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黃曉峰
原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副組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上司小組顧問，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編審，資深出版人錢伯城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1年11月3日10時05分于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不幸逝世，享年100歲。《上海書評》曾于2010年采訪錢伯城先生，現重刊本次訪談，以紀念錢伯城先生。
錢伯城
“文革”結束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上興起了一股讀書熱，幾乎任何一本新書出版，都會引起搶購的熱潮。據說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說嶽全傳》時，第一次印刷定了一個當時覺得很保守的數字——九十萬冊！這種我們現在看起來近乎神話般的現象，當然不是出版業的常态。八十年代曾擔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的錢伯城先生，正是那個出版熱潮的參與者。如今他雖已年近九十高齡，可不僅耳聰目明，廣泛閱讀書報，關心出版資訊學術動态，而且《阿凡達》、《盜夢空間》等電影大片一部不落，甚至在今年世界杯期間依然淩晨兩點起來為西班牙隊加油。錢先生一直說編輯是雜家，什麼都要感興趣。也許對他來說，如今充實的生活正是數十年的編輯生涯帶來的額外福利。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國内曾出現書荒，這和“文革”時期出版的停滞有關，那麼“文革”前的出版情況怎麼樣呢？
錢伯城：“文革”前也有這樣那樣的運動。我在“反右”的時候被打成右派，現在解嘲的說法叫“錯劃”。當時全社有六個右派，正好占全社員工的十分之一，符合當時劃右派比例的上限。當時各機關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我們社裡還打出一個“反革命”小集團，我是主帥，何滿子先生是軍師，當時的小青年陳文堅是先鋒。如今軍師、先鋒先後逝去，隻剩下我這個主帥了。
“反右”結束後，出版業曾有過一個短暫的春天，1962年出版社（當時的名稱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創辦《中華文史論叢》，我作為剛摘帽的右派，負責編輯這本學術刊物，還配備一位助手。可是到1966年，“文革”開始了，《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本來已經排好，但是不敢出了，因為裡面有華東師大曆史系教授李平心先生的文章。“文革”剛開始，當時的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開動員大會，抛出了周谷城、周予同等八個反革命學術權威，李平心是其中之一。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稱他“自己跳出來的反革命小醜”，他義不受辱，自殺了。
“文革”結束後，很快出現了讀書熱和出版熱，您能談談當時的具體表現嗎？
錢伯城：“文革”後的讀書熱，是由書荒和知識荒造成的。你看我們1979年出版的《中華文史論叢》，最高的印數達到四萬五千冊（因為登了胡适的文章），最低也有兩萬五千冊。我們把新書預告發出去，新華書店回報回來的訂數就是我們的印數。當時讀者買《紅樓夢》《水浒》都要通宵排隊。那時木材很值錢，有人拿了《水浒》、《紅樓夢》可以直接到鄉下去買木材。我們出了一本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說》，因為書名有“小說”兩個字，也賣得很好，很多人其實不知道這是文言小說。當時社裡員工内部買書還是有特權的，但是這種熱門書也隻能每人限購兩本。
我們以《中華文史論叢》增刊的名義，出版了不少論文集，比如語言文字、太平天國等學術會議的論文集。還整理出版了上海圖書館藏的日記、書信，其中《忘山廬日記》《汪康年師友書劄》《藝風堂友朋書劄》等都是與近代史研究相關的資料。當時不大容易見到這些資料，後來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很多人引用。這些都是我們編輯業餘自己标點的，主要是為了大家能有更多工作做，當然也有點稿費收入。我做責任編輯把關，主要為大家改标點。
當時很多學者都沒有平反或恢複名譽，出版他們的著作有阻力嗎？
錢伯城：阻力還是有的，不過主要展現在出版社自己身上。那時上級并沒有具體的什麼通知，就看出版社自己有沒有勇氣和眼力。那時沒有一級一級的評審小組，圖書也不需要送審。八十年代出版主要靠自律，大家都覺得守土有責。
我1978年從工廠“戰高溫”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到文史論叢編輯室，複刊号有一篇《緻讀者》，原稿是我寫的。複刊号發了李平心先生的文章，就是“文革”前編好的那篇文章，隻不過這次加上了“遺稿”兩個字。還有陳寅恪先生的《論再生緣》，這篇文章之前在大陸沒有發表，章士钊先生奉命到香港前，到中山大學拜會陳寅恪先生的時候，陳給了他油印稿，香港方面就流傳了。我們後來在1979年就根據油印稿發表了。
陳寅恪先生的文章在引文後的按語另起一段，“寅恪按”是頂格寫的。當時編輯室裡有一位編輯是報社出來的，按照報紙的規矩，堅持“寅恪按”不能頂格。我和他争起來，一直告到羅竹風那裡（羅那時剛落實政策，下放到出版社待命，請他擔任《中華文史論叢》主編之一）。他不太留意這些細節，也沒有給出具體意見。最後在我的堅持下，終于按照陳寅恪先生行文的格式排印了。
當然，也不是随便什麼書都能出。沒有平反的學者，都不能發文章或出版著作，要發表，需要上面準許。我們發表胡适的遺稿《〈水經注〉校本研究》，就是有壓力的。我們拿着報告去市委宣傳部，當面請分管的副部長批示，方才發表。
出版社的工作也得到很多學者的幫助，您印象比較深的有哪幾位？
錢伯城：有很多啊，比如朱東潤先生。1978年《中華文史論叢》複刊的時候，李俊民社長建議請朱東潤先生擔任主編。他說，朱先生是他在南通中學讀書時的英文老師，有師生之誼，深知他的學問道德，請他最合适。我們請朱先生做主編，一分錢主編費也沒有。每期的選目他從來不幹預，完全尊重我們的意見。
顧廷龍先生對我們的幫助也很大，他是上海圖書館館長，和我們的關系很好。在合衆圖書館，藏了很多東西，顧先生任館長，後來都成為上海圖書館的藏書。我們标點出版的那些近代史研究資料，就是顧先生從圖書館藏書中無償借給我們的。現在要是借出來，底本費就不得了。胡适先生的書信和遺稿也是從他那裡得到的。我們很多書的書名也都是請顧先生題簽的。
還有王元化先生，他“文革”後平反，先是調到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做副總編。他對古籍整理一直很感興趣，跟我們也熟悉。他研究《文心雕龍》，“龍學”成了當時的顯學。後來他推動成立古籍規劃整理小組，辦公室就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每年有二十萬塊錢的經費，就是他親自帶領魏同賢和我到市裡申請來的。八十年代末，我們策劃出版海外漢學叢書，請王元化先生做主編，不過當時的主編都是挂名的，連編輯費也不給。這套書影響很大，是“文革”後國内第一次比較有規模地翻譯引進出版海外漢學著作。
您能談談那時組稿以及與學者交往的情況嗎？
錢伯城：我到北京去過好多次，其中有兩次是做王元化先生的助手，為他主編的《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拟定條目開座談會，一些知名的老學者如朱光潛、唐弢、王瑤先生等來了很多。為出版社組稿，主要拜訪了楊向奎、羅爾綱、錢锺書、楊绛、林庚、季鎮淮等幾位先生。那時落實政策，他們中有的已住進副部長級的住所裡，房間地面都是用大理石鋪的。記得去拜訪錢锺書先生的一次，他正在為出席泛太平洋學術會議，在客廳裡準備發言稿，在一本筆記簿裡用英文寫提綱。見我們來，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熱情接待，并請楊绛先生出來一同會見。楊绛先生還送我一本她剛翻譯出版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
北京的幾家出版社是我們同行，當然關系密切，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三聯書店等，我每去北京都是必去的，也結識了很多朋友，并通過他們，為我們出版社擴大了與學術界的交往。
我們感覺當時出版的重點是在資料的彙集、整理，知名學者舊作的再版，以及國外學術著作的翻譯、引進，國内原創的學術著作相對較少，是這樣的嗎？
錢伯城：“文革”以後，知識界曾為“讀書無禁區”一句話受到鼓舞。我記得這句話是周揚經曆了“文革”劫難的痛定之痛後最先說的。殊不知思想還是有禁區的，出版也是有禁區的，各種有形無形的條條框框，限制着出版社老總們的頭腦。直到2005年上海主辦的全國書展，評選出“十大好書”推薦給讀者。我做過一次統計，并寫過評論，登在《北京日報》上。這“十大好書”，翻譯國外的就占了七種，中國的僅占三種，而中國中台灣地區的又占一種，且全是舊著重印。這也基本反映了相當長時間内學術界的情況，目前恐怕也沒有多少改觀。雖然不能把責任全歸之學術界或出版社，但也不能以為全無責任。“文革”期間的學術停滞固然是事實，其實是由來已久。
按照現在的标準看，那時的出版也不是很規範，比如不與作者簽出版合同，對圖書的宣傳營銷也不重視，員工收入與出版社經營的好壞也無關，可是很多人都覺得八十年代出版的圖書品質比較高。那麼八十年代的出版業可以算興盛嗎？興盛的原因在哪裡？
錢伯城：那時确實不怎麼規範，一般就是給作者寫信約稿，作者答應了也就不簽合同了。對圖書廣告也不怎麼重視。我有一次到北京組稿，到人民出版社見社長範用先生。我對他說，三十年代的圖書廣告寫得太好了，短小精煉，讓人一看就想買，現在都見不到圖書廣告了。範用先生馬上翻出一摞三十年代廣告的影印件，讓我寫篇文章，我就在住的招待所裡寫出來，用筆名“辛雨”登載在《讀書》上。後來改革開放後在長沙第一次出版工作會議上，範用先生還把這篇文章作為導言，連同許多三十年代的書籍廣告圖檔一同印成小冊子在會上散發。
當時圖書做廣告的情況确實不多，登一次要一兩千塊錢，很多編輯都覺得圖書登不登廣告無所謂。我們社還是堅持了，每月在《光明日報》登廣告介紹新書，至今未曾中斷。現在許多出版社已重視書籍廣告，《中華讀書報》上常有大幅書籍廣告。但不大講究文字與要點，有的僅有書名而無作者名，有的翻譯書僅有作者名而無譯者名，有的一上來就是社長或總編某某“率全體員工”如何如何，居高臨下，連一點起碼的禮貌用語也不在意了。
至于八十年代的出版興盛，我看隻能是相對而言。十年浩劫剛過，萬物複蘇，大家都舒了一口氣，有一股幹勁，出版就上去了。
九十年代不少出版社都曾陷入困境，與八十年代比起來，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錢伯城：我看主要有兩點：第一是出版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流的轉型過程中，無法适應既講社會效益，又講經濟效益的要求。說得坦白一點，過去中國的出版社，以國家的名義、政府的名義，一個号召，知識分子無私奉獻，低稿費、低報酬，一部部大型書籍就出版了。現在雖然國家對大型出版物也有不少補貼和支援，但是不少錢都用在會務費、差旅費上，底本費也越來越高，作者真正拿到手的稿費還是比較低的。第二是出版社的老總們似乎還應增強一點出版理念。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出版社為例，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和生活書店就是那個年代出版社的代表，各以開一代學風、引領學術潮流為己任。在全國大省市分設二三十家分館、分店，商務印書館且以每天出一本新書号召，并在《申報》《新聞報》等幾家大報上每天登一大塊由名家推薦的“每日一書”廣告，真正做到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結合。我們今天出版社有那麼好的環境和條件，也要有這樣的雄心大志就好了。當然，有些問題也不能全怪出版社，主管部門應該給出版社寬松、寬容的環境，對出版社要松綁，少點規定。我覺得現在對圖書的審查愈緊、愈密、愈嚴，這并不是好現象。如果給出版社充分的自主權、主動權，它們是能做出很多大型的好書的。比如中華書局的校點《二十四史》、上海辭書出版社的《辭海》每十年修訂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已出齊一百種，這些大型圖書都是出版社靠自己的力量一點點地做出來的。
您在出版社做了近十年的總編輯，退下後也還關心出版事業，總會有些感想，能請您談談嗎？
錢伯城：說來慚愧，志大力小才疏，幾乎沒有什麼成就感，留下的隻有一大堆的遺憾。我最欽佩陳原先生，他從商務印書館總編任上退下來後，在内部報刊上發表了一組文章，列舉在任時想做而未做成的幾大遺憾。我也仿照舉幾條遺憾：一、雖然成立了一個索引編輯室，卻在普遍輕視索引工作（特别是四角号碼）的氣氛下，半途而廢。二、開始時提倡影印工作，卻引導全社誤入了一個“影印萬能”的出版捷徑，最後想扭轉也無力了。三、原想像商務印書館那樣出一套以版本為主的新四部叢刊和中華那樣以實用為主的新四部備要，都未能實作。
責任編輯：韓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