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國民黨寄予厚望的長江天險告破，人民解放軍以不可阻擋之勢席卷江南，國民黨反動統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勢，全國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1949年9月，彭德懷指揮一野殲滅了盤踞蘭州、甯夏的馬步芳、馬鴻逵主力，解放了陝、甘、甯、青四省的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新疆的通道，形成張網進發之勢。
陶峙嶽
對于新疆問題，偉人的政策是力求和解。他通過張治中争取到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嶽，陶與新疆政府主席包爾漢聯名通電起義，走出了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一步。
包爾漢
和平解放後的新疆并不平靜。新疆在整體上雖然和平解放，但是新疆地區形勢依然很複雜。新疆舊有的地方勢力“趕走漢人”、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分裂思想一直陰魂不散，這種政治思潮在新疆局部地區影響很深，他們通過各種分裂手段，進行分裂破壞活動。
對此，偉人多措并舉，一方面電令陶峙嶽和包爾漢維護好民族團結和地方秩序，與解放軍合作以廢除舊制度實行新制度；一方面邀請新疆地方革命上司人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以争取新疆群眾最廣泛的支援；第三則是在新疆新政府成立時，确定了地方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原則，将漢、少在政府中的比例定為2比3。以期通過以上種種措施，迅速的穩定住新疆的局勢。
偉人和王震
一般來說，軍事是政治的延續和保障，各種措施是否能夠完全落實以發揮作用，這需要在軍事上予以支援，是以，解放軍的入疆勢在必行，問題就在于派誰去坐鎮新疆。
當時一野的四個兵團，司令分别為王震、許光達、周士第、楊得志，入疆者必然從這四人中産生。就在建國前夕，偉人接見王震，問他今後的打算，王震回答：到最艱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偉人當時估計已有打算，特意詢問王震，聽聽他的想法。
接下來偉人在與彭德懷、王震談到新疆問題時說：“我們那位老鄉左文襄公(左宗棠)說‘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慮侵轶，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無晏眠之日。’這話是有道理的，對幹新疆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特别重視。
偉人決意将新疆問題交由王震解決，他對王震說：左宗棠曾留下了一句詩，“新栽楊柳三千行，引得春風度玉關”，王震同志，我希望你到新疆後，能夠超過左文襄公，把新疆建設成美麗富饒的樂園。”
随後王震領命入疆，他不負重托，平定了叛亂，穩定了局面，十數萬大軍在新疆紮下了根，屯墾戍邊，開發建設，為新中國的發展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那麼，偉人為什麼要選擇王震入疆坐鎮平叛呢？大緻有如下幾方面的考慮：
一是王震久在西北作戰，熟悉西北的情況。一野有一、二、十八、十九四個兵團，十八、十九兵團原為華北野戰軍序列，周士第、楊得志大多數時間在華北地區作戰，西北相對來說不熟悉。而二兵團司令許光達長期在蘇聯學習，沒有王震在西北作戰的時間長，是以，由一兵團司令王震率軍入疆于地利為優。
二是王震作戰勇猛，意志頑強。王震從紅軍時期就是我軍的一員猛将，無論是長征時期還是抗戰時期都是戰功卓著。特别是1944年率部長途奔襲作戰，曆時兩年，行程27000餘裡，大小300餘戰，從延安到湘粵邊境，再回到延安，深受偉人的嘉許，親切的稱呼他為“王胡子”，盛贊此舉為我軍的第二次長征，王震被委以重任是必然的。
三是王震不僅能打仗，還能生産，這就更難能可貴了。王震在抗戰時期，率領359旅開進南泥灣，開荒墾土，一年後在原來的荒原建出了數萬畝良田，産出了1000萬公斤的糧食。南泥灣的事迹傳遍大大小小的根據地，又能戰鬥又能生産，359旅的威名天下揚。新疆地區自古以來都有屯墾戍邊的傳統，共和國當然也不會缺失，這樣來看，王震的入疆是再合适不過的了。
最後就是王震的有勇有謀、作風強硬了。王震一方面對叛亂分子堅決打擊絕不姑息，一方面遵照毛澤東“嚴懲首惡，寬待士兵”的訓示，掌控大局，運籌帷幄，迅速打開局面。他還采取了給維族人民分土地、解放婦女權益、取消多妻制等一系列受到新疆群眾擁護的措施，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動，極大地孤立了叛亂分子。至于他的強硬，不再多說，在他的治下，新疆多年都未有亂象，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