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亂離紛纭，魏晉六朝士族們的奢華生活卻足堪令後人咂舌瞠目。石崇與王恺鬥富、太傅何曾日費萬錢猶歎無菜下箸、王濟家的天價烤乳豬、荀勖看菜辨柴的工夫，這些當時曆史環境中士族豪強集團的代表人物，無不印證奢侈是這個階層的普遍特點。不過，從士族豪強的侈忲無度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科技發展水準。何曾家裡的食品蒸餅之是以被視作汰侈難見之物，在于其發酵技術隻為少數人掌握；到了北魏的時候，崔浩《食經》詳細講述了餅酵制作方法，發酵技術已經很成熟，蒸餅再也不是士族權貴變态展示品了。飲食内容的改變，往往意味着文化習俗的改變。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煤炭、石油、天然氣的認識、開采和利用均獲較大進步。煤炭開采量比以往增大，且運用于冶鐵業中；石油已被人們用作潤滑劑和燃料，應用于生産和軍事中；天然氣廣泛使用在日常生活及煮鹽業。某種技術的發展，又往往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例如煤炭開采拉動了石墨的生産和應用。《陸士龍文集》卷八載西晉文學家陸雲《與兄平原君書》雲：“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雲燒此，消複可用，然（燃）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此“石墨”即煤，東晉陸翙《邺中記》解釋說“北則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書，又熱之，雖盡，又謂之石炭。”石墨可書，則在書寫原料方面是一大改觀，直接波及書畫藝術的演進。元末明初陶宗儀《辍耕錄》卷二十九發現，“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雲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為之。是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沈耳。”有了墨的推廣使用，則有硯台的推廣使用，據王漁洋《池北偶談》，“孫承澤曾藏謝氏道韫一硯，有銘曰‘絲紅清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玉砅堅質’。”元代陸友著《墨史》三卷，介紹曆代精于制墨技術者，自曹魏的韋誕起，晉代張金，劉宋時代張永，至趙宋周伯止，共一百九十人，墨之典故，廣搜博采，頗為博瞻，蓋知東晉時制硯技術已較高，使用越來越普遍。
石油和天然氣在此期也得到進一步開掘利用，士族豪強之争奇鬥勝，以擁有稀缺資源為底氣。《魏書》卷一0二《西域傳·龜茲》條載雲：“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裡入地，狀如醍醐，甚臭。”《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龜茲》條所載完全相同。張華《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可見當時已把石漆當作了潤滑劑塗在車和水碓的軸承上，用作照明更是常見；郦道元《水經注》卷三在談到了高奴縣和延壽縣皆有“水肥可燃”的現象後說，“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到了北魏時期，石油已是衆所周知之物。魏晉時期關于天然氣的描述也不少，人們對其奇異特性常贊歎不已。西晉左思《蜀都賦》雲：“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沉熒于幽泉，高焰飛煽于天垂。”東晉郭璞《鹽池賦》說：“饴戎見珍于西鄰，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之所産，帶神邑之名嶽，吸靈潤于河汾，總膏液乎浍涑。”這是魏晉博物學家、辭賦家們對天然氣燃燒時的瑰麗景觀的驚豔描繪，可見科學技術發展更新了魏晉文學的表現元素。
此期的冶金技術雖然總體發展緩慢，但制鋼煉鐵技術仍有一定發展，制鋼工藝主要有灌鋼法、炒鋼法和百煉鋼法。等劉琨《重贈盧谌》有詩雲“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撇開文學意蘊的解讀而從科技角度來看，鐵本來是很脆的，用百煉技術鍛造後，可以變柔至纏繞在手指上，表明當時鋼鐵的柔化技術已然爐火純青。傅玄《正都賦》雲：“苗山之铤，鑄以為劍，百辟文身，質美銘鑒。”裴景聲《文身刀銘》雲：“良金百鍊，名工展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回，流光電照。”這些精彩描繪性文字，正是對當時煉鋼技術的藝術寫照。從鑄件上看，除一般生産工具、兵器、日用器外，還有不少大型佛像、人像、銅鏡、銅錢、鐵錢、大鐵镬等，都是這個時候冶煉技術的見證；鑄制佛像之風甚盛，則順應了佛教東傳中土的曆史程序，“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佛法之興盛，缺不了鑄像技術的推波助瀾。《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雲，“興光元年（公元454年）敕有司于五緞大寺内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二年（公元467年），“又于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此期銅鏡中，要數鄂城所出孫吳銅鏡最為工精，如三角緣鳥獸鏡、畫紋帶神獸境、四葉八鳳佛像鏡等，而曹魏銅鏡曾東傳至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陶瓷技術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青瓷、黑瓷、白瓷能夠燒制，在胎料、釉料的選擇和配制，成形、施釉、築窯和燒造技術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廣布長江流域及東南沿海地區。随着瓷器越來越精美，飲茶成為豪門生活時尚之一，而時尚的亮點在于瓷器茶具的檔次。荊州刺史石崇托關系購到在當時價值連城“九獸茶具”，憑此鬥得皇室巨富王恺無地自容。然而，針對士族汰侈之風，有識之士主張官場以茶代酒來養廉，如王蒙“茶湯敬客”、陸納“茶果待客”、桓溫“茶果宴客”，可以說中國人喝茶講究品位始自魏晉，或者說魏晉開始有飲茶文化。瓷器的功能不僅僅在喝茶，那時期還出現瓷制筆筒、硯台、水盂。文人雅士擁有全套瓷器文具，是證明其身份的重要方式；精美瓷器是士族階層的時尚追求，是辨別其高雅品位的重要道具。王羲之臨終前交待子女務必辭卻朝廷“金紫光祿大夫”的贈官，卻不忘用一套名貴瓷器文具來陪葬。這些文化現象的出現，以及瓷器出口成為經濟外貿增長點，離不開當時精湛的陶瓷技藝。
紡織技術方面，魏晉南北朝也有重要進展。楊泉《織機賦》等文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情況，賦雲：“取彼椅梓，桢于修枝，名匠聘工，美手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足閑踏蹑，手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形象生動地描述了織工和挽花工分工合作的情況。文中對織機材料、安裝規格、提花操作都作了細緻的描寫，辭賦家寫得如此細緻生動，可以想象當時紡織技藝的普及程度之廣。紡織技術與紡車改造發明密切相關，三錠式腳踏紡車是此期紡車技術的重要成就。腳踏紡車約出現于漢，但從各地所出漢畫像石看，皆是單綻作業的，今有東晉名畫家顧恺之為漢代劉向《列女傳·魯寡陶嬰》所作紡絲配圖，原圖雖已失傳，但曆代均有《列女傳》翻刻本，宋刻本配圖描寫的便是三錠式腳踏紡車的形象，說明這種紡車在晉代使用已廣，紡紗能力大為提高，這為中古貴族的奢華生活提供了技術後盾。
這時期最具影響力的科技發展當屬造紙術的改進與推廣。紙張的便捷擷取與大量使用，使文藝走向獨立的可能性增強；紙張一旦成為主要的文藝傳播媒介，則必然極大地充實了文藝創作隊伍和接受群體。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了解媒介》一書指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衣服是皮膚的延伸；交通工具是腳的延伸；數字是觸覺的延伸；文字是視覺的延伸；計算機不僅是眼睛的延伸，而且還是人的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等等。同理，紙張這種媒介也是文藝的延伸，即再現、表現和傳播文藝的能力得到空前延伸。20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因竊走敦煌石窟内各種古寫本、刻本、絲織物、佛像、雜書等萬餘卷；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大谷光瑞等竊走二百餘卷；清政府才将劫餘的六千多卷運到了北京。這批經書的成形年代大約集中于東晉十六國時期與北宋之間；書的種類除佛經外尚有稀見之經、史、子、集寫本和公私文書、契約等；語種方面除大量漢文資料外，亦有許多少數民族以及南亞、歐洲民族的文字資料，内容豐富是顯然的，用紙量之大也是不言而喻的。
從中管窺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造紙技術頗為發達，造紙業勃興，官方和民間日常用紙均已較普遍，數量巨大。唐代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一引晉人虞預《請秘府紙表》說：“秘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寫起居注"。此“布紙”應指麻布做成的紙，或者有布紋的紙。秘府藏紙量3萬餘枚，數字不可謂不大，而且用絲布麻頭來制紙，當為魏晉時的一大創造發明。《太平禦覽》卷六0五引《語林》說：“王右軍（王羲之）為會稽謝公乞箋紙，庫中唯有九萬餘，悉與之。”庫中藏紙量更是達到九萬多枚，充分說明了造紙業之發展。魏晉紙張品類繁多，産量大，品質勝前，楮皮紙、桑皮紙、藤皮紙、土紙、側理紙、塗布紙等均已大量出現，生産效率較高，成本大大降低，故漸次取代竹簡。西晉時張華在《博物志》記有：“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紙，故即名紙，為剡藤。”是為藤皮紙；衛夫人《筆陣圖》有：“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是為魚卵紙，即當時最好的紙。唐代的李亢《獨異志》中稱：“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須筆蠶繭紙為《蘭亭記序》。”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稱：“王羲之《蘭亭序》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可見蠶繭紙就是以其紙的特征像繭而命名，“似繭而澤”這一特征正與魚卵紙相似，故根據衛夫人與王羲之的師承關系與王羲之對各類紙筆特征的了解，一般認為《蘭亭序》用的蠶繭紙就是魚卵紙。不管兩者是否屬于一物異名，其虛柔滑淨等特質已接近後世的宣紙。從西晉到東晉前期，官方文書仍是紙簡并用，東晉末年後，竹簡就被大量削減下來，有的統治者甚至作出了奏議一律用紙而不得用簡的規定。《太平禦覽》卷六0五引《桓玄僞事》說：東晉豪族桓玄（公元369－404年）在廢晉安帝自立為皇之後，曾下诏說：“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在考古發掘中，東晉以後的簡牍已很少看到。紙之發明，其賜福于社會甚巨，“真能撼動中古文化者，則紙的發明，與承受印度來佛教是也”。
至于建築方面的成就，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代，其建築不追求秦阿房宮、唐大明宮式的宏偉壯麗，建築體制沒有重大變革；但其廣泛而多樣的建築活動對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發展仍有獨特貢獻。當然，“作為一種實用性極強且極重工用材質及匠技勞作的普通造型藝術，建築不得不去艱難地接受新的文化、新的宗教與新的人生觀念之挑戰，接受由政權頻繁更替、民族的往複交融與人生的起落動亂所造就的對實用的重新估價與對精神的重新追求。”為了适應現實需要，即應對動亂時勢的結果是，單體建築多呈高台樓閣式，突出其防禦功能，内部空間結構則精巧繁複和靈活多變；建築群落依勢造形，重視互相映襯，顯得挺拔隽秀而錯落有緻。宗教氣息的增添，使绮靡浮華之中保留一些質樸恢弘的風尚。
《世說新語》記載石崇家的廁所，“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绛紗帳大床，茵蓐其麗”，以緻客人劉寔如廁以為誤入石崇卧室。官僚們的宅室華美之裝飾令人歎奇，而宮室之豪豔奢華自然有過之而不及，如《晉書》卷二《後趙錄》描述石虎宮室“漆瓦金铛，銀楹金柱，珠簾玉璧，窮極伎巧。”晉人陸翙《邺中記》更加詳細，記石虎“于魏武故台立太武殿，窗戶宛轉畫作雲氣，拟秦之阿房，魯之靈光。流蘇染鳥翎，為之以王色，編蒲心薦席”；其太武殿“懸大绶于梁柱，綴玉璧于绶”，“西有昆華殿，閣上辄開大窗，皆施以绛紗幌”；其金華殿“三門徘徊，反宇栌檘隐起。彤采刻镂，雕文粲麗”。其餘裝飾，“太武殿前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斛。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卻入諸公主第。溝亦出建春門東。又顯陽殿後皇後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臨池，上有石床。石虎以胡粉和椒塗壁，曰椒房。”在建築材料方面的重要革新是琉璃的廣泛使用，其晶瑩閃亮的色澤和珠光寶氣的特點，“在總體裝飾上改變了大屋頂由于材質所造成的暗淡效果，創造出了一個金碧輝煌的感覺世界，使中華以大至頂為特征的建築群落産生了一種先聲奪人且觸目驚心的瞻觀”（《中國美術史·魏晉南北朝卷》），故風靡于魏晉六朝時代，應和着當時的審美需求。約略觀之，正像此期的文學處于緣情绮靡和巧構形似的時代，建築藝術亦處一個講究巧麗誇飾和華豔富美的朝代。
伴随着道教興起并深入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魏晉南北朝的中醫藥學承秦漢餘緒進一步發展，成就較大者有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和陶弘景等。王叔和是魏晉之際高平人，生于世家大族家庭，宗族數代不乏權勢顯赫者，也多有文學名士；王叔和由此獲得良好的文化熏陶，少年時期即已通曉經史百家。後于動蕩時局中投奔荊州刺史劉表，受張仲景弟子衛汛熏染而有志鑽研醫道。最終整理《傷寒論》，更著成《脈經》。《脈經》集漢前脈學大成，分門别類，脈理和臨床結合，首次将臨床脈象歸納為浮、芤、洪、滑、數、促、弦、緊、沉、伏、革、實、微、澀、細、軟、弱、虛、散、緩、遲、結、代、動等二十四種，具體描述了每種脈象的特征，區分為八種基本類型，首開脈象鑒别先河，據此分析脈象和病人身體狀況、疾病症狀的對應關系，頗符現代醫學對人體血液循環特性的認識；又收集儲存魏晉以前的診脈方法、脈象所反映的病理變化以及脈診的臨床意義等許多重要文獻資料。王叔和确定的脈名類型成為曆代脈書中脈名分類的基本準則；提醒醫生要注意脈象的差別對照，對後世醫家對脈象的鑒别有很大的啟示作用；确立三部脈法和髒腑分候定位。王叔和的實踐研究，促使中醫診斷學當中的獨立的脈學分支。安定郡皇甫谧自号玄晏先生，魏晉之際醫學家、史學家和文學家。皇甫谧以著述為業，晉武帝累征不就。其《針灸甲乙經》是中國第一部針灸學專著，後世稱譽他為“針灸鼻祖”。《針灸甲乙經》記述人體穴位348個，提出适合針灸治療的疾病和症狀等共計800多種。例如該書所分述的熱病、頭痛、痓、瘧、黃膽、寒熱病、脾胃病、癫、狂、霍亂、喉痹、耳目口齒病、婦人病等等，條分縷析，内容比較豐富，使事類相從，删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創立分部依線檢穴法，劃出35條穴位線路，以此确定穴位的位置，詳述針刺深度、留針時間和艾灸時間等，臨床指導意義很大。皇甫谧還有文史著作如《帝王世紀》、《年曆》、《高士傳》、《列女傳》、《逸士傳》、《玄宴春秋》等，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世名臣，《晉書·皇甫谧》評其“屬意文雅，忘懷榮秩”，“确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欤”，應該說很恰當的。
丹陽道教人物葛洪畢生鑽研神仙導引之術，創立丹鼎派道教授。因弘教需要，葛洪學習煉丹術和醫術，行醫于民間。《抱樸子》是其代表作，内篇論述神仙方藥、養生延年、禳邪祛禍之法，總結晉前神仙方術，提倡守一、行氣、導引等修煉方法，為醫藥學積累了寶貴的資料；外篇論述人間得失，世事臧否，闡明其社會政治觀點，融合儒、道兩家哲學思想。另撰成醫學著作《金匮藥方》、《玉函方》，精選成《肘後卒救方》。《肘後方》收集應急搶救藥方，書中最早記載一些傳染病如天花、恙蟲病症候及預防診治法，因而葛洪被稱作是預防醫學的導介者。文學創作方面，著有《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神仙傳》十卷，《隐逸傳》十卷，成就可謂卓著不凡。丹陽陶弘景亦為道教精神領袖，曆南朝宋、齊、梁三代，隐居山中卻名重當世，人稱“山中宰相”。陶弘景主要在藥物學方面系統總結前人成果，著成《神農本草經集注》，所記藥物730種，比《神農本草經》多出一倍。其集注改變原書按上、中、下三品分類法，而是根據藥物自然屬性分為玉石、草木、蟲獸、米食、果、菜、有名未用等七大類，更加符合藥理特點，給後代藥物分類法确定基本思路和标準；又首創按治療性能進行藥物分類法，比如防風、秦艽、防己、獨活等，歸在祛風藥物類，此法便于治療參考，促進醫藥發展；又創“諸病通用藥”，如治風通用藥有防風、防已、秦艽、芎勞等，治黃疽通用藥有茵陳。櫃子、紫草等。這對臨床選擇用藥，有很大的助益；另對藥物的産地、采集時間、炮制、用量、服法、藥品真僞等與療效的關系都予以精要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