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绛和王小波都吐槽過張愛玲，是以該站哪邊呢？

之前寫到過，我挺喜歡張愛玲的小說，尤其喜歡她對舊式人情關系的嘲諷。

《傾城之戀》裡，範柳原說，花錢娶個對自己沒感情的人來結婚，所謂“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白流蘇為之大怒。然而她最初去跟範柳原好，确也存着類似心思：想找個投托，好避出她那個狗屁倒竈的家庭。

隻因她那個家庭，一群人看似關心感情的進度，其實各自盤算。既想不影響家裡的體面，又把她送走。嘴上全是主義，心裡都是生意。

她幸福不幸福，家裡人并不關心。家裡人男的關心場面上的形象，還說法條抵不過三綱五常。女的個個算計精，忙着為女兒找婆家。白流蘇跟個亟需被賣的貨物似的，但還不能占了好資源。

《留情》裡頭，敦鳳和米先生都是再婚夫妻。敦鳳求的很實際，就是“回到可靠的人手中”。彼此沒什麼愛，婚姻更像是拔河。她作為老夫少妻的少妻，就能在自家人面前公開談論丈夫的壽命，能借着丈夫跟自家人顯擺，仿佛自己赢了。

《紅玫瑰白玫瑰》裡，佟振保一輩子求當家做主的體面感。“自己要做那個世界的主人”。連情欲都充滿了算計。

《等》裡，一群太太默默等着，閑聊，家長裡短。彼此沒有安全感。半真半假沒話找話的講述中，談論老公會不會另找人，談論掉頭發怎麼辦。其實彼此在念叨着自己想說的，并不真關心他人的生活。

《鴻鸾禧》裡，未來嫂子去為婚禮購物，暴發戶氣質的小姑子們嫌棄她家世，背地裡吐槽不休，還覺得她會花錢。新郎新娘算計着買東西，好從老父母那邊多要點出來。婚姻裡不幸福的人為了體面，也隻得維持場面，配合丈夫的冷笑話，厭惡自己的裝腔作勢，也厭惡圍觀的人。但又隻能維持着體面，維持着假裝幸福的嘴臉，算計着，琢磨着，表演着。

她寫人情，很通透，很尖銳。

當然也有人不喜歡她。

比如楊绛給鐘樹河的信裡，有過這麼段：

我覺得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我對她有偏見，我的外甥女和張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我的外甥女說張愛玲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學都看不起她。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饑渴者，你生活的時期和我不同，你未經日寇侵略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漢奸概不寬容。“大東亞共榮圈”中人，我們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張愛玲，但是他後來對錢锺書說，在美初見張愛玲，吓了一跳，她舉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現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樣美了（從照片可證）。我沒有見過她。

——吐槽得挺猛烈，但也算開門見山，先說清楚了：“我對她有偏見”。也算是吐槽吐得光明磊落了。她大半吐槽，都是在說張愛玲的為人，說自己的耳聞。攻擊得猛，但是私人書信，也沒啥。

真正對張愛玲文字的評價，隻這句：

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

單這句，我倒覺得沒啥問題。

我覺得張愛玲的好處，是她的叙述，是她豐富優美的意象，是她白描人物的精确。大概這些方面，楊绛先生也肯說一句“文筆不錯”。

以楊绛先生和錢鐘書先生伉俪博覽群書吐槽狂魔的毒舌，張愛玲能被贊一句“文筆不錯”，已是極高評價了。

至于“意境卑下”嘛……說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大多缺乏獨立精神，許多是準姨太太，大概不錯——連白流蘇這樣算是有獨立人格的，終究還是靠着獨立的姿态掙得範柳原一份真情，卻依然是經濟依附。

王小波對張愛玲也誇過：

那個時候連張春橋都化名寫小說，僅就藝術而言，可算是一團糟，張愛玲确是萬綠叢中一點紅。

張愛玲的小說有種不同凡響之處，在于她對女人的生活了解得很深刻。張愛玲對這種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說寫得很道地。

但王小波也說過，他不喜歡張愛玲小說的故事：

但說句良心話，我不喜歡。我總覺得小說可以寫痛苦，寫絕望，不能寫讓人心煩的事，理由很簡單：看了以後不煩也要煩，煩了更要煩，而心煩這件事，正是多數中國人最大的苦難。

以及：

天知道張愛玲後來寫的那叫什麼東西。她把自己的病态當作才能了，……人有才能還不叫藝術家，知道珍視自己的才能才叫藝術家呢。

其實是另一種說法的：

“文筆很好”，但“格調不高。”

實際上，夏志清先生大誇張愛玲，也從來不是誇她格局大，而是誇她文筆卓越、意象豐富，以及，她天然的悲劇感。

我覺着，這裡的沖突是這樣的：

即便楊绛和王小波都不喜歡張愛玲，但也承認她文筆好，所不喜歡的，是她描述的世界。

但我讀張愛玲的小說，回頭想，張愛玲的諷刺并不懲惡勸善，她也不描述理想化的崇高世界，她隻是描述人類的虛僞與功利。夏志清先生是認同了她的文筆。

是以啦，夏志清先生認為“雖然張愛玲寫的題材狹窄，但文筆着實好”。

而楊绛先生是“雖然張愛玲文筆好，但格局實在卑下”。

着眼點不同而已。

至于我們旁觀者怎麼辦呢？

推重文筆的，可以選擇夏志清先生那邊。

推重題材的，可以選擇楊绛那邊。

但其實還有一種選擇：

不一定要非此即彼的。

這裡順便多唠幾句。

楊绛寫過《幹校六記》。張愛玲什麼看法？

台灣《聯合文學》前總編丘彥明寫過：

（給張愛玲）寄去《幹校六記》一書，她看了在信中寫下：

“新近的楊绛‘六記’真好，那麼沖淡幽默，而有昏蒙怪異的别有天地非人間之感。”

也挺好。

但也不是人人都喜歡楊绛先生。

現在呢，錢楊伉俪，自然已是傳奇。但當日，并不是人人都誇錢鐘書和楊绛先生的。

宗璞前輩《東藏記》中，有一對留洋歸來的年輕教授夫婦，名為尤甲仁、姚秋爾。他們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謠生事著稱。

“說話都有些口音，細聽是天津味，兩三句話便加一個英文字，發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齒，不時互相說幾句英文。”

姚秋爾說：“甲仁在英國說英文，英國人聽不出是外國人。有一次演講，人山人海，窗子都擠破了。”

尤甲仁則說：“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報》上，火車上都有人拿着看。”兩人的這種互相贊美已經日常生活化了。

隻覺得自己異常聰明，淩駕于凡人之上，不免飄飄然，而毫不考慮對别人的傷害。若對方沒有得到資訊，還要設法傳遞過去。射獵必須打中活物才算痛快，隻是閉門說說會令趣味大減。

宗璞前輩在說哪對夫婦，大家猜得出來。

不，我對錢楊二位沒啥意見，隻想借這個例子說明：

牛人互相吐槽，不妨礙他們都很牛，都有可取之處。

魯迅先生嘲諷過林語堂、梁實秋和顧颉剛，但後三位也有各自的大作為。

冰心也嘲諷過林徽因，劉文典還看不起沈從文，但不妨礙在我眼裡，他們都有自己了不起的地方。

勃拉姆斯跟瓦格納一輩子站兩邊，門德爾松不喜歡伯遼茲，但我覺得他們都有好聽的曲子。

有主見的創作者們，多半會有自己的堅持，是以看不慣對面的，理所當然。

但讀者不一定得去站邊。

這裡有個常被人忽視的事實：

一個人喜歡的作者，也包括他喜歡的球隊歌手導演電影樂曲用的手機穿的衣服打的遊戲，凡此種種，都不能定義他，隻是他消費的東西。

是以如果比别的作者别的球隊别的歌手别的導演别的電影别的樂曲别的手機别的衣服别的遊戲更強或更弱，并不意味着他比消費别的的家夥們更強或更弱。

大家都隻是消費者。既不是爹媽也不是孩子，是消費者。

讀者也隻是消費者。

太真情實感咬牙切齒了，反而會顯得有點滑稽呢……這道理，當然又不止适用于這些場合了。

海明威和福克納還彼此不對眼呢，前者嫌後者裝，後者嫌前者絮叨——可是馬爾克斯卻同時喜歡他們兩個人的小說。

我覺得這種态度很好。

讀書如果少帶點粉圈思維，擇其善者而從之，大概也更容易開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