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東漢帝國北方有窦憲擊敗匈奴勒石燕然，西方有班超經營西域揚名立萬，東北方向有祭肜威震烏桓、鮮卑三十年，然而看似分散沒力量的西羌卻成了強大的東漢帝國的墳場。西羌足以打擊漢族中國的力量絕對不如匈奴、東胡，但它正因為沒有中心卻形成了處處是中心的局面，各部落忽叛忽降，此降彼叛，叛了又降，降了又叛……它簡直是後來的阿富汗這個帝國墳場的預演。
紅色部分 原始西羌文明區
紀元前三世紀以前三分中國北方遊牧世界，其後裔仍屹立與繁衍于今日的，是與東胡系東西遙遙相對的西羌系種族。生活于青、康、藏高原及其周圍毗連地區的藏族，便屬于這一系血統。羌人與漢族關系的開始，較曆史上任何一個異民族都早，今日羌人後身藏族的藏語，在世界語言系統中也與漢語共同形成獨特的漢藏語系，與蒙古語、通古斯語、突厥語的阿爾泰語系都不相同。是以，溯及上古，羌族可能很早便以黃河流域為居留地，其中一部分成為漢族構成前身之一。
當紀元前四世紀羌人因被漢族排擠而轉移到達的漢族環境邊緣—黃河上流域與其西，氣候幹燥寒冷，雨量微少，地理背景與蒙古相似，是以他們終究追随了胡人、東胡路線，而生活傾向于胡化。羌人分布甚廣，青、康、藏高原全域荒涼而幹燥，适于牧而不宜耕，是以為漢族所舍棄，卻成了羌人活動天地。西羌其中一部分在漢朝領土内附屬于漢族，而另一部分又非漢朝主權管轄所及的形勢，到後漢後期，終形成漢朝政治的痼疾。
漢朝與匈奴對立時，青海、甘肅諸羌參加匈奴聯盟，對漢族中國側面的嚴重威脅，是以漢朝有紀元前二世紀後半攻取河西走廊而切斷羌、胡聯系的戰略決策實作。前漢宣帝時期，名将趙充國控制西羌政策制定後，迄于王莽時代約一百年間，漢、羌關系多數時間都能和平相處，西羌依是否住居漢族中國境内并受漢朝支配而分劃兩個部分的形勢，也進而鑄定。
湟中或湟水流域是青藏區域唯一農耕地帶，當年也是漢羌争奪焦點
經過王莽篡奪而至後漢政權建立，遷入漢族中國以内居住的異民族中，羌族徙居位置與他們源源不絕而來的趨勢堪為注意。前、後漢之交的内亂，最遭損失是首都長安所在地關中，更始、赤眉連續不斷的戰火，使這個全國精華之區，以長安為核心的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三輔”，破殘不堪，死亡與流失，更令這一區域人口數字急劇跌落到僅剩前漢太平盛世的五分之一以下，是以而後漢國都不得不改建到河南洛陽。情形特為嚴重的，又是三輔西側以及泾水、渭水上遊，漢族中國西部邊境重要戰略地帶，亦即前漢傾全力才掌握的河西一帶涼州諸郡，愈成為觸目荒涼。
位于涼州以外的羌族，自光武帝建武九年（紀元33 年）在狄道恢複設定護羌校尉，以及第三年西北事務專家名将馬援對邊境叛羌大攻擊結束，投降者被安置到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以來，于是堂堂三輔“帝王之都”，便因遷都後朝廷漠視關中，輕易被劃為異民族居留地區。自此從青海、西康移住陝、甘、川三省的内徙羌人，一波波連續不斷，一世紀末，且曾出現“和帝永元六年（紀元94 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内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绶”（《後漢書》西羌傳）的驚人記錄。
“内屬”者之外，站于漢族中國外側部分的羌族，一部分又是所謂“奉貢”，如一世紀後半明帝永平時，汶山郡以西，西康省“白狼、盤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仆”（《後漢書》西南夷列傳）便是。其餘的，都非漢朝政府支配可及。
東漢形勢圖
是以，漢朝國境以内是羌，國境以外也是羌，國境外有服從的羌，也有非服從的羌。在後漢政府以異民族補充漢人不足為唯一邊郡政策，而國外羌人要求内屬之勢又久久未停止的情況下，到二世紀初以後，外戚、宦官鬥争與朝廷公權力下墜，地方惡勢力造成，新内屬羌人更因與漢族相處時間尚淺，其“難馴”被引為共通印象。地方官、豪族對待他們，心理上是蔑視，态度上是壓迫，西北羌人問題，于是便充滿了危機。羌變、羌亂的導發成為不可避免。
是以，羌人暴動，一是正值後漢統禦力解體外征的并發症期，二系漢族“吏人”“豪右”激起的反抗運動。而且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時間上延續半個世紀，變亂範圍之廣，也自甯夏南部、青海東郡、四川北部，延及河南西部，幾乎遍及黃河流域西半部都是，所謂：“陸梁于三輔，建号稱制，恣睢于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羌亂進入中期，順帝永和年間，戰争且突破西北并、涼二州界限，包括了河北省在内，自西至東的漢族中國北方整體并、涼、幽、冀四州。
西羌足以打擊漢族中國的力量絕對不如匈奴、東胡，匈奴、東胡在後漢都未給漢族中國制造大困擾，而不可能構成如匈奴般壓力的西羌卻引起了莫大風波。西羌問題，也構成後漢政府最嚴重與處理最棘手的難題，其原因，羌變的發展與處置，較一般叛亂都不能相同。
羌文化圖案
羌族人多種繁，他們的行動是個别的，雖然羌禍如傳染病蔓延似，從局部事件發展到全面性，卻沒有中心上司與有系統的組織，每一分散的部落都有其自由意志，彼此可以一時聯合，立刻又容易解體，任何部落首領的叛或服，都出自一時情緒沖動，也隻代表自己這個部落。是以，後漢政府必須區分他們叛、順，叛亂羌人又必須各個擊破。而鎮壓或招撫一個部落，又隻得到一個部落的效果，不但費力，也事倍功半。更嚴重的，忽叛忽降，此降彼叛，叛了又降，降了又叛，連已獲得的征服效果也不容易穩定，此其一。
其二，後漢時代，内屬諸異民族與漢族間的戰争，性質都已轉變為漢朝内亂，唯有羌亂比較特殊。他們在漢族官員、豪族高壓之下有其種族仇恨，是以也具備民族運動外貌，雖然他們從未存在為什麼戰争的政治意識與激發全體一緻認識。但漢朝國境内外羌人平時便互相交通，戰争期間又互相煽動與勾結的事實，以及當内屬羌人叛出國外，國外羌人卻倒轉又在同時要求内屬，便愈陷事态于複雜。換言之，内亂可以擴大為外患，外患又會轉變為内亂，内亂便是外患，外患又牽連内亂，戰争性質很不容易差別。
羌亂成因、性質、發展，既都異于一般叛變，自造成政府莫大困擾。後漢政府如何對連續半個多世紀野火燎原式的羌人暴動焦頭爛額，不難從《後漢書》西羌傳所記錄，前後三次撲滅高潮中所投下巨大軍費的數字而知：
—— 安帝永初元年（ 紀元107 年） 羌亂初起十多年間，二百四十億。
——一世紀四十年代，順帝永和以後數年間，八十餘億。
——一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桓帝建和以後十多年間，四十四億。
中國古羌城
這些筆軍費支出統計，如果與後漢政府每年例行津貼南匈奴的一億九千餘萬與西域維持常年經費七千四百萬比較，将吃驚于消耗财力為到達何等程度。應征兵士與戰區人民死亡于刀鋒或饑餓、驚惶中的人力損失，尤為無可計數。長期暴動最後終激怒了漢朝将領，專門從事殘酷大屠殺，特别是對羌人懷有極端厭惡心理的段颎。
《後漢書》段颎傳便等于一篇血腥賬目，自桓帝延熹二年（紀元159 年）他繼任護羌校尉，離職後再任破羌将軍的幾年間，死于他屠刀下的羌人，統計達十萬人之數。其間且創下四千人叛變而一次殺戮三千人的紀錄，理由是羌人“誅之不盡”與“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到靈帝建甯二年（紀元169 年），所謂羌禍，才因這位劊子手的恐怖手段而宣告結束。
西羌從未被漢朝視為強大敵人，羌禍的破壞性，卻較任何漢族自身或其他異民族叛變都嚴重得多。《後漢書》西羌傳“府帑空竭，延及内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兩州，遂至虛耗”的結局記載，可謂簡明扼要。這個民窮财盡結局的造成，漢族地方官對其前因後果固須負起絕對責任，而暴動初起階段，漢朝決策者也犯下錯誤。
甚至放棄涼州全境也有人主張，這個意見雖未實作，但陝、甘兩省的全域，隴西、上郡、北地、安定諸郡漢族居民，卻先後都不惜用破壞他們在原住地經過若幹代辛勤經營的産業，強迫移住内地。這種上下失禦，以及逃避現實的撤退主義，同時期西域問題同樣如此，正都代表了漢朝氣運沒落的注定難以挽回。措置非隻無補實際，又顯然傷害漢族居民利益，節外生枝招緻了自身漢族人民的反感。
羌變雖平，連連兵荒馬亂後的旱蝗饑荒都相繼而至，社會不安與人民痛苦已非地區性而擴充到全國，後漢谷價最賤時每斛僅三十錢，便因羌亂而安帝時已猛漲為“谷石萬餘”。趨勢繼續發展到靈帝中平元年（紀元184 年），大規模漢族農民暴動的黃巾之亂，終于繼羌亂爆發，在此期間，因撲滅黃巾而崛起的大小軍閥，與采取武裝自衛恣态的各地豪族，相偕擡頭。
而社會秩序脫幅與經濟崩潰形成，仍以羌禍最劇的西北地區為最嚴重，漢朝最末一代獻帝興平元年（紀元194 年），三輔且到達“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後漢書》獻帝紀）的駭人地步，衰運中後漢結局的被支解乃無可避免。是以，後漢政權緻命絕症系由羌禍引起而引發，實為出乎意料。謂後漢政權被二世紀長期羌禍拖垮，也非過分誇張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