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劉禹錫《陋室銘》中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世有百室，而生萬态，心懷清雅之趣，縱寒舍小築，也有肅穆之狀。心存濁慮之思，縱堆陳萬千，亦無異于市井雜肆，一室之雅，皆在于人之涵養。陋室不陋，此皆在于主人之學識，德藝之境界。
習慣了行色匆匆，
習慣了生活的忙，
特别貪戀浮生半日的閑。
希望有個地方，
容膝安身，抖落滿身疲憊；
隔絕喧鬧，盡享自在随心。
讀一本書，或坐，或半躺；
泡一壺茶，慢慢消磨時光。
枕上詩書，窗前風景，
日有暖陽，夜伴星辰，
這樣的地方，非書房莫屬。
在以文為業、以硯為田的讀書生涯中，書房既是中國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點，更是他們尋找自我的歸途。當厭倦了政治的黑暗與社會的争鬥，躲進小樓，“偏安”一隅，吟詩作畫，閉門讀書；或是二三好友相聚，奇文共賞，疑義與析……是以書房成為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消遣和休憩的處所。
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廣博見聞，經世緻用。日久成癖，讀書就變成了習慣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讀書，便自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有書就有了書房，雖然書随處皆可讀，但讀書人誰不希望有自己的藏書，誰不希望有屬于自己的一方天地，用以讀書、習文、會友呢？書房不必太大，有幾架書，一桌、一椅、一盞燈，就有了規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靜悟、安頓心靈的所在。
清代著名學者李漁在《閑情偶寄》一書中專門談到書房的裝飾，有很多精妙的設計，但崇尚的是“宜簡不宜繁”，力求“高雅絕俗之趣”。自古及今，書房并無一定之規。富者可專門築樓，貧者或室僅一席；有的雕梁畫棟，有的則環堵蕭然。書房或築于水濱，或造于山間；或藏諸市井，或隐于郊野。不可居無竹，多數書房皆在室外植以南山之竹。
“芸窗”、“芸館”、“螢窗”、“雪窗” 是書房的别名。“芸窗”和“芸館”緣于古人藏書用以驅蟲的香料——芸。“螢窗”、“雪窗”典出車胤囊螢、孫康映雪的求學勵志故事。别名雖然别緻，也隻是在詩文中偶用，因為書房（書齋）的“書”是最雅緻大方的。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牍之勞形。 唐代劉禹錫的《陋室銘》，是主人志趣的寫照，是古來描寫書房的名作。明代歸有光，在青少年時代曾厮守于一間極為窄小的書齋，名曰項脊軒。“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卻“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籁有聲”。
古代文人常為自己的書齋起齋号。書齋之名從發端到流行，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司馬遷雖有宏文巨著《史記》傳世，但未聞其齋号。《陋室銘》是一篇齋記，但“陋室”不能視為書齋名。正式命名書齋，似起源于北宋。史傳司馬光有齋名“讀書堂”，雖質樸但過于平白。以後有洪邁的“容齋”、陸遊的“老學庵”。元代，為書齋命名的做法已經影響到西域一帶的少數民族人士。這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大量記載。至明清齋名盛行，文人學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書齋雅名。袁宗道的“白蘇齋”、唐伯虎的“夢墨堂”、張溥的“七錄齋”、袁枚的“小倉山房”、蒲松齡的“聊齋”、 梁啟超的“飲冰室”，皆是意蘊深遠。“飲冰室”，語出《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形容内心憂慮焦灼，室主以此表達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 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與情，書房是文人的靈魂之城。
古人好古，讀先賢書，重曆史經驗，發思古幽情，追求會古通今的樂趣。書籍和器物，越古越有意思。書畫真迹、碑帖原拓、古籍善本自然是書房的珍品 ，那些文房用具也最好有些古意。明清文人珍藏宋元版書，用舊窯或古銅的器物，成了一種雅趣。這在那時的論著或文學作品中多有反映。
齋中撫琴，也是文人的一種雅好，悠遠的琴聲“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常建）；淡泊的琴聲“仿佛弦指外，遂見初古人”（王昌齡）；琴聲最宜伴月“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王維）；琴聲也可對酒“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沉”（孟浩然）。琴聲擴大了書齋之趣，琴聲提煉了書齋之韻。
接近自然、遠離塵嚣是書房的另一種韻緻。明代李晔所說的《紫桃軒雜綴》的理想書齋環境是：“在溪山纡曲處擇書屋，結構隻三間，上加層樓，以觀雲物。四旁修竹百竿，以招清風；南面長松一株，可挂明月。老梅寒蹇，低枝入窗，芳草缛苔，周于砌下。東屋置道、釋二家之書，西房置儒家典籍。中橫幾榻之外，雜置法書名繪。朝夕白飯、魚羹、 名酒 、精茗。一健丁守關，拒絕俗客往來。” 築室于山間水涯并不現實，但可以造出山房的趣味。
先人說：『惟書有色，豔于西子；惟書有華，秀于百卉』。藏書于室，便是藏富于心，閑時閱覽，久而久之，一個人的氣質都将于無形中改變。願你我皆可構築心中的書房，以卷冊滋養，它回報你的，不僅僅是風雅，更是一種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