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中，“唐宋八大家”是一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最為人們所熟悉的習稱。
所謂“唐宋八大家”，指唐宋時期八個散文代表性作家，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轼、蘇轍。這一稱号出自明代茅坤所編《唐宋八大家文鈔》一書，但淵源更早。
遠在明初，朱右曾采錄韓、柳、歐、王、“三蘇”的文章編為《八先生文集》，這是把唐宋八個散文家合稱的最初說法。到了明代中葉，“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等人提倡“文必秦漢”，推行是古非今和因襲模仿的散文主張，掀起一股盲目尊古、拟古的形式主義逆流。
後來“唐宋派”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人以推崇唐宋古文來與之抗衡，為了标舉學習典範，揭示入門途軌，更好的提倡、推廣唐宋古文，唐順之在他所纂的《文編》中，唐 宋兩代隻取韓、柳、歐、“三蘇”、曾、王的文章，進一步肯定了唐宋八家的地位。
稍後的茅坤，最敬崇唐順之，文學主張也與唐相似，就在《文編》的基礎上編纂《唐宋八大家文鈔》，正式提出“唐宋八大家”的名稱。
雖然該書在今天看來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病，但由于提倡“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适應了當時文學鬥争的需要，《文鈔》選入的作品就選本來說是較大的，與各人的全集相比，還算适中，其評語也有一定的可取之處，是以茅坤的書刊行後便“家弦戶誦”，“盛行海内”，而“唐宋八大家”的稱号也得到了大家的公認。
當然，“唐宋八大家”的稱呼亦有不夠科學的地方，因而遭到有些人的異議，如清人袁枚就說過“夫文盛于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敢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徑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為三；曾文平純，如大軒骈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
這話并不完全中肯，但也有一定道理，如八家中成就高低不一，很不平衡，有的人稱之為“大家”，确實有些勉強。不過，“唐宋八大家”以簡練而響亮的名稱，概括了一個互有聯系而又各具特色的著名散文作家群，較好地反映出我國散文史上巅峰時期——唐宋時期散文的風貌和成就，自有其合理和吸引人的地方，因而一經提出，便不胫而走，并一直流行到現在。
“唐宋八大家”文開辟了我國古代散文發展的新階段，在整個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具有崇高的地位。
我國先秦、兩漢流行的文章體制，是自然流暢的散體文，有着内容與形式和諧統一等優良傳統。魏晉以後開始出現并逐漸占據文壇統治地位的，是講對偶、尚詞藻、重格律的骈體文。
後來這種文體的文風越來越绮靡，語言越來越脫離生活實際，内容也越益空洞，其末流更發展為文字遊戲，成了表達思想，反應現實的桎梏，嚴重阻礙着散文的健康發展。
中唐時期的韓愈、柳宗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起古文運動，複興儒學，提倡散句單行，自由抒寫的古文，反對當時被稱為“今文”的骈文統治地位。
這場改革文體、文風、文章語言的散文革新鬥争的勝利，摧毀了骈文在文壇的統治地位，确立起古文這種新型散文，用來更好的宣傳儒家思想，反應社會現實，服務于當時的思想文化鬥争和政治改革，使先秦、兩漢的散文傳統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及至宋初，绮靡浮豔的骈麗文風卷土重來，并且“餘風未殄，新弊複作”，在文壇上又出現了艱澀怪僻的不良傾向，我國散文發展再一次受到嚴重阻礙。
後來，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轼，蘇轍積極參加的宋代新古文運動的勝利，改變了這種情況，一種更加平易自然，更加接近口語的散文體從此盛行于世。
韓、柳确立的古文放出了新的光彩。之後，這種“以單行易排偶，由深趨淺，由簡入繁，由骈麗相偶之詞，易為長短相生之體”，靈活自由，富于表現力的古文文體，始終統治着文壇，直到五四運動的白話文興起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