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我國有一句口号：“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句口号中，大慶想必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大慶油田；那麼，大寨指的是哪裡呢？為何農業要學習大寨呢？其實，大寨指的是山西昔陽大寨，這裡是一個自然環境極其惡劣的地方，幾乎沒有平整的土地，但大寨卻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完成了“改造自然環境”的目标，使得大寨的糧食産量穩步提升。
有一組資料可以證明大寨糧食的增産：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52年，大寨的糧食畝産量隻有237公斤，但在陳永貴的帶領下，經過十年的努力，至1962年時，大寨的糧食畝産量已經達到774公斤，翻了三番還多。1963年，大寨遭遇大旱，但是在陳永貴的帶領下，他們用人力挑水，戰勝了嚴酷的自然環境，不僅滿足了社員的生活需求，還向國家上繳了175萬斤糧食，陳永貴一下子成為典型，毛主席也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号召。
陳永貴在這之後逐漸進入政界，1969年更是當選為“九大”代表，1975年，陳永貴當選為副總理，成為副國級幹部。不過，雖然成為副國級幹部，但陳永貴沒有忘掉自己的本分，他一直記得自己是一名農民，是以，雖然官至副國級，但陳永貴并不領工資，而是繼續在大寨領取“工分”。當時大寨給他的“工分”足夠他生活，隻是陳永貴出國通路或者在北京工作時不太友善，組織考慮到這個情況，每月給陳永貴特批了120元的生活補助，解了陳永貴的燃眉之急。
擔任副總理期間，陳永貴在全國推行“大寨模式”，負責國家的農業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為此陳永貴還特意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工作模式，這個工作模式就是：三分之一的時間到全國調查、三分之一的時間回大寨務農、剩餘三分之一時間留在北京工作。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結束後，為了給更多的年輕人創造機會，陳永貴主動辭職。提起陳永貴的辭職還有一段故事：辭職之前，他特意把兒子叫到身邊，讓兒子給自己寫辭職報告。兒子問他應該怎麼寫？陳永貴想了想，說：“你寫得簡單點就行，比如文化不高之類的”。
按照陳永貴的要求，他的兒子給他寫了一份簡短的辭職報告，之後陳永貴正式辭去了副總理的職務。辭職之後，陳永貴搬到了複興門外高幹樓的一套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面，家人也跟着他來到北京。雖然陳永貴很享受賦閑之後的時光，但時間長了，他也閑得發慌。辭職後三年，也就是1983年，陳永貴主動提出自己還能為國家做工作，于是他就被配置設定到北京東郊的一處農場擔任顧問，繼續從事農業活動。
其實，當時陳永貴是想回大寨繼續當農民的，但他還是服從了組織的配置設定，到東郊農場上任。陳永貴的煙瘾很大，幾乎到了煙不離手的地步，晚年他也沒有戒煙，1986年，陳永貴在一次感冒後被查出肺癌，不久後他因肺癌病逝，終年71歲，估計他的病情也與他抽煙過多有關系。
按照陳永貴的遺囑，他去世後，骨灰被安置在了自己為之奮鬥的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