷史實），由顧順章負責，助手便是後來赫赫有名的中國院士李強。
武漢的風雲波谲雲詭，中共黨人正處在曆史的十字路口，這期間，作為顧順章，不僅設計架構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最初的組織結構（架設了保衛股、情報股、特務股，匪運股），并發揮出了重要的作用，使得蔣汪合流前夕，在汪精衛也對中共黨人舉起屠刀之時，配合中央，将絕大部分精英力量轉移到了上海。對此，周總理在以後對武漢時期的中央軍委特務科那個時期的工作有着很高的評價。
顧順章的中共之路突飛猛進，八一南昌起義後，中共與國民黨徹底割裂，從前一個壕溝裡的戰友就此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厮殺對手。中共在漢口召開了著名的“八七會議”，彼時的白色恐怖在兩湖也到達了峰值，汪精衛喊出了“甯可錯殺三千，也不放走一個共産黨”的狂悖之語。如此情況下，還是顧順章帶人（中共内部交通）将會議代表秘密的一個個領進會場，對會議的安全保衛煞費苦心。就是在八七會議上，他成為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交通局），二十歲出頭，他成了中共黨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另一位是任弼時），也是其在黨内地位到達了頂峰。而在那屆會議上，毛澤東，周恩來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顧順章的當選，在當時來看，順理成章，以蘇聯為榜樣，他是當時中共的上級共産國際所倚重的産業勞工群體的代表，又有着一線和敵人做鬥争的豐富經驗，加之中共在武漢的安危很大部分來自于他上司的軍委特務科（處）的日夜不眠的工作。
當選之後的顧順章根據中央訓示，立即着手建立中央交通線，他成為了首任中央交通局局長。時中央交通的任務為：
一、傳達黨的一切檔案，輸送黨的一切宣傳品；
二、兼探聽各地反動派的消息以及其他各種消息。
交通局在中共中央秘密遷往上海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完成遷址上海，随即便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緊急會議），顧順章參加了此次會議，此次會議上，周恩來，羅亦農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
上海，中共誕生地，但其時十裡洋場上已經流滿了中共黨人的鮮血，就在如此最危難最殘酷的環境下，中共中央頑強的秘密的堅持着指揮全國革命鬥争的工作。環境的惡劣，叛徒的潮湧，讓中央及黨員的安全成為了重中之重。從武漢的軍委特務科（處）的基礎上，吸納了多年鬥争來的精英力量，中央特科，中共情報保衛史上最鋒利的暗刀，終于誕生了。
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一級的專門的情報保衛系統，上司機構為中央特委，成員有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中央特委的執行機構為中央特科，顧順章具體負責，指揮。
周恩來成為了這個組織的創始人，并為之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而兩個老同學陳赓，顧順章成為了這個捍衛中共中央，也是中共及新中國以後的保衛系統鼻祖組織各個條塊的建立人。
由此，顧順章不僅成為了中共最高層上司人員之一（盡管，其在中共六大上，隻保留了中央委員。但在一年多後，他分别先後擔任了中央軍事部委員，中央軍委委員，中央總行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委員，總行委主席團成員，并且在六屆三中全會上，與毛澤東等人一起被補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更成為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執掌者之一，成為了掌握中共中央秘密最多的人之一，這也給後來，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其叛變後對中共的破壞力，遠非今天已經解密的一些事物可言。
其人有過大勇，有過大智，但最終還是因為缺失信仰，以個人利益淩駕于組織紀律之上，沒有中共黨人所必需的氣節和信仰。終究成為了曆史的垃圾，一生蓋棺定論，為人所不齒，不管是他曾經叛變并出賣的組織，還是新投靠的主子，皆如是。
正是應了宋人邵雍的那首《小人吟》：小人無節，棄本逐末。喜思其與，怒思其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