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通過作者對各層次文化的感覺與了解，從傳統文化及現實社會文化中汲取養份，并因文化的相異而特色紛呈，特定地域的文化土壤滋養了呈現特定文化氣息的作家和文學，每一個文人與其所生長的故土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地域文化精神深深紮根于特定地域的社會心理，無可回避，也難以消弭。
文學及作者會受到不同文化環境的制約和影響，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而反之，文學通過作者及作品的獨立品格及自身規律性，也積極的折射曆史文化，甚至會開啟一種新的文化潮流而推動某一文化特質的發展。
對于一地之區域文學而言，文學的發展正是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面，對于中華民族大的文化格局而言，風格相異的不同區域文學的發展，正是形成和推動中華文化絢麗多姿的重要動因。是以從文化的視角尤其是從地域文化的視角研究文學現象，也成為文學研究進一步深化的必由途徑之一。
明清易代之際，雖曆經朝代更替，文字獄疊起等文化文學的浩劫，但政治局勢卻相對穩定，由此也成為文化文學世家一個新的崛起和發展的契機，在文化文學世家的研究中，地域文化又成為不可回避的核心問題，明清文學十分繁榮發達，作家衆多，文獻遺存豐富，“清代文學發達的突出現象，如家族、性别、社團、流派都與地域概念膠着在一起，抓住地域因素能收綱舉目張之效。”
産生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化世家在明清文化與文學發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化世家的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糾合着文化、文學、地域、家族、流派等種種因素，目前在明清文化世家的研究力度尚待加強的情況之下，對于家族文化與文學的個案研究，無疑是全面深化明清文化文學研究的重要途徑。明清安丘曹氏家族，曆明清兩朝，以豐富的文化文學遺存為明清文化與文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安丘曹氏首先是在中華文化的大背景下，在明清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之下繁衍發展的，與明清曆史文化與文學發展的腳步密切相關，諸如明清對科舉功名的倡導和鼓勵，直接帶來了安丘曹氏家族科舉制業的發達，并曆明清兩朝而連綿不衰。
明清詩文的全面複興和繁榮，更是促成了安丘曹氏文學事功的發達，至若安丘曹氏文學中最傑出的代表清代詞人曹貞吉，更是在清初詞學繁榮的背景之下安丘曹氏培育出的傑出詞人。另一方面，幾百年來，生長于齊魯大地，涵養于齊魯豐厚的文化之中，親曆齊魯文學之興旺發達，安丘曹氏家族的文化與文學又與齊魯地域文化與文學互相影響，互為促進。
一方面，安丘曹氏家族文化與文學深受地域文化與文學的影響，帶着明顯的地域文化與文學的印記，首先是曹氏生長于其中的齊魯文化的影響，博大精深，以儒學為核心的齊魯文化對安丘曹氏家族的文化與文學産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安丘曹氏以“孝悌”與“節義”傳家，“忠貞”與“濟世”興邦的家風特點。
以科舉為重，有餘力才學文的教育理念；對女性以傳統婦德教育為主的教育方式；重家國之念的儒者之文學特點；重修身養性，簡易質樸的品格追求；雅正而豪放的文學風貌；文學創作中不拘一格的創新意識等等，無不彰顯着齊魯儒家文化對于明清安丘曹氏文化與文學的深刻影響。
具體到安丘曹氏家族的詩文創作題材風格等，則齊魯秀美壯麗的山川風光，詩文發達的優越的人文環境，無不賦予安丘曹氏家族文學以濃郁的地域色彩。
另一方面，明清安丘曹氏家族又以其豐富深厚的文化精神及文化文獻遺存，傳承并發展了齊魯地域文化，安丘曹氏以儒起家，儒家文化的種種倫理道德規範在家族成員的行為意識中得到切實的傳承和實踐，他們在仕宦中清正廉潔的作風，在生活中追求真善仁厚的寬容處世态度，在文學創作中鄙薄浮豔，以雅正為歸旨的家學風格。
無不進一步深化了齊魯文化以儒學為宗的地域特色，尤其在文學創作中，安丘曹氏家族曆代家族成員，不拘一格，獨出機杼，諸如曹貞吉、曹申吉、曹湛、曹涵、曹霂、曹澣、曹溆、曹桂馧、曹師彬、曹尊彜、曹元詢等曹氏詩人詞人，在詩歌題材、體裁、風格等各個方面均給山左文學帶來勃勃生機，他們的文學創作不僅在内容體式上推動了文學自身的發展，更以其含蘊豐富的文化内容，成為齊魯文化繁榮的生動寫照。
明清安丘曹氏之文化與文學曆經曆史長河的淘洗，而仍能燦然于當世者，源自齊魯文化中華文化之潤澤，又最終以家族文化與文學的個性風采彰顯了齊魯文化、中華文化的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