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大時代裡，榮毅仁的“舍得”人生，成為一部獨一無二的傳奇。
文丨《中國企業家》記者 于靜
編輯丨周春林
頭圖來源｜視覺中國
他是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的兒子、榮宗敬的侄子，也是中信公司創始人、國家副主席榮毅仁。
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共産黨的民族資本家朋友圈裡，他是年齡最小、資曆最淺的一位，卻在國家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曆次運動中，帶頭走在前面，因緣際會成長為“資本家”的一面旗幟、一個标杆。
他的人生經曆過許多舍，也經曆過許多得。大學讀曆史學專業的他，慢慢參透了曆史運轉的密碼，學會在風起雲湧中，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6">義無反顧的“舍”</h1>
父親垂老，伯父去世，一個哥哥也因常年奔波英年早逝，那個昔日裡風光團結的榮氏家族，瀕于凋零，四散求生。風雲變幻中，有的人去了香港，也有人去了國外。榮毅仁成為家族裡唯一留守的年輕人。
1916年榮毅仁出生時，家族企業正如日中天。當列強忙于應戰，榮家抓住時機，創造出了一段民族工商業發展的佳話，成為享譽一時的面粉與紡織大王。等到榮毅仁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準備大展拳腳，卻沒有等來屬于自己的時運。
1946年榮毅仁結婚10周年照。來源：視覺中國
上海遭受淞滬會戰，榮家産業除了在租借的幾個廠免遭侵害外，要麼被火燒掉，要麼落入日本人手中。榮家随潮流在西南艱難求生，直到抗日戰争勝利後遷回上海。
沒有盼來安穩的營商環境，他和父輩卻經曆了一樁樁、一件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被日本人占領的企業，本以為可以順利接受，卻被官僚資本攔截；官匪合謀把父親榮德生綁架，還幾次三番索要财産；與所有民族資本家一起面對膽戰心寒的“經濟戡亂急要措施”與銀圓券政策，無異于被巧取豪奪；堂兄榮鴻元以私套外彙嫌疑被上海市警察局押交特種刑事法庭審理；榮毅仁自己也沒有逃掉厄運，因為國民黨官僚之間互相傾軋受到牽連，官方污蔑其為政府提供的面粉是發黴産品。
開庭審判的日子是1949年5月25日，這一天，如果不是解放軍解放上海，等待他的可能是牢獄之災。
種種遭遇讓他對時局感到心寒，而中國共産黨統戰人士也多次與榮毅仁接觸，告訴他新民主主義時期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榮毅仁逐漸放下戒備，慢慢向中國共産黨靠攏。
中信時期的助理莊壽倉回憶，“從上海解放到1955年，是上海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最熱鬧、也是速度最快、變化最大的時期，多次變革、運動，毅公都能跟得上，而且表現不俗，幾次被評為标兵模範。”
1955年，上海申新紡織公司公私合營後，榮毅仁（右）與公方代表在一起。來源：中企圖庫
很多人都不會忘記這位“紅色資本家”英俊潇灑的一幕：那是在抗美援朝時期，榮毅仁身穿風衣，頭戴法國貝雷帽，扛着大旗，與民族資本家吳蘊初等人一起，走在隊伍前面，号召大家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
“三反”“五反”運動中，如果嚴格按照政策規定，榮毅仁難免遭受處罰，毛主席親自批示，“大方些，給榮毅仁劃個沒問題”，最終這位上海最大工商戶被核定為完全守法戶。他覺得，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不同：國民黨的大棒加蘿蔔政策，并沒有跟他擰成一股繩，而中國共産黨是真心把他當自家人看。
他也與其他民族資本家一樣産生過孤獨、彷徨的心态，很多東西在頭腦中打轉兒：“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畢竟缺乏認識，沒有心理準備，存在不少糊塗認識，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在新中國的命運如何？社會主義事業有沒有前途？”
“隻要把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聯結在一起，個人的命運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毛主席回應了他們的疑慮，勉勵他們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走社會主義道路。
回憶起此前在舊社會經曆的種種磨難，榮毅仁漸漸想通，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隻能是殖民地、半殖民道地路，而這條道路對每個真正要做獨立的、正直的中國工商業者來說，都是窮途末路。
1956年，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榮毅仁率先把全部企業拿出來交給國家合營。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5">遼遠宏闊的“得”</h1>
放棄了榮老闆的身份後，他也收獲了之前沒有想過的一切，盡管這條路并不好走。
1957年，毛主席親自向上海市市長陳毅下達任務，請大家投票，選他當上海市副市長。最終當選的11位副市長中，榮毅仁是4位黨外人士中最年輕的那位。
兩年後，毛主席、周總理安排他到紡織工業部擔任副部長，管理全國各地紡織業，再次幫他實作實業救國的抱負。他向友人介紹，“我所管理的企業、事業，遠比家族企業大得多。”
出現在外交場合的榮毅仁雍容華貴，而在國家機關上班時，人們看到的卻是一位平民化的、生活作風簡樸的公務員。
他關心政治、注意政策。原紡織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陳錦華曾對《中國企業家》回憶，那時候部裡寫報告，如果裡邊有這樣的話，“根據中央有關精神，來開什麼會，來進行貫徹”，他一定要把我找去，問我中央訓示精神的内容是什麼。
他在乎國家前途，國家也在乎這位從民族資産階級中培養出來的人才。此後經曆的各項運動中，毛主席、周總理都千方百計保全他。
又過了很長時間，他終于等到可以讓自己的人生再次大放異彩的機會。那是在改革開放後，一群老人準備追回丢失的青春歲月。
1991年8月，榮毅仁以全國工商聯主席的身份參加首屆世界華商大會。來源：中企圖庫
1979年春節剛過，鄧小平召集榮毅仁、胡子昂、古耕虞、盧緒章等人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希望這些原工商業者繼續發揮在工商界的經驗，為國家“四化”做貢獻。決定由榮毅仁出面主持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後，鄧小平對他說，“給你的任務，你認為合理就接受，不合理就拒絕，由你全權處理，處理錯了也不怪你。”
這相當于拿到一把“尚方寶劍”。莊壽倉稱，自己從未聽他做過原原本本的傳達，方知其用心良苦，不想借此以勢壓人，而是要以理服人。
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吹響改革的号角，但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内，人們對市場經濟一詞仍然諱莫如深，當時的經濟體制還是計劃經濟，經濟活動無不由部委承辦，中信無權無錢，在夾縫中“摸着石頭過河”，舉步維艱。
制定公司章程時，已經觸及到這個敏感問題。有人認為應該堅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營運管理，有人則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一根本不能随意改變。不能不考慮國家現有體制，又不甘于做個墨守成規的保守派，榮毅仁審慎定下規則：公司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經營管理。
公司需要場地建設辦公樓，雖然二環内有很多空地、堆放雜物的倉庫、不能續建的爛尾樓，但業主各有說辭，榮毅仁也從不亮尚方寶劍，而是親自拜訪，走遍東城大街小巷，一家家拜訪。
國家撥付的200萬元資金杯水車薪，自己多年積攢的1000萬元也交給公司财務，他深知企業發展壯大必須有金融财務支援，但又清楚金融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沖撞最猛烈的地方。發行債券的計劃，不僅受到“既無内債也無外債”傳統觀念的束縛，也遭到金融機構的懷疑與反對，榮毅仁傷透腦筋，幾經周折，請示彙報，疏通管道，才把反對聲音降到最低，最終得到準許。
從帶頭開展房地産業務、率先發行國債、開辦銀行，到引進衛星通信、在香港參股國泰航空……中信依靠自己發債借貸、融資創業發展成綜合性企業集團。
中信集團原董事長王軍在《艱難的輝煌》代序言中寫道：榮毅仁為中信選擇的發展道路是公司化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模式，與當時的計劃經濟格格不入，創業的艱辛是今天難以想象的。
1993年，身為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到無錫第一棉紡織廠視察。來源：中企圖庫
正是靠着他的虛心、耐心、誠心感動了合作方，為自己和公司赢得尊重和威望，也在衆生喧嚣中，将市場經濟從中信這個視窗推向更宏闊的遠方。因為他的傑出貢獻，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榮毅仁當選為國家副主席。
2005年，榮毅仁因病逝世，直到此時，外界才驚奇地發現，這位新中國成立前的民族資本家，早已是中共黨員。
參考資料：《榮毅仁的傳奇人生》，中信出版集團、中信出版社，莊壽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