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882—954）能詩，詩名為政聲所掩。他出身清寒，持生廉儉，曆任四朝，三入中書，居相位二十馀年，肯定者贊其以持重鎮俗為己任，是亂世中難得的名臣，因其享年七十三，恰巧與孔子同，當時有引為比較者。進入宋代，學術文化氛圍改變，他被斥責為無恥之尤者。一女嫁一夫，一臣事一君，皆應守節忠誠，他居然跨越五代，任相四朝，服事過的皇帝居然有十二位，臣節何在？廉恥何在？起馮道于地下，似乎他也無從辯白，中國曆代的道德審判集矢于他，至今似仍難寬恕。然而，如果了解馮道所處的時代，讀懂他的内心與追求，他當然無法超越他的時代，在時代允許的條件下，他為國家民族克盡了自己的責任。
一
馮道字可道，姓字取自《老子》第一章，意思明白。據說曾有後生當着他的面讀“道可道”這一節，也知道為尊者諱的道理，于是讀成“說不得，可說不得，非常說不得”，是當時人編的段子。
馮道是瀛州景城（屬今河北）人，其地屬幽州所管。馮道出生時天下已亂，到他弱冠時割據局面已經形成，他又沒有家族背景，從耕讀自強，二十多歲開始第一段經曆，于唐哀帝天祐（904—907）中，為劉守光幽州參軍。劉守光憑借其父劉仁恭的勢力，大亂中割據今河北、京津一帶，暴虐而無遠見，驟起而稱帝，很快敗亡。馮道是以改而依附擊敗劉守光的河東政權，也就是後來稱為唐莊宗的晉王李存勖。李存勖是一位文人氣味很重的君王，能攻守，善表演，每戰則沖鋒在前，滅梁更創造軍事史上的奇迹。馮道在河東，得到莊宗賞識，軍府文書皆交給他起草。時軍務繁忙，馮道一力承擔，且遇莊宗意氣風發時，敢直言進谏，獲得充分信用。同光元年（923）莊宗滅梁前後，以馮道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戶部侍郎。這年馮道三十二歲，已經步入高層文官隊列。
據說馮道七歲就能詩，曾作《治圃詩》，僅存兩句：“已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是說整治花圃，憐惜花草，不敢有任何傷害，隻有掉落地下的殘花，才讓掃除，不到霜後，不鋤雜草。宋人《陳輔之詩話》（《類說》卷五七引）認為“仁厚天性，全生靈性命，已兆于此。”也就是說，他對花草如此，在他執政期間，尤其将保護生靈性命，作為自己的職責，也可從兩句詩中見到。
然而很不幸，馮道偏偏生活在一個動蕩的時代，他對此認識很清楚，更将盡自己最大努力拯救時代與群眾，始終當作自己的責任。宋人曾引錄過他的兩首詠懷之作，不清楚寫于何時，但清晰明白地宣示他的人生态度。第一首是《偶作》：“莫為危時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敎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對自己生活的時代，馮道看到危機四伏，時事艱難，但他不主張因時事不可為而悲憤傷感，相信一切都是事在人為，前程在于各人的作為。他僅是一個文人，堅信天下剝久必複，早晚會出現救民于水火中的英明君主，更相信在任何時候，道德都沒有遠離時代，隻要自己心中存有善念，即便身處虎狼群中，也可以全無畏懼。這裡，看到他對自己生存環境險惡之認識，惡人環繞，虎狼争雄，不是理想社會。但他以吉人自比，相信自己心中（方寸）沒有惡念，在虎狼群中也無所畏懼。
第二首是《天道》：“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與前詩立說完全一樣。官場謀身，困窮與顯達皆命中注定，何必老是唉聲歎氣，郁郁寡歡。堅信所做一切都是于國家民生有益的好事，個人之前途得失可以完全不加計較。天道輪回，自有其必然的道理，冬去春來，冰消花開，乾坤運轉，萬物常新，這就是天理。不要埋怨時代，不要埋怨命運，努力實踐，多做好事，天道酬勤，天道酬善，一切都會應驗不爽。
以上兩詩，大約可以看到馮道的人生準則，他似乎對此堅守終生。
二
如果不算劉守光，唐莊宗是馮道服事的第一位君主。莊宗奪天下可稱英雄豪傑，得天下後如何治理，顯然有些倉皇失措。他喜歡表演，本來不是壞事，但治國而信任伶官，就出了大問題。他聽聞蜀中君臣玩樂，舉兵伐蜀，迅速獲得的勝利，讓他完全迷失，先後處死了權臣郭崇韬與名将朱友謙，激起河北起兵反叛，他也死于亂兵之中。馮道在莊宗時因父親去世，歸鄉守喪，恰好遇到歲災，他将所得俸馀，全部散發鄉裡，自己所居僅草屋而已。大約也因為這樣，他躲過了莊宗末年的動蕩。
唐莊宗像
繼任者是明宗李嗣源。他本是莊宗父親李克用的義子，比莊宗年長甚多，軍功尤著。莊宗懷疑功臣，李嗣源在河北擁有重兵，不自安而舉兵向阙，接續莊宗稱帝，是為明宗。明宗出生沙陀，文化不高，求理甚切，在位八年，是五代治理最安定富樂的時期。明宗即位之初，就詢問：“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并稱許：“此人朕素谙熟，是好宰相。”這時馮道恰好服阙歸朝，不久就入相，官稱是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這是馮道任宰相後服事的第一位皇帝。
明宗在位，屢遇豐年，天下富足。明宗上朝，經常向馮道詢問民間之事。馮道與明宗的對談，留下許多記錄。如一次講到國家安定更應“日慎一日”，即不可有絲毫懈怠，馮道舉例說：“臣每記在先帝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經井陉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殆于銜辔。及至平地，則無複持控，果為馬所颠仆，幾至于損。”以道途走馬來作比方，山路險峻，是以而加倍小心地控馭馬辔，但到平地，不免疏忽，反而出事了，以此告誡明宗，太平時節為政更要小心謹慎。天成四年（929）八月某日，明宗問馮道：“天下雖熟，百姓得濟否？”農業豐收，百姓能過上好日子嗎？馮道回答：“谷貴餓農，谷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有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雲：‘二月賣新絲，五月粜秋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绮羅筵，偏照逃亡屋。’”如果歉收，谷物價貴，百姓不免是以而挨餓，天下豐收，谷物價賤，農民也不免受到傷害。聶夷中是唐末一位不太有名的詩人，他的這首《傷田家》，卻寫出農家的艱辛。一般來說，每年蠶絲上市要到農曆五月，秋谷成熟要到八月，可是農民為了借錢度過艱難的冬春之間，二月已經将蠶絲低價賣出，五月就将秋谷賣出，其生活之艱難可以想見。詩的後四句，詩人希望君主關心民生，不要老是追求奢華的生活，更多地應該關心流離失所的農民。白居易說：“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馮道利用機會，告訴明宗下層生活的艱難，将白居易的願望變成事實。據說明宗聽後，很受感動，稱贊“此詩甚好”，馬上讓侍臣錄下，經常諷讀，以為警誡。
長興四年（933）明宗病重，沒有處理好傳接程式，導緻長子秦王從榮異動被殺，次子宋王從厚繼位，是為闵帝，相對闇弱。養子李從珂從岐下起兵，奪取帝位，是為末帝或廢帝，闵帝敗死。這期間，馮道一直在相位，也擔任明宗的山陵使。末帝入京，馮道率在京百官迎其入立，曆來最為人诟病。似乎他也不可能有别的選擇，誰當皇帝畢竟取決于實力，不是文臣可以左右的。
三
末帝時，馮道複歸朝為司空，遭遇明宗女婿河東石敬瑭勾結契丹，舉兵向阙，末帝敗死，後唐亡。石敬瑭稱帝，建立後晉，是為晉高祖。馮道再次送往迎來了一番，晉高祖也對他信任有加，他官居首相，職位是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夠顯赫的
晉高祖像
後晉之建立，以割讓燕雲十六州及向契丹稱兒皇帝為代價，取得勝利。天福三年（939）九月，晉與契丹互加徽号，且确定以宰相為使。北方寒冷，生活艱苦，加上契丹不守信用，多有反覆，宰相如趙瑩、桑維翰皆不願前往，兵部尚書王權也以老病辭。據說分廳堂吏征求諸宰相意見，馮道索紙書“道去”，是主動承擔。也載高祖告馮道：“此行非卿不可。”馮道沒有推辭，且說：“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立即準備起行。
從《舊五代史·晉高祖紀》的記載，馮道使契丹，是九月出發，次年二月傳回，前後接近半年，所到又是契丹的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恰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馮道為首相，名氣很大，契丹主甚至想要親自郊迎，為臣下所阻。契丹給馮道充分禮遇，讓他與契丹國相同列，賞賜也極其優厚。馮道其間曾有詩謝契丹主：“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這裡“牛頭”指契丹冬季漁獵所獲的大魚，“象笏”句則見契丹不将他見外。上京的祁寒讓他怎麼也無法适應，将所得賞賜，都換成了薪炭，用以取暖。自雲：“北地寒，老年不堪！”這一年他五十八歲。契丹主也賞賜錦襖、貂襖及羊、狐、貂衾各一。他每次入谒，将四件襖衣全部穿上。夜宿客館，則覆三衾方能入眠。曾作詩雲：“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怕露頭。”契丹主想将他留在北朝，他沒有拒絕，也沒有同意，僅告：“兩朝皆臣，豈有分别？”一切随順。
到次年春初，終于放他南歸。這時後晉已經遷都汴州，馮道作詩五首，寫北使感受，僅有一首儲存下來：“去年今日奉皇華，隻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他将自己的奉使，看成為國不顧身家性命的壯烈之舉。天子指晉高祖，臨行前以酒送行，認為此行成功與否，關乎國家安危。雙節則指此行分别冊封契丹主及太後以徽号，擔負兩重使命。頸聯兩句，以北荒冬雪與汴梁春花作比，寫北國生活之酷寒，和回歸晉京的喜悅。兔苑用西漢梁王典，代指汴州。最後兩句，說晉之使團一行，是以行而親如骨肉，但也難免有人身死北國，掩骨荒沙，增加無限傷感。
今人一般認為晉高祖割地稱臣，有辱國格，在當時實力對比之下，也屬無可奈何之事。就馮道來說，将此行看作系國安危、生死以之的事情。完成使命，令他釋然。
晉高祖在位六年馀，以屈辱忍耐處理與契丹之關系，所幸相安無事。到天福七年（943）高祖去世，從子石重貴即位，是為少帝。少帝即位不久，聽信讒言，将馮道罷相，出任同州節度使，是為外守。同州在長安以東，是關中重鎮，後唐以洛陽為都城，同州的重要性不如唐時。馮道在同州時間不長，其間有一個小故事。《五代史補》卷三載，同州夫子廟經亂破敗，有負責酒務的小吏願以家财加以維修。馮道将此事交給判官辦理，判官性滑稽，在馮道判後書一絕雲：“荊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羞慚也大難。”杏壇是儒家講學之所在，破敗而長滿荊棘，曆任儒官就當沒有這回事一樣，不聞不問。酒務是收取酒稅的小官，地位較低，當時視為俗吏。判官是馮道的助手，他覺得長官不問，讓俗吏修廟，實在很丢面子，意思是馮道應對此負責。據說馮道讀後，面有愧色，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祿修廟。《唐宋分門名賢詩話》卷二說事情在馮道出鎮南陽時事。馮道在同州年馀移鎮南陽，不知二說何者為是。
四
馮道守外期間，晉廷與契丹關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晉少帝不甘忍受契丹的逼迫，聽信幾位親信的妄言，與契丹交惡，直至兵戎相見，導緻契丹占據汴京，後晉滅亡。這時馮道方自南陽被召至汴。契丹主耶律德光問馮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說：“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此時德光已稱帝，會同年号已發往各州使用，幾乎要建立新的中原王朝。馮道無力改變于此，隻能随順，以他與契丹主之交好，盡力救護。次年春德光病重，裹挾晉臣北歸，馮道也北行到常山，因偶然的變故得以逃脫。他南歸汴梁，劉知遠已經建立後漢政權，授馮道以太師。
後漢立國僅四年，是馮道悠閑而愉快的歲月。其間，他寫了一篇自我表揚的長文《長樂老自叙》，叙述平生榮業。其中寫道：“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佑。”他認為自己無論為人之表裡如一，為家為國都盡到了責任，雖然曆經艱險，幾蹈不測，兩度陷蕃，所幸能始終為善，終獲天佑。這裡，看到他世俗虛榮的一面，但人生有為，至老有成，報國報家，得享高齡榮華，沾沾得意，當然也都可以了解。
馮道晚年，備受尊崇，但也做了兩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後漢隐帝劉承祐，感到大權旁落，誅殺權臣楊邠、史弘肇，激起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郭威的反抗，率軍攻破汴京，隐帝被殺。郭威希望馮道能推戴自己，但馮道就是沒有反應。郭威無奈，隻好借太後的名義，議立劉知遠侄子湘陰公劉赟。其時劉赟在徐州，馮道被派往迎接，臨行他問郭威：“公此舉由衷否？”郭威指天為誓。馮道接到劉赟，返程到達宋州，方知郭威玩了一次與後來陳橋兵變一樣的遊戲，已經自立為帝，追殺劉赟的兵馬，早就等在宋州了。劉赟敗前，對馮道說：“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馮道助暴為虐，隻能默然以對。
周太祖時，馮道仍受尊崇。待周世宗即位，恰逢北漢劉崇入侵，世宗拟親征。馮道表示反對，原因是“陛下纂嗣以來，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舉，命将禦寇，深以為便。”世宗說：“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斷無疑耳！”世宗看到北漢的陰謀，認為如不給以痛擊，必然長無甯日。曆來論政溫和的馮道，此時突然變得激動而亢奮。世宗說：“昔唐太宗之創業，靡不親征，朕何憚焉？”是說唐太宗做的，我為何做不得？馮道說：“陛下未可便學太宗。”太宗英明果決，你不要輕言模仿。世宗說：“劉崇烏合之衆，苟遇王師，必如山壓卵耳。”馮道說：“不知陛下作得山否？”言下之意，你比太宗差遠了。引起世宗大怒：“馮道，何相少也？”你不要以為年紀大，資格老，就可以輕視新立的皇帝。世宗是周太祖續配柴皇後的侄子，太祖無子而得繼位，他的經曆和身世顯然都不被馮道看好，是以有這樣一段争吵，這裡看到馮道對世宗能力的忽視。馮道早年有詩“須知海嶽歸明主”，他一生都在盼着明主的出現。世宗雖最終沒有完成統一大業，但他的能力與氣象，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推許為最得理想君主的氣象，可惜馮道沒有看出來。
周世宗像
兩個月後，馮道去世。
五
馮道在《長樂老自叙》中說所作文章篇詠編于家集，《宋史·藝文志》著錄其集六卷、《河間集》五卷、《詩集》十卷，都不傳。今存其詩完篇不足十首，有兩篇頗為有名。一首是《贈窦十》：“燕山窦十郎，敎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窦十是窦禹鈞，其五子儀、俨、侃、偁、僖，皆擢進士第，後為名臣。馮道寫詩祝賀，認為父親教子有方，五子皆得成名。詩很簡淨而有精神，表彰窦禹鈞之成就，也包含美好祝福。以後流傳《三字經》中“窦十郎，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就據馮詩改寫。但《冊府元龜》卷七八三錄此詩作“澶察窦郎中，于家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很可能是初稿。另外還有一首詩：“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見于南宋以後記載，真僞無法判斷。所謂禍從口出，閉口少言，自是官場名言，倒也符合馮道的人生體悟。
對馮道的評價，《廣卓異記》卷五引《五代史》雲：“馮道三入相，四月十七日死，年七十三歲，所得之壽，所終之月，皆與孔子同，但先孔子一日。”與孔子相比，自屬不倫。《冊府元龜》卷三一〇雲：“道曆仕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馀年，以持重鎮俗為己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内，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仆，不聽絲竹。有寒素之士求見者，必引于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适莫。故雖朝代遷置，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議者以為厚德稽古，宏才偉量，蓋漢胡廣、晉謝安之徒與！”這是宋初幾年所修《周世宗實錄》附馮傳的史臣贊，這裡的馮道接近于政治與道德完人，是五代政治的中流砥柱。但宋太祖末修《舊五代史》時，已經提出了他的操守問題：“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謂之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乎？”可以看到宋人政局穩定以後，對于臣節問題之重視。百年以後，歐陽修私撰《新五代史》，更将其提到禮義廉恥所不能容忍的高度，加以顯斥：“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進而知也。”這裡看到歐陽修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馮道的強烈不滿，認為無論你做過什麼，隻要你對皇上不忠，就該一票否決，表達的是宋人在全盛時期的道德追求，至于馮道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能做什麼，就完全不加考慮了。
五代時期自号“長樂老”的馮道
俗說“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為執政之有效貫徹，必然要選用自己信任的人，這是一般常識。馮道從入仕開始，事實上經曆了六個時代（含劉守光稱帝與契丹入汴），先後服事的君主多達十二人（劉守光，唐四帝，晉二帝，契丹主耶律德光，漢二帝，周二帝），具體事實均見前述。以女子從一而終的立場說，他應對哪位皇帝始終如一呢？就五代各朝的實際運作來看，朝政之運作與王朝之更疊，似乎都在不同步間運作。後唐滅梁，對梁的官員尚有處罰與甄别，政權穩定後，多數仍接納留用。後唐以後各代，則君位的去留取決于誰更能掌控禁軍，新君的核心成員多用幕府舊人，涉及軍政人事的更疊與重大政治轉向，都由君主與其核心幕僚決定。如莊宗之有郭崇韬，明宗之用安重誨，晉祖之重桑維翰，皆是。至于朝廷之日常運轉，如朝會之禮儀，地方官員之選派，賦稅之征集與分派，宮殿道路之營築，則由宰相負責，六部随班，九卿盡職。後唐以後四朝，皇帝如走馬燈般地輪換，政府則始終運轉正常。重大變化發生，百官不過跟着宰相迎接一下新君而已，新朝仍須運轉，各官仍安其位可也。可以看到，即便唐末帝與晉高祖之極端對立，新朝建立以後，對前朝的人事極少加以懲處，清泰朝的顯官多數仍保留待遇，得以善終。軍事決定君位，宰相運轉朝政，明白曉事的宰相則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權限所在。《舊五代史·馮道傳》中有一段記載很可說明一切，“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曆事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曆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天下是皇上打下來的，涉及軍事進退，國家安危，仍請皇上決斷。宰相僅在中書按規矩辦事，中書有偏頗失職我負責，涉及軍事問題則決不發言，一切皆聽聖斷。這裡，很明顯可以看到馮道對權力邊界的清楚認識，決不越雷池半步。當然，王朝興亡，皇帝負全職，無預宰相事，也可以體會。這是五代的特殊情況，不能用宋人忠于一朝一姓的立場來要求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