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8日，在馮雪峰的安排下，短發齊耳、明眸皓齒的年輕女子，被潛回了上海。短暫的停留後，這名女子喬裝了身份，準備前往保安，去見毛澤東。
彼時的她，剛剛經曆了一場劫難，身無分文。此去保安路途遙遠，宋慶齡得知她的窘迫後，立即通過馮雪峰，給她送去了350大洋作路費。
接過沉甸甸的350元，她濕潤了眼角。
這位女子名叫丁玲，是著名“左翼女作家”。在她的心裡，宋慶齡一直是值得尊敬的偉大女性，曾在黑暗的歲月裡，給過她巨大的力量。
後來，丁玲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憶》中也寫道：“面對這350元，我心裡感到灼熱、溫暖，孫夫人贈我的350元，所代表的對我政治上的信任，是千萬兩黃金難買的無價之寶”。
拿着這價值萬金的“350元”，丁玲一路輾轉颠簸，終于在11月初，順利到達了保安。當時，整個陝北已經進入了冬季，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熱情，仍然給了丁玲巨大的溫暖。
丁玲抵達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上司人，親自接待了她，并出席了她的歡迎宴會。
那天，50平方米的窯洞裡，張燈結彩、其樂融融。各界代表笑容滿面、濟濟一堂。吳亮平擔任了主持；鄧穎超、李克農等人成為了助演嘉賓。
那一刻，丁玲成了全場的焦點，激動地訴說着自己被囚禁的艱難歲月。多年後，那天、那景、那些人，依然曆曆在目，永遠被存在了她的記憶中。
她曾撰文回憶道：
“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上司同志，就是在一間大窯洞裡舉行的歡迎我的晚會上。這是我有生以來，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榮的時刻吧。我是那麼無所顧慮、歡樂滿懷的第一次在那麼多的上司同志們面前講話，就像從遠方回到家裡的一個孩子，在向父親母親那麼親昵的喋喋不休的學舌或饒舌。”
歡迎儀式結束不久，丁玲告訴毛澤東，說她要上前線去當紅軍。毛澤東聽後非常激動，馬上回答說：“好，馬上就可以去。”
因為毛澤東非常看重文化建設，是以丁玲的到來，他非常歡迎。于是，他用《臨江仙·給丁玲同志》這首詞，寫出了自己對丁玲的重視。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軍。
這首詞質樸、清新，沒有華麗的辭藻，非常符合丁玲現代新女性的形象。“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一句，更是寫出了毛澤東對丁玲的肯定。
說她能用一支纖細的毛筆，吊民伐罪、揚名天下；說她手裡握的不是一支毛筆，而是一杆“鋼槍”。
丁玲收到這首詞時，正随軍趕往三原前方的司令部。她曾說過，“隻有黨中央，才能慰藉我這顆受過嚴重摧殘的心”。而毛澤東送給她的這首《臨江仙·給丁玲同志》，不光溫暖了她的心，同時也給了她巨大的勇氣。
是以多年來，丁玲一直妥善保管着這首詞的手稿。後來因為時局的變化，這首詞一度離開過丁玲幾十年。幸而，在20世紀80年代時，這首詞又重新回到了丁玲的身邊。
看得出，毛澤東等人對丁玲同志，也非常的重視。這一點，從宋慶齡特意派人給她送去路費、中共中央聲勢浩大地為她舉辦歡迎宴會就能看出。
那麼，這位丁玲同志，究竟是什麼來頭呢？她又為什麼會被囚禁呢？
這就要從她現代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說起。
1904年，丁玲出生于湖南省的一個小村莊。彼時的清政府，已在溥儀的帶領下奄奄一息了。丁玲的父親是清末的一名秀才，母親也是一位知識分子。他們都具有民主思想的進步意識，是以從小到大，丁玲就比别人更崇尚自由。
在嶽雲中學讀書時，恰逢趕上了五四運動的浪潮疊湧。那時的她，不僅受到了新思想的影響，還養成了多讀多寫的好習慣。而這些習慣，也為她日後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歲那年，丁玲從湖南來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不光可以參加學生運動，還結識了許多文學界的大師。在這些大師的熏陶下，丁玲也拿起筆，一邊大膽地揭露黑暗的舊社會，一邊呼喚個性解放、和婦女解放。
1928年2月，丁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記》。
這是一部日記體短篇小說，“莎菲”是背負着時代命運的“叛逆者”，是想要沖破封建家庭的鮮活女性，是尋求個性解放，卻找不到出路的新時代女青年。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很多人通過“莎菲”這一形象，看到了自己在解放過程中的困惑、苦悶與彷徨。而丁玲也憑借這部代表作，成為了備受重視的女作家。
丁玲在文學上的造詣，得到了魯迅和瞿秋白等人的強烈認可。1931年，丁玲出任《北鬥》的主編時，魯迅、瞿秋白、馮雪峰、沈從文等人，都為《北鬥》翻譯并撰寫了多篇文章。
那段時期的《北鬥》，經常召開讀書座談會，正如它的名字一般，在天空中閃閃發出亮光。而丁玲本人，也在短短幾年間，從默默無聞的愛國青年，成為了一顆閃爍着光芒的“左翼女作家”。
然而，在動蕩的年代，變數無處不在。1931年2月7日，丁玲的首任丈夫胡也頻，被國民黨秘密殺害。
與他一起英勇就義的，還有柔石、殷夫、馮铿、李偉森，他們都是“左聯”的會員。而丁玲當時，也是“左聯時期的鬥士”。是以，丈夫的死不僅給丁玲帶來了巨大的悲痛，也同時給她以暗示，讓她萬事小心。
1933年5月，正在從事革命文學運動的丁玲，終究是因為“光芒四射”，而遭到了國民黨的綁架。他們看重丁玲的才華，希望丁玲能為己所用，于是展開了一系列強人所難的活動。
臧克家在《有的人》中寫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
而丁玲就屬于後者。
不管敵人如何威脅她，她都拒絕為敵人做事。那時的她，深知自己在龍潭虎穴，也明白敵人不會留着沒有價值的人。可是，她仍然堅守着自己内心的信仰。
魯迅得知丁玲被捕後，非常憤怒，于是用一首《悼丁君》：“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呼籲大家盡快對丁玲進行營救。
不光是宋慶齡、蔡元培等國内進步人士，羅曼·羅蘭、巴比塞等國外進步人士，也參加了營救丁玲的活動。一晃三年過去了，鑒于丁玲的聲望，國民黨始終不敢輕舉妄動。
然而，耗的時間越久，對丁玲來說越不利。而且作為一名愛國人士，丁玲更盼望的，是能奔赴戰場，痛痛快快地“大幹一場”。是以，她自己也積極利用各種機會，去尋找黨組織。
終于，在1936年9月18日，丁玲通過張天翼等人的幫助，與馮雪峰取得聯系，并在他的安排下，悄悄被潛回了上海。
馮雪峰和丁玲，算得上是舊友。據說，他們之間，還有一段匪夷所思的“三角戀”故事。關于為什麼丁玲最終選擇了胡也頻，丁玲曾經回憶道：
“對我來說，情況非常複雜。雖然我深深地愛着另一個男人，但我同胡也頻同居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戀，如果我離開他，他就會自殺。我決定，我不能同我所愛的這個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對他說，雖然我們不能生活在一起，我們的思想是分不開的。并說，世界上隻有一個人是我所愛的，不管他可能離得多遠，這個事實決不會改變。我說，是以，我們的愛情必須是‘柏拉圖式’的。這個決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後不得不拒絕繼續看到他，并完全斷絕了這種關系”
可見，她和馮雪峰是有情的，而有情的人，往往都有一種心有靈犀的默契在。或許就是這麼一個或明或暗、或朦胧或清晰的默契，才讓他們穿越了敵人的魔爪，找到了彼此吧。
丁玲被潛送回上海後，就有了前面的故事。如她所願，丁玲成為了上線打仗的女紅軍。于是，也就有了毛澤東在《臨江仙·給丁玲同志》中的那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軍。”
丁玲随軍北上的過程中，認識了彭德懷、任弼時、左權、賀龍等紅軍将領，為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生動素材。
她拿起筆，寫下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夜》、《入伍》、《田保霖》等多部小說。
縱觀丁玲的一生，盡管充滿了坎坷，但她對中國共産黨的信念，卻始終是真誠且堅定的。黨的光輝就像是她的精神依托，讓她不論遇到任何困難，都堅持為人民而戰鬥。
丁玲曾說：作家的思想感情一定要符合黨和人民的要求，要和人民群衆的意願融為一體。
她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人這一生，不論做什麼，都該有自己的堅持和信仰。它就像是一隻鳥，無論黑夜多麼漫長，都能向着黎明，嘤嘤歌唱。
丁玲堅守住了信仰，是以她才能“一生都與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當下的我們，也該守住自己的信仰。我想，無論你的信仰是什麼，它都始終能幫我們照亮前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