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李克農就穿上了紅軍服，戴上了紅軍帽。幾個月的日夜奔波,盡管顯得還有些疲勞和消瘦,但本來就頗英俊潇灑的李克農,一穿上這身軍服,又增添了幾分剛毅和威武。李克農來到江西革命根據地,擔任江西省保衛局執行部長。爾後,他又被派往紅一方面軍擔任保衛局局長。李克農以雷厲風行的作風,在不長的時間内,先後在紅一方面軍所屬的一、三、五、七、九等5個軍團建立起政治保衛分局。
除了幹保衛、搞情報是李克農的拿手好戲外,他還有很多業餘愛好。在江西蘇區,他編過劇本,做過導演,還自己演出過話劇和雙簧。有一次,李克農與錢壯飛、胡底3位龍潭戰友一塊登台演出由李、錢編寫的獨幕話劇《秘書長萬歲》,李克農扮演“秘書長”陳立夫這個角色,錢壯飛則扮演蔣介石。由于劇本寫得好,又加上他們惟妙惟肖的表演,曾轟動了瑞金的紅軍劇場。
李克農将軍
1934年10月起,李克農參加了二萬五千裡長征,并擔任中央縱隊駐地的衛成司令,對保衛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長征中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具有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就是在他這位“衛戍司令”的嚴密警衛下勝利舉行的。長征途中,李克農還是唯一一個拿照相機的人,可惜他拍過的那些珍貴的膠卷當時沒有條件沖洗,在國民黨搜查八路軍貴陽辦事處時遺失,這是他終生的遺憾。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李克農主要負責與東北軍的聯絡工作。為了争取東北軍抗日,李克農奉命在瓦窯堡舉辦訓練班,對在崂山和直羅鎮戰役中俘虜的120名東北軍中下級軍官進行教育。有一位名叫高福源的青年軍官,是張學良的親信,曾留學日本,擔任過張學良的衛隊營營長,深得張學良的器重,後被提拔為東北軍“尖子團”—第67軍619團團長,在榆林橋戰鬥中被俘。
李克農多次做他的工作,使他的認識有了很大提高,由原來沮喪、不言語,甚至抵觸,轉變到悔恨自己,願意與共産黨合作。高福源向李克農坦率直言:“為了東北軍前途,為了抗日救國,我自願回去做張副司令和其他人的工作。”李克農說;“高團長,我們同意派你回去,隻是考慮這樣做對你會不會有危險,我有些擔心。”高福源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你放心,我有把握。再說,為了抗日救國,就是死了也值得。”臨行前,李克農又向高作了交代:“你回去後,先用個人身分試探一下張學良将軍的态度再深說。如果他有意,紅軍願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談判。”
高福源回去見了軍長王以哲,王以哲将高回來之事及時報告了張學良,然後又帶高福源去見張學良。迫切想與共産黨接上關系的張學良和高福源整整談了一個通宵。高福源帶着張學良的意見,重返瓦窯堡,立即向李克農作了詳細的報告。中共中央決定委派李克農為正式代表與東北軍談判,争取東北軍的工作便由此邁出了重要一步。經過多次與張學良交鋒,終于說服了張學良停止剿共,發動“西安事迹”,做出逼蔣抗日的壯舉。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