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是一座文化寶庫，在地理學、曆史學、社會學、經濟學乃至文化及文學上有不可忽視的價值。一方面應該深入發掘、系統梳理中國方志以及地域（例如江南或蘇州等）方志的傳承體系，另一方面也應該“志”為今用，古為今用，努力發掘其曆史價值、認識價值、文化價值乃至審美價值。
陳書錄(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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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1">一、方志與江南名家名篇研究</h1>
《任光祿竹溪記》是明代中期唐宋派領袖唐順之所寫的名篇，徐朔方、孫秋克的《明代文學史》中指出：“以竹喻人，贊美不諧流俗、孤高傲世的士人君子。……全篇文字流暢簡雅，取譬舒卷自如，是唐宋派論說文中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但是，其竹溪園記中 的主人“任光祿”是誰，一直沒有弄清楚，至今流行的明代文學史、古文選本及高校教材古代文學作品選本中多說“待考”或“不詳”。徐朔方、孫秋克的《明代文學史》中對于竹溪園主人也隻是說“江南人任光祿”，稱其官職而不知其名字。
既然“光祿”是官職（光祿寺丞，從七品）， 這位曾為“光祿”官職的“任”姓人是誰呢？唐順之的《任光祿竹溪記》中說“餘舅光祿任君治園于荊溪之上”，荊溪，水名，以近荊南山而得名，在明南直隸南部，今宜興市南的南溪。顯然，“任光祿”為江南人。呂柟《唐母任氏墓志銘》中說：“唐母任氏者，兵部主事武進人唐應德順之之母也，宜興人。” 李開先《荊川唐都禦史傳》中說：“（唐）珤，字國秀，因父母俱亡，晚号有懷，以鄉舉授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至永州府知府。娶宜興任儼女，生子順之，字應德，号荊川。”可見唐順之的舅父之家為江南宜興縣任氏。明萬曆十八年(1590)《宜興縣志》卷8中有任卿小傳：“任卿，字世臣。事後母以孝聞，輕财好施，修建橋粱，千金不惜助。入學田千畝，有奇士賴其利。又置義莊于筱裡，捐義田千畝以贍族。侍郎陳儒作記勒石。又置役田八百畝給裡人之充役者。仕至大理寺左寺副。弟道，光祿寺丞，有才識，尤善成兄志。”
明萬曆十八年《宜興縣志》中所說“陳儒作記勒石”者指陳儒的《義田記》，其中記述“義興之筱裡村”的“竹溪樂善好施”而建義田，而其弟“筱溪”成其兄志。而據《宜興筱裡任氏家譜》卷9中說“（任）卿，字世臣，号竹溪，竬之子”，而“（任）道，字士充，号筱溪，竚之子”，任卿、任道為堂兄弟。雖然堂兄弟任卿、任道先後任職“光祿寺”，但唐順之的《任光祿竹溪記》中所指的“任光祿”是“号竹溪”的任卿，而不是他那“号筱溪”的從弟任道。這在明嘉靖年間翰林檢讨毛起（超）的《竹溪公墓志銘》中得到證明：“君諱卿，字世臣……而止環所居，皆藝竹，嘗曰‘惟有此君耳’，故别号竹溪。”最可信的内證是唐順之的《任光祿竹溪記》中所雲：“餘舅光祿任君治園于荊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餘曰：‘吾不能與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适也。因自謂竹溪主人, 甥其為我記之 ！”《宜興筱裡任氏家譜》卷五之一《任卿傳》中也明确地說“（任卿）所居皆藝竹，故号竹溪，甥男唐順之為之記”。毋庸置疑，唐順之《任光祿竹溪記》中園主（也為本園記文的記主）所說的“竹溪主人”應為任卿，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享年五十七。
以方志及家譜與唐順之的散文《任光祿竹溪記》互證互補，呈現出一位有血有肉、性格鮮明的竹溪園主人任卿的形象，加深了人們對竹溪園主人任卿的人格精神的了解，也加深了人們對唐順之的散文《任光祿竹溪記》的了解：不僅“以竹喻人，贊美不諧流俗、孤高傲世的士人君子”，而且蘊藏着鄙視朝廷權貴（《任光祿竹溪記》：“京師侯家富人”）、追求自得自适的人格精神，而追求自得自适的人格精神與明代中後期新興的市民（包括商人）意識中的解放（啟蒙）思想互相溝通。在這方面，作者唐順之與《任光祿竹溪記》中的竹溪園主人任卿是相通的。因而可以說，《任光祿竹溪記》的風格不僅是“流暢簡雅”“舒卷自如”，而且托物（竹）以寄諷谕，感概遙深，高風跨俗，傲骨淩霜，充分展現了江南文人的風骨，剛柔并濟，溫厚靈秀。
“少年擊劍更吹箫，劍氣箫心一例消。”(龔自珍《己亥雜詩》）江南才子龔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啟蒙者，開一代新風，為江南文化的傑出代表。他在詩中所說的“劍氣”，象征着尚武剛健，雄心壯志；所謂的“箫心”，象征着哀怨深情，似水柔情，二者均為中國傳統文化特别是江南傳統文化孕育的公德心。江南傳統文化的整體特色是“劍氣箫心”，但不是“劍氣”與“箫心”的分割或對立，而是一個整體的文化内涵，相輔相成，互相輝映，尚武尚文，剛柔相濟。唐順之《任光祿竹溪記》是江南文化“劍氣箫心”整體特色的一個典範。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0">二、方志與江南民間歌謠整理與研究</h1>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中所收清末民國的歌謠文獻，又比如明清正史（《二十五史謠諺通檢》）、野史中所收歌謠文獻，再比如朱彜尊《明詩綜》、屈大均《廣東新語》、王士禛《池北偶談》、劉廷玑《在園雜志》、李鬥《揚州畫舫錄》、徐珂《清稗類抄》《清蒙古車王府藏曲》等中清代歌謠文獻。還有像“寄生”在各類劇曲、散曲總集中的（如《雍熙樂府》《詞林一枝》等）歌謠。刊登在清末民國報刊上的歌謠文獻分為兩種情況，一部分直接刊登于歌謠搜集和研究的專門刊物，如《歌謠》周刊、《民俗》周刊上，也有一部分分散在《繡像小說》《新小說》《餘興》《申報》《中央日報》《語絲》等各類報刊上。在這些已知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充搜尋範圍，從面廣量大的元明清民國史志、别集、筆記、總集、報刊等文獻中搜尋歌謠。
·《太倉謠》其一：“打碗花（兔兒草）子開，今搬州縣來。”(元代元貞初昆山縣升為州，州治去府治七十二裡。延祐中移太倉）
·《太倉謠》其二：“黃狼屋上走，州縣住不久。”（元代至正年間遷回昆山原處。清王昶《（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
· "鄭懋中，真長者，禁令不煩徭役寡。"（弘治《八閩通志》卷67）
· "陶史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成化《甯波府簡要志》卷4）
· "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康熙《江西通志》卷58）
·“三月三，荠菜花兒賽牡丹”（周邨《江蘇風物志》，三月初三，古稱‘上巳’……江蘇處處有青山綠水，風景宜人，踏青挑荠，其樂無窮）
· "天時多旱，公雨之。民租多負，公處之。西山多饑，公赈之。西山多盜，公寝之。徭役紛沓，公靖之。古有惠政，公近之。“（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191引《池州府志》）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9">三、方志與江南商賈及文學研究</h1>
明崇祯《吳縣志》卷十：蘇州吳縣人“人生十七八，即挾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
明代中葉以後，蘇州在農業、手工業、商業等方面一直處在全國領先地位，出現了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洞庭商幫，是我國最早出現“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等資本主義萌芽的地域之一。在這種地域背景下，蘇州文人與商賈的互動頗有典型性。明初以高啟為代表的“吳中四傑”、明代中前期的以祝允明為代表的“吳中派”有關商賈的文學，各以情、理偏勝；明代中後期的王世貞有關商賈的創作最為豐富，他受到商賈“因俗為變，與時消息”經商方式的影響，還有其它因素的促成，文學思想由格調轉向性靈與俚俗，既是明代“七子”派複古理論自省的标志之一，又成為晚明公安派性靈說的先驅之一；飽受明清易代之際滄桑的吳偉業有關商賈的詩文、戲曲中多有盛衰興亡之感，既有時代特色，也有地域特色。
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風俗》引《龍遊縣志》：“賈挾資以出 守為恒業，即秦、晉、滇、蜀萬裡視若比舍，故俗有‘遍地龍遊’之語。”
明清時期浙地商賈(浙商)是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之一，活動遍及全國。明清浙地商賈與文學的互動中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理學或心學滲透商賈文學，他們中或像宋濂那樣力倡程朱理學，或像王陽明那樣親自創立明代“心學”，徐渭則從王陽明弟子季本、王畿處得心學的傳授；二是如同“紹興師爺”依附幕主那樣對豪商巨賈有某種依附性，徐渭曾入浙閩軍務總督胡宗憲的幕府，厲鹗、杭世駿等被揚州鹽商延緻門下，供養優厚，但士商也有互相資助、相得益彰之處；三是在包括商賈在内的市民思潮的推動下，有更多的自由性、獨立性、開拓性。
元末明初的宋濂與商賈的互動是其“文道合一”文學思想的動因之一，明後期的徐渭、屠隆與商賈互動中觸發文學啟蒙思想，清代浙詩派與商賈互動中平添詩歌的清逸之氣，這些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大緻勾畫出明清浙江文學演變的軌迹。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7">四、方志與江南宗教及文學研究</h1>
寶華山實地或文學中的古迹名勝，豐富多彩。曆代文人與群眾将這些古迹名勝融入到文學作品（包括詩賦文、民間歌謠與傳說等）之中，形成特色鮮明的寶華山文學，如山陰道上風景，令人應接不暇。那麼，《寶華山志》中的文學有那些主要特色呢？
其中之一是托物寓意，情景交融，追求中和之美。人與自然的和諧，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緊密相關，寶華山文學中往往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追求中和之美。明代盛時泰《題寶華山小記》（《寶華山志》卷九）中說：“今之遊止在山之西，其他未至者尚多。但山中可遊者雖多，而其巅則以志公庵為勝，巅又以洞為勝。洞之外，長江在目，煙樹杳霭，望之令人有褰裳之想。”“煙樹杳霭”的長江遠景引發人們的“褰裳之想”（《詩經·鄭風·褰裳》），山川之勝與人文之勝（寶華開山之祖志公創教史等）互為表裡，相得益彰。清代劉景福在《寶華山記略》（《寶華山志》卷九）中将“戒律精嚴，古佛香燈，粥魚茶闆”安禅(靜坐入定）者與“山風泠然，清撲襟袖，雨過月出，岚翠淡浮”清幽之景融為一體，強調人文形象與山川自然的合一，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
清代鄭闆橋《滿江紅·思家》詞中寫道：“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又有南宋辛棄疾《賀新郎》詞中說：“我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此。”這些都是人與自然交融的點睛之筆。寶華文學中也有某些相似的佳境，隻不過往往滲入了佛理禅機，别具一格。例如明代王之卿的《乙亥初冬自京江歸白門，道經華山，停車登覽，心神交暢，集句四首》（《寶華山志》卷十五）其三：“山靜泉逾響，水流心不競。機閑魚鳥親，氣肅諸天淨。”此詩在寫景時融入佛理禅機，首句化用唐代詩人王籍《入若耶溪》“蟬噪林逾靜”句，以泉水之響聲反襯山林之靜态。次句是說詩人望水流而摒棄競争之心，心态歸于安靜，頗有相反相成的理趣。三句中有佛理禅機的滲透，寫因為我心“機閑”而魚鳥親近，頗有我見魚鳥多悠閑，魚鳥見我應如此之意。四句寫心靜而“諸天靜”，心與物遊，天人合一，向往人與自然和諧之意蘊含其中。
如清代釋智眼《賦呈華山定庵和尚》（《寶華山志》卷十五）詩其一說：“不到華山又幾年，依然雲影日相連。道情濃過人情處，月在波心光在天。” 首句言明詩人與朋友數載未見，而“雲影日相連”的景色依然，也象征着雙方心心相連的友情依然。後兩句用加倍與對比的寫法，說雙方的情誼就像夜晚的月亮那樣，光明灑落而未曾改變，比那些俗世人情要高潔的多。“月在波心光在天”，托物寓意而又情景交融，頗有“一片冰心在玉壺”之意，呈現出中和之美的境界。
又如清初神韻詩派領袖王士祯有《往七十詩人林茂之華山，衲至索題詩記，予身曆華山日四十年前，三十時華山道中》詩：“萬山堆裡看雲松，曲崦幽溪複幾重。為愛泉深過林去，不知煙寺遠聞鐘。”此詩前兩句寫寶華山寺所處特點，山寺在重山之中，與白雲青松為伴，凸顯其高潔氣象；而到達山寺又須經過重重崎岖山路、幽靜山溪，又凸顯其清幽隐秘之特點。後兩句将視角投向自我，言愛山中深泉而循迹前行，不覺已不知山寺何在，僅能聽到遠處鐘聲，頗有唐代詩佛王維《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之境，将視覺與聽覺對立互補，在相反相成之中創造出一種幽深之感又有中和之美的境界。
”明湖看欲盡，遠寺即聞鐘。不識青蓮界，芙蓉第幾重。行披三徑草，坐對四山松。雲際傳清梵，天香落碧峰。“（明·周汝弼《華山二首》其一，《寶華山志》卷十五）詩人遠遠望去，映入眼簾的是寶華山周圍群山環抱，素有“林麓之美，峰巒之秀，洞壑之深，煙霞之勝”四大奇景。三十六座山峰，似瓣瓣蓮花，山勢崛起而中凹，群峰環繞其下，若花之含萼，如蓮之有房。不知寶華佛寺位于哪一層蓮花花瓣之上，其間古勁的蒼松，空靈的鳥啼，雜花生樹,草長莺飛，高聳入雲處傳來僧侶的誦經聲與寺廟的天香。這是《寶華山志》中展示的多麼令人神往的寶山繁花的美景圖！江南文化，也蘊含在方志之中；江南美，美也美在方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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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釋出：朱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