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貫古今的他，為何仕途幾起幾落？
劉克莊，初名灼，字潛夫，号後村，福建莆田縣人。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劉克莊出身在一個世族家庭，祖父劉夙，父親劉彌正，皆進士出身。良好的家風影響與教育，使劉灼自幼酷愛讀書，精通曆代詩詞，顯露出文學才華。他天資聰穎，每天背誦萬餘字，作文不起草文稿，提筆即寫就好文章。同時，他還在林成季、林簡子、方澤孺、柯夢得等人處學習。
宋甯宗開禧元年（公元1205年），劉灼在臨安以詞賦第一的成績，補國子監生，同時，也一直在國子監保持名列前茅，這是他幼年就接受家庭教育的結果；他還曾跟随名儒真德秀學習，學到的經學道理并不比他在國子監學到的少，是以，那時就已經是文章大家了。因其先天聰慧，加之家學淵源，再加上主觀努力，使其早有聲名。
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劉灼補将仕郎，雖然他無意科舉，潛心詩詞。但家族的傳承使他在祖、父兩代進士官員的恩庇下，開啟了仕途。同年，劉灼應友人洪天錫之請，更名為劉克莊。
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劉克莊調任靖安簿，各路轉運司使紛紛頒布檄文欲納他為幕僚。他初涉官場，任勞任怨，赢得當地群衆的好評。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七月，劉彌正在臨安病逝，劉克莊辭官守制，回到闊别四年的家鄉。
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劉克莊終制（父母去世服滿三年之喪），由懷安（今福建閩侯）縣尉、福州右司理曹改真州（今江蘇儀征）錄事參軍。劉克莊一到真州，江淮前線的将帥們，聞劉克莊文名都争着要将他羅緻幕下。時任淮東安撫使的崔與之，見劉克莊到來非常高興，并對劉克莊說：“我在福建得到了兩個名士，一個是你，一個是陳子華。”并稱劉克莊與方信孺、陳子華三人為“閩之三隽”。是年，江淮制置使李钰聘劉克莊為沿江制司準遣，負責軍事文書的草拟工作。劉克莊建議“抽調駐守邊境的軍隊，用屯兵替代，進而夯實國家的根基”。意見不被采納，外界的輿論便問責于他，劉克莊遂辭官得請宮觀閑差。
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胡槻出任廣西經略使，劉克莊充任其幕僚，擔任經司準遣一職，相與唱酬，詩作足以編成集。從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到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的十一年時間内，劉克莊大部分閑居在莆田，沉入社會最基層。
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宋理宗即位。閑适十一年後，三十八歲的劉克莊複出，任建陽知縣。任職期間，他戒掉詩癖，專習為吏，體恤民情，督辦遺留案件，興學施教，名聲遠揚，以政績優聞于朝廷。同時，他還認識和師事了理學家真德秀。是時，真德秀因不滿史彌遠擅權廢立，借假順道回家鄉浦城，著書立說，開壇講學，不遺餘力地傳播理學。劉克莊久慕真德秀的大名，一聽說他辭官回鄉休閑，趕快投入真德秀門下，從此一生大力宣傳理學。
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史彌遠發起“江湖詩禍”，《江湖集》被劈闆禁毀，詩人被谪貶流放。作為江湖詩派領袖的劉克莊，當然也“罪責難逃”。因他的《落梅》詩有：“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之句，監察禦史李知孝、梁成大誣告其謗讪時政。史彌遠雖已經簽發逮捕文書，以“押解聽讀”的诏書，要把劉克莊從建陽縣令上提解進京。幸得簽書樞密院事鄭清之極力辯護而得釋，但劉克莊閑廢十年。
紹定二年（公元1229年），劉3克莊改任潮州通判，不久，就被劾以“嘲詠謗讪”的罪名，尚未赴任，又被去職，改領宮觀閑差。于是，四十二歲的劉克莊回到老家，開始長達六年的賦閑歲月。期間，他遊曆河山，閱覽民間，體驗生活。
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彌遠病重，将親信鄭清之提升為右丞相。十二月，鄭清之便起用劉克莊為吉安通判，可劉克莊來不及赴任就再度被召進京。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真德秀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召劉克莊為安撫使司參議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朝廷召任吏部尚書，并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為理由舉薦劉克莊。于是，劉克莊奉诏回京，任将作監主簿一職。九月，劉克莊回到臨安，又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六月，劉克莊任樞密院編修官兼吏部侍右郎官。同年七月，劉克莊直言上奏，揭露史彌遠罪行，勸宋理宗：“疑君子之無效，疑小人之有才，是釀成宣和和靖康禍亂的原因，希望陛下引以為鑒。”不久，他被吳昌裔彈劾罷官，去主管玉局觀。
從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始，劉克莊出任過漳州知州、袁州知州、江西提舉常平公事、廣東提舉常平公事、廣東轉運使、吏部侍右郎宮、江東提舉常平公事、将作監、直華文閣等等職務，直至淳佑六年（公元1246）七月，召回臨安，改任太府寺少卿。
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劉克莊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禦史蔣岘攻擊劉克莊任樞密院編修時，與方大琮、王邁三人，抨擊朝廷處理前太子濟王趙竑的事欠妥，因而又改授宮觀閑差，方、王二人也被貶降，時稱“三賢”。
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李宗勉為相，劉克莊被提拔為江西、廣東提舉，升轉運使。任上，劉克莊廉潔從政，“奉給、例券，都推辭不受。”又買田二百畝，以田租贍養來南方任官而喪歸者。
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劉克莊出任江東提刑，訪求群眾疾苦，洗脫群眾冤屈，懲辦信州、南康（今江西上饒、南康）等地的貪官污吏，時論稱快。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李宗勉病逝，不久，宋理宗诏令劉克莊回臨安奏事，但很快因受禦史金淵攻擊而作罷，并再次降授宮觀閑差。
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初，劉克莊一度出任為吏部侍右郎官，又因濮鬥南的攻擊再次被免，仍領宮觀閑差。次年，起用為江東提舉常平公事（一作提點刑獄），同年十一月，劉克莊任将作監，改直華文閣。
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八月，年已六十的劉克莊，以将作監赴行在奏事，連奏三劄，指斥朝廷任人之失、謀劃之誤，谏言應上法祖宗，使善類常合、言路常通。同時，他以母老乞歸，宋理宗不許，在宋理宗贊其“文名久着，史學尤精”之後，賜同進士出身。這對于非科第出身的劉克莊來說，可謂老來得志，誠惶誠恐的他，一連上了四道奏疏辭免賜。然而，理宗不但沒有準奏，反而令他行上四房文書，職在趙汝騰之上，這讓劉克莊更是感到不安。因為趙汝騰不但為宗室子弟，官至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承旨。而“上四房文書”負責拟制诏書、宣奉指令、行台谏章疏、興創改革。劉克莊受寵若驚，立馬上疏請免四房文書，而宋理宗依舊回絕，于是，劉克莊走馬上任。
當時，史彌遠的侄子、前右丞相史嵩之守父喪期滿，宋理宗想要再度啟用他，但無奈難排衆議，便親自下旨，免去他的舊官職并侍祠，遂令劉克莊起草史嵩之的緻仕诰詞，而劉克莊曾彈劾史嵩之“為相以來，上蒙蔽君主，下抑群臣，奸權誤國，實為大惡。”是以拒絕為史嵩之制诰。劉克莊上奏道：“現在我作史嵩之的诰詞，是要贊揚他還是貶低他？又以什麼官職讓他供奉祠廟？”理宗下旨，授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此職隻有曾任丞相者才能擔任）緻仕，劉克莊複谏道：“史嵩之忠孝兩虧，授予這樣的職稱和将他視作德高望重沒有差別。是以隻用本來的封号緻仕即可。”宋理宗不得已收回前命；而劉克莊卻被以“不合奏審、直實欺君”再次被誣劾罷職。
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初，劉克莊起複回朝，再次被召入朝任秘書監、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崇政殿說書、史館同修撰、起居舍人。劉克莊聽聞史嵩之複出，當即上書力谏：“今日即使再朝中缺乏相才，也不至于重新将國家托付給不守君父臣綱（指史嵩之意圖奪情）的人！”警告宋理宗不要被表面恭順，實則“陰懷忿毒”的史嵩之所蒙蔽，而讓他以“等國之富，震主之威”再掌權柄。劉克莊還警告宋理宗說，雖“上而至尊”，卻要有“靴中匕首之防”。宋理宗雖想起用史嵩之，但也害怕權欲強烈的史嵩之複出後，會像史彌遠一樣大權獨攬，最終還是打消了此念頭。
四月，宋理宗想重新起用依附史嵩之、甘為史嵩之打擊排斥異已充當打手的龔基先，為淮東轉運判官，令時任秘書監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的劉克莊拟诏。劉克莊不但不予拟诏，反而奏請理宗免去龔基先的新命，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以教臣子之忠孝，以杜奸黨之觊觎。”五月，他在與理宗的論對中，仍然還是一如既往，再次就理宗“端平更化”失敗，和鄭清之晚年複出昏庸無能，任人唯親等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當時内臣、近侍幹預朝政，事多由内出。劉克莊進谏：“老祖宗統治時，帝王直接下旨任命的官員很少。現在朝裡朝外的官員任命，不經過大臣提議，求官者、贈官者、無視綱紀者，衆人都習以為常。”劉克莊認為“以端平之舊相，複修端平之政事，收拾端平之人材，緻太平而起頌聲，宜無難者，而時異事殊，不可概論。”谏請理宗皇帝應堅定端平改革之初心，廣開言路，虛心納谏，收召那些“始忤而終合”被罷黜的忠直大臣。其後，他在向理宗皇帝進故事時，還以杜衍不畏權貴，不以權位為重，拒絕内降的故事，勸谏理宗皇帝不要任人唯親，寵用近親屬。
在崇政殿說書任上，一次為理宗說書時，進講呂後、秦桧等人的史事，指出：“秦桧自恃勾結金人進而操縱和議，而高宗又想要達成和議，是以才把全部國政傳遞給他。但是，權柄一旦丢失再奪取就難了。高宗很眷顧趙鼎、張浚，但這二人違逆秦桧，是以不得不被貶；高宗很倚重嶽飛，但他主張抗金，是以不得不被殺；高宗很讨厭秦桧，但秦桧憑着有金人撐腰獨掌大權。”規勸理宗吸取用人大權旁落的曆史教訓。
八月，理宗欲越級提拔史彌遠的次子史宇之任工部侍郎。史宇之依例上《辭免工部侍郎狀》。理宗令劉克莊拟草不允诏。劉克莊上疏繳駁理宗皇帝，認為史宇之還隻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少年，讓他整天随侍在皇輿跟前，有失皇帝的尊嚴，建議應先讓他到郡縣或京城其他部門鍛煉一段時間後，再提拔也不遲，而拒絕為其拟草不允诏。
十月，劉克莊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讀等職，一身兼五職，再次跻身于朝廷顯要的位置，成為朝中命官。然而，還不到一年，劉克莊又因直言不諱和高談闊論，得罪了朝中君臣。劉克莊還縱論國内外形勢批評朝政，認為蒙古軍攻占四川，緻使“五十四州即将被蕩覆，外敵勢重而不能防禦，國内空虛而無以據守”，以至受到史嵩之黨羽、監察禦史鄭發“觀望畏敵”之名的彈劾，并再次提起“梅花詩”舊案，企圖以此激怒宋理宗，達到罷免劉克莊的目的。但理宗這次順應了他的請求，讓他“除職予郡”，回老家以就近便養。
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正月，劉克莊出為建甯（今屬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轉運副使。耿耿于懷的鄭發，認為責輕而再次論奏，同年六月，再次以主管明道宮之職回鄉閑居，劉克莊又賦閑在家八年。
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初，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欲起用劉克莊為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被時任侍禦史的丁大全以“恃才傲物”為由讒罷，依舊職提舉明道宮。
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正月，忽必烈已準備攻打鄂州，并揚言東進臨安。右丞相賈似道一聽說元兵進軍臨安，決定遣使求和。十二月，賈似道隐瞞真相，向宋理宗報功。年已七十三歲的劉克莊，對此勝利消息欣喜若狂，連續創作十首詩歌，頌揚賈似道、歌頌抗蒙壯士。而他絕沒想到，後世把這些詩詞解讀作阿谀、奉承、附和賈似道。
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劉克莊年七十四，其時賈似道還朝為相。劉克莊因與賈涉、賈似道父子有舊交，連進賀啟。六月，由于賈似道的薦引，宋理宗诏令劉克莊赴京複職，拜秘書監、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十一月，拜兵部侍郎，直學士院。在與理宗論對時，劉克莊對前丞相丁大全專權霸道、敗壞朝綱和理宗厭政、倦政，寵信近幸，沉迷酒色，提出嚴厲批評。“當權者憂慮，國家才能存活，一昧享樂就會滅亡；奮發才能圖強，松懈就會落後”。勸谏宋理宗居安思危，“不要忘記祖宗胡馬飲江（金兵入侵揚州）和在漢陽舟中、鹹甯道和白鹿矶受到的恥辱。”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正月，朝廷欲開科取士。宋理宗令時任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的劉克莊起草诏書。劉克莊以他不是科第出身請辭，但宋理宗對由他人拟制的诏書不予采納，堅持非劉克莊不可。理宗還準備讓劉克莊擔任主考官，但劉克莊同樣其身份為由力辭。七月，理宗欲任命外戚厲文翁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時任兵部侍郎的劉克莊即刻與給事郎徐經孫聯名上疏抗駁。劉克莊認為，建康（今南京）是都城臨安最重要的門戶和軍事屏障，憑厲文翁的資曆和能力難以勝任。理宗見劉克莊固執已見，傳谕要二人遵旨照行，但二人堅持甯罷官，也不拟诏。同年，劉克莊對賈似道的真面目有所認識，急流勇退，請求緻仕，理宗不允。
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宋理宗授劉克莊工部尚書，同時升侍讀，屢為理宗器重，擔負起草诏書，劉克莊日夜為草诏而忙碌。但不忘提醒宋理宗緻力于國家大事，不要将精力放在崇尚理學、排斥新學之上。三月，理宗欲提拔李桂為監察禦史，命時任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的劉克莊拟诏。當劉克莊了解李桂為人奸險狡詐、不學無術時，當即上書封駁，認為此舉将“貶低禦史台名分，亵渎朝臣顔面”， 敗壞風氣。監察禦史是皇帝耳目，再加上曆任中書舍人抗疏被罷官的前車之鑒，此舉無異于虎口拔牙。但理宗反而稱贊劉克莊“此舉甚高”。七月，曾失職被罷官的廣西制置使李曾伯，沿江制置副使史岩之企圖複出。劉克莊則以《左傳》城濮之戰後楚殺得臣、《晉書》晉廢中将軍殷浩為例，規谏理宗：“應該賞賜卻責罰，則會挫傷立功者銳氣；應該責罰卻賞賜，則會縱容有過者變本加厲。憑此無法駕馭軍隊，更無法治理國家。”理宗應該昭告朝臣“二人永不叙用，這樣才能維持朝綱嚴整、保證朝廷公信。”同年，劉克莊以寶章閣學士出知建甯府（今福建建瓯），實為告老還鄉，不多過問朝中事務。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劉克莊因病還家。
度宗鹹淳元年（公元1265年），劉克莊進封莆田縣開國伯。鹹淳四年（公元1268年），因劉克莊年邁，宋度宗禦筆親批特授龍圖閣學士：“劉克莊于先朝去職，年事已高，現特批其為龍圖閣學士，仍舊緻仕。”
鹹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公元1269年3月3日），劉克莊去世，享年八十三歲，谥文定。
劉克莊的一生，在政治的漩渦與暗礁中漂流，雖然他是一位優秀的政治詩人。他的詩歌作品呈現着南宋後期整個社會的場景，每一首作品都展示着社會真實的一面，數千首的政治性詩歌，組成了一部氣勢恢宏的南宋社會史詩。也許正是這些政治抒情詩，确立了劉克莊在中國文學史的地位，他當之無悔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劉克莊傲然的個性，狂放不羁的品質，尖銳的嘲諷、直戳人心的言語，在長達八十二年的生涯中，已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性格缺陷。他的才華因為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決定了他的才華。
補述劉克莊轶事：
劉克莊與同時期的詩人王邁是詩友，常以詩唱酬，互為調侃。據宋周密《齊東野語》有載：劉克莊在故裡時，一日，莆仙諸多才子會宴。王邁以此借題出對助興。出對為：“大編修，小編修，同赴編修之會”。因楊與劉同是編修，而等級不同。劉克莊應對雲：“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因王邁有五次調升通判正官職未得，僅是副職。王邁又出對，對為：“十兄（克），二十年前何其壯（莊），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克莊遂即對曰：“二畫（畫），二十年前何其遇（邁），二十年後何其不遇？”聯對熨貼善谑，傳為美談。
劉克莊好交遊，曾雲：“某自少壯好交遊海内英隽，至老不衰。閑居無事時，四方士友委刺者必倒屣下榻，行卷者必還贽和韻，未嘗敢失禮于互鄉童子，人所共知。”好友林希逸曾說劉克莊“其于當世交遊，先後輩皆名流傑士，姓字班班見集中，不可悉數。”
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宋甯宗以南宋理學家朱熹所倡導的理學“有德于朝”，要給朱熹特賜谥号，令太常寺讨論拟定谥号。按照宋《谥法》規定，官員生前官職必須達到一定的級别，死後才有資格由太常寺報請皇帝賜谥。當時，太常寺議定的谥号為複字“文忠”，而朱熹生前隻當過漳州、潭州等地方官員，入朝任煥章閣侍制也不到四十天。初入仕途的劉克莊認為，朱熹功在著書立說，宣揚理學，給朱熹定複谥“文忠”并不符合行為實際，應當予以複議。于是，他為時任吏部員外郎的父親劉彌正代拟了一篇《侍講朱公覆谥議》上奏，建議隻要賜谥号“文”就足矣。劉克莊從孔孟儒學發展的全過程，肯定了韓愈上司的古文運動，對複興儒學和發展程朱理學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朱熹晚年為韓愈文集注譯，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是以他建議以韓愈的谥号“文”給朱熹定谥号。他認為這樣既簡明而又實在，符合朱熹對理學發展作出的貢獻。
宋甯宗最終力排衆議，采納了劉克莊的意見，于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特賜朱熹谥号為“文”。世稱朱熹為“朱文公”由此而來。《侍講朱公覆谥議》一經問世，立刻震動朝野。當朝中大臣知道《侍講朱公覆谥議》出自劉克莊時，無不驚訝，紛紛寄語劉克莊表示願意“折輩行”與之結為文字友。洪天賜《後村先生墓志銘》雲：“侍郎定谥朱子曰文，天下稱當。忠簡傅公（傅伯成）聞議狀出公手，寄聲願交，諸老多折輩行。”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