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文章學史的立體建構——評慈波《文話流變研究》

近現代以來題為“文章學”的著述，如顧實《文章學綱要》、蔣祖怡《文章學纂要》、周振甫《中國文章學史》，其實主要是修辭學史，近年出版了一些斷代文章學或文話專著，如祝尚書《宋元文章學》、高洪岩《元代文章學》、吳承學《近古文章與文體學研究》及龔宗傑《明代文話研究》、蔡德龍《清代文話研究》等，但系統的文話或文章學通史著作，慈波教授的《文話流變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簡稱《流變》，所引文字徑标頁碼）允為第一部。它為後來者昭示了不少可行的路徑，具有拓荒之功。《流變》所顯示出的思想厚度與深度也同樣值得矚目。它突破了單純形式研究的局限，注重思想史視野的引入，于諸如社會思潮、文化新變、文話編撰者的文化心态等多有揭橥與闡發，使文話之“流”與“變”不僅眉目分明，而且具有了立體而深闊的次元。

《流變》的重要價值在于提供了對宋代以降直迄晚近中國文話或文章學著作的系統梳理，并對各時期文話的特點進行了論證和描述。《流變》将文話流變分為三個時期：宋元為成立和發展演進期，明清為繁榮興盛期，晚清民國為融會總結期。與文話分期密切相關的是其背後的影響因素，《流變》分别主要從科舉、文章派别及晚清民國西學輸入所帶來的文話新變三個視角對上述三時期進行分析。借助此種分析方式，綱舉目張，有助于凸顯各時代的特征。與宋代相比較，文章派别确實是明清尤其是明代的差別性特征，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所言，“一部明代文學史殆全是文人分門立戶标榜攻擊的曆史”，是以明代文話的特質與文章派别結合才能展現得更為充分。至于《流變》将晚清民國作為融會總結期，這可能與一般站在西學東漸的立場上看待晚近文學演化的觀點有所差異，但事實上，相較于傳統文論總體的創作論的傾向，晚近文話借助新的觀念、方法，措意于文學史和理論的建構，确實出現了一些融通總結色彩很強的著作，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劉鹹炘《文學述林》等皆為其例。如《流變》所論：“新舊思想的激蕩，往往促使人們從多方面思考問題，以往滿足于拘守家法、抱殘守缺的取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變通……正是這種強烈的沖擊促使文話在理論上有了全面的超越，其深刻價值并不伴随它的退出曆史舞台而消失。”（209頁）這種特點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胡适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提到的兩千年中“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作‘著作’的書”，除《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外，就有與《古文辭通義》（1906）《文學述林》（《述林》中最早的《文選序說》寫成于1920年）和同時相先後的章太炎《國故論衡》，《國故論衡》（1910）也是總結性和雜糅性很強的著作。此間所蘊含的學術旨趣，值得深入思考。晚清民國“純文學”觀念的輸入，現代文學史寫作模式的逐漸形成，使得傳統文類進入文學史研究和寫作時，呈現出巨大的多樣複雜性，而由于古代文章中所包含大量科舉文（時文）、應用公文，文章和文章學較之本在“純文學”之列的詩、詞、戲曲等遮蔽和割裂尤甚。就此而言，文話或文章學而有“通史”，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文話或文章學古今通變可藉此清晰呈現出來。

同時，《流變》的宏觀描述是與問題導向結合起來的，這些論題反過來也構成《流變》史的梳理的重要支架。比如浙東學派，談到南宋科舉與文話的關系，最典型者即為浙東學派。作為科舉最成功地區的官員和學者，呂祖謙等對科舉文話投入的精力最多，其成就和影響也最為重要和深遠。是以，《流變》第三章“論學套類與舉子素養”一節就特别論及呂祖謙、陳傅良、樓昉等浙東學者。書中對這些問題的專門探讨，再結合作者其他相關論述，如呂祖謙研究（《<宋文鑒>編刊之争再審視》，載《文學評論》2020年第2期）、黃溍研究（《黃溍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黃宗羲研究（《四海宗盟與所得一半：黃宗羲明文統系中的錢謙益》，載《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等，就構成對浙東學派文話或文章學思想的長時段貫穿的梳理。

更重要的是，《流變》幾乎所有重要問題，都建立在對文獻的全面清理的基礎之上。作者曾參與王水照先生主編的《曆代文話》的校勘工作，對文話文獻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落實到《流變》寫作上，其重點整理的文獻，往往是該時期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也由于此，雖然有些文獻是文學批評研究中習見和常用的文獻，但作者每能抉出新意。如宋末林子長箋解、魏天應選編《論學繩尺》是宋代舉場論學的代表性作品，學界一般均将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元刊本《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作為最早刊本梳理《論學繩尺》版本系統，但《流變》在細緻的版本比較和文本對照的基礎上，認為該本是僞飾成元刻本的明刻本。在此基礎上，《流變》重新考察日本内閣文庫藏、複旦大學圖書館藏、日本蓬左文庫藏《論學繩尺》及四庫本之間的關系，認為：“現存《論學繩尺》諸本都有一個共同的祖本，即遊明當時遍詢博訪所得到的舊本。”并依據明刻本所保留的線索，推測此“祖本”可能刊刻的時間及恢複“祖本”原貌的可能性（參頁85-87）。這不僅可為一個重要科舉文獻的版本源流之定谳，而且提供了可資考察科舉文獻的刊刻和流傳特征的重要範本。又如陳繹曾，作為元代中後期最重要的文論家之一，王水照曾提出要重視陳繹曾文學批評的研究（王水照《陳繹曾：不應冷落的元代詩文批評家》），《流變》第五章“陳繹曾與元代文章學”對陳繹曾做了重點考述，并以點及面地拓展于整個元代文章學的描述。從作者後來輯校的《陳繹曾集輯校》（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來看，作者不隻整理了現存陳繹曾所有傳世文獻，還考出若幹佚文。就是說，作者是在全面厘清陳繹曾文獻的基礎上所作的有本之論，為進一步了解、研究陳繹曾文學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文獻基礎。

當然，作為初創之作，《流變》也存在若幹問題。首先，由于《流變》主要在文話研究，這固然突出了“文話”本身的“流變”脈絡，但也局限了文獻的運用和拓展，而這同時意味着相關問題的提出和拓展上的局限。仍以浙東學派為例，如《流變》所論，南宋呂祖謙等的文話與科舉關系密切，但另一方面，呂祖謙等浙東學人或受浙東學術影響者也多有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等出納王命，此即《宋元學案·水心學案序錄》所謂“水心工文，流于辭章”，此種情況經宋末以迄元代尤為明顯，這樣科舉文話就與國家公文寫作連接配接起來。其實《流變》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論“國初洪武間”浙東一派的文人成就時稱：“這一階段文人多學有根底，與元代浙東的學術派别多有師友淵源，其文章發展也一脈相承，由理入文但又氣格健舉。”（頁171）其所舉最重要的例證，就是宋濂（宋濂也是浙東學派重要人物），然而這些問題的論述、展開，所涉文獻多已溢出“文話”範疇。其次，《流變》在個别問題上的論述還不夠充分，待發之覆尚多。如論晚近文話和文章學特點時談及的“文白之争的文學轉向”，又如提煉的其他一些命題像“從比附到深入”、“重歸經世傳統”（參頁229頁、253）等，亦具隻眼，是很好的課題，值得進一步拓展、深入。

然而，這并非否認或質疑《流變》的學術價值，古人雲：“無求備于一夫。”作為文話或文章學第一部通史性專著，如王水照在《複旦古代文章學研究書系序》中所言，《流變》以曆時流變的軌迹與理論價值的尋繹為并行線索，對以文話為中心的中國古代文章學理論進行整體論述，不僅注重個案細部考察，更突出長時段視野下的大判斷，是建構文話批評話語體系的成功嘗試。文章學研究方興未艾，随着一些重要專題和斷代文話、文章學研究的推進，将會有更多的通史或通論性著作出現，《文話流變研究》一書将成為這個學術鍊條上特别有意義的一個環節。

作者：史偉（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教授）

編輯：金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