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正在家中休息的前國民黨進階特工楊登瀛突然被幾個自稱“專案組”的人帶走隔離審查，兩年後，76歲的楊登瀛在臨終前反複對自己的子女說：“我真的不是特務，也不是内奸，更不是什麼叛徒，具體我算個什麼樣的人，自己也講不清楚，但周恩來知道我的貢獻……”
楊登瀛
1975年周恩來在 彌留之際，與時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談話間，提到了幾個不為人所熟知的名字，并特别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這些在我黨最困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這其中就有楊登瀛。
楊登瀛是何人？為何周總理特别強調此人？他就是被後人稱為“雙面特工”的一代名諜——鮑君甫，也是我黨第一個在國民黨高層潛伏的特工，有人将他與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并稱為“龍潭四傑”。
鮑君甫，光緒十九年出生于廣東中山，與宋慶齡、毛澤東同齡，自幼跟随家人到日本生活，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在此期間接觸到學過馬列主義的書籍和思想，這對後半生有很大影響。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鮑君甫從日本回國，由于他精通日語，很快就成為上海一家日本商人洋行内的一名進階職員，同時還在日本的一些通訊社内兼職撰稿。鮑君甫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很快就結識了上海租界巡捕房的人和一些國民黨派人士，并于1924年加入了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
1925年6月前後，鮑君甫與上海伊文思洋行書店的一個叫楊劍虹的職員相識，兩人是同鄉，很談得來，一見如故，深入了解後，鮑君甫才知道，楊劍虹還有更特殊的身份，不僅很早就加入了青幫，而且還是洋務工會負責人，後來楊劍虹到廣東投靠陳立夫，并成為其親信。
陳立夫
1928年，國民黨組織部成立了黨務調查科，也就是後來的“中統”，時任黨部機要秘書的陳立夫被任命為調查科主任，與他關系非常密切的張道藩被任命為副主任。
黨務調查科成立後，一面着手在上海建立情報機構，工作重點就是針對中共，一面到處物色合适的得力骨幹。當陳立夫和張道藩正為上海機關負責人的人選發愁之際，楊劍虹向他們推薦了鮑君甫。
鮑君甫在上海的交際面非常廣，尤其是他與租界和巡捕房的關系網正是為黨務調查科非常需要的，經過對鮑君甫一番考察，陳立夫和張道藩認定，這正是在上海執行反共偵查任務最完美的人選。
就這樣，鮑君甫不僅很快成為陳立夫和張道藩身邊的紅人，而且利用國民黨特務這個身份在上海十裡洋場裡混得風生水起，在黑白兩道都能玩兒得遊刃有餘。
當國民黨将反共偵查的任務交給鮑君甫時，表面上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但想到自己有很多共産黨朋友的時候，又覺得對不起他們，并且自己很多事情還需要這些共産黨朋友幫忙，是以他開始暗中與共産黨聯系。
最初與鮑君甫聯系最多的人叫陳養山，兩人早在1925年就相識并成為好朋友，陳養山在江蘇省委工作時，還曾住在鮑君甫家中。當楊劍虹推薦鮑君甫入職國民黨上海情報機構時，鮑君甫還征求了陳養山的意見，并表示自己願意一面接受楊劍虹的推薦，一面暗中向共産黨提供自己了解的情報。
陳養山
陳養山在與鮑君甫的長期交往中，認為他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并且可以成為一條很好的擷取國民黨内部情報的管道，于是便向上級做了彙報，周恩來得知後，對這位打入國民黨特工高層的“人才”十分重視，随即決定派時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長的陳赓盡快與鮑君甫面談。
1928年5月，陳赓化名王庸與鮑君甫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秘密會面，鮑君甫向陳赓詳細介紹了自己的處境，尤其強調了與楊劍虹的關系，入職國民黨上海情報機構也是身不由己。陳赓表示非常了解，支援他繼續跟着楊劍虹幹下去，希望他能盡快與租界巡捕房、警備司令部、市黨委建立更親密的聯系，并且每月可以提供300塊大洋作為經費。
不久以後，共産黨還為他配備了保镖、秘書和一輛私人轎車，他獲得的情報也由秘書處理後直接與陳赓聯系。
1928年8月，楊劍虹因為一樁A錢案自殺身亡，鮑君甫成為了國民黨上海特務機關的最高負責人，并且從此改名為“楊登瀛”，同時繼續以本名“鮑君甫”為共産黨提供絕密情報。
為了将楊登瀛這顆“釘子”在國民黨内站穩腳跟，陳赓會時不時地向他提供一些有關共産黨的的刊物和“情報”，甚至會故意去布置一些假機關，讓楊登瀛去破壞，進而獲得信任和賞識。
中央特科時期的陳赓
楊登瀛剛上台就接二連三有“立功”表現，這讓陳立夫和張道藩非常滿意。張道藩在官場上曾經有一個姓李的死對頭，讓他很是頭疼，于是找到楊登瀛，楊登瀛二話沒說，利用黑道上的關系，很快就讓張道藩這個死對頭永遠消失掉了，從此張道藩對楊登瀛更加信任，成為了他在政治上的一把保護傘。
借助工作身份的便利性，楊登瀛在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和憲兵系統等部門都培養了自己的眼線，甚至與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錢大鈞也處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并且楊登瀛還利于這層關系多次為巡捕房辦事，逐漸地，巡捕房在與國民黨中統打交道時，隻認楊登瀛。英國巡捕房警務督察長蘭普遜在與楊登瀛接觸後，發現楊登瀛把日本情報機構分析得非常透徹，很是佩服，當即邀請他做巡捕房的顧問，并給了他一項很大的特權——在公共租界辦理要緊的案子時，不需要走正常的拘捕流程。随後，蘭普遜又牽線，讓楊登瀛成為法租界巡捕房的顧問。打通這些關系後，許多秘密消息，楊登瀛都能及時得知，有時甚至打個招呼就能救人，共産等也是以多次避免了損失。
1928年4月15号，時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羅亦農與組織局秘書鄧小平剛剛秘密談完工作，為了避免敵人眼線的注意，兩人并未同時離開，鄧小平剛出門沒多遠，就發現喬裝為鞋匠的暗哨向他做了一個“危險”的暗示動作，回頭便看到英國巡捕房偵探已經踏入了他剛剛離開的那座院子，還未來得及離開的羅亦農不幸被捕。
當周恩來得知羅亦農被捕後，十分焦急，大家初步判斷應該是有叛徒洩密，是以立即與陳赓商量，如何找出這個叛徒以及如何營救羅亦農。陳赓立馬就想到了與英國巡捕房警務督察長蘭普遜有私交的楊登瀛，如果他能出面，就有很大希望救出羅亦農。
羅亦農（中）
楊登瀛接到“任務”後，首先進行了全面的思考和分析，然後開始行動，決定利用自己調查科的身份出面，先将羅亦農從英國人手中引渡過來，然後再通知共産黨伺機營救。楊登瀛把引渡羅亦農的想法向陳立夫和張道藩發了請示電報後，陳立夫非常高興，他知道羅亦農是共産黨内非常重要的高層上司，抓到這條“大魚”絕對是一個邀功請賞的好機會，于是訓示楊登瀛，立即與英國巡捕房交涉，引渡羅亦農。
楊登瀛接到指令後，到英國巡捕房與老朋友蘭普遜商談此事，在談話中楊登瀛得知這個告密的叛徒竟然是羅亦農的秘書霍家新和賀治華夫妻二人，不僅如此，賀治華還向英國巡捕房要5萬美金和兩本德國護照，因為她手中還有一張300多人的共産黨人名單，出賣羅亦農僅僅是為了向英國巡捕房表達自己的誠意。
事關重大，楊登瀛第一時間将這個消息秘密傳達給陳赓，他還告訴陳赓，已經與蘭普遜商定好當月19号将羅亦農引渡至國民黨手中，是以建議引渡手續辦完後立馬進行營救活動。中央特科的同志們接到密報後，很快就策劃出了營救方案。但誰也沒想到，還未到引渡日期，陳立夫竟然專程趕到上海，全程親自辦理此事，導緻中央特科的營救計劃失敗。陳立夫連夜突審羅亦農，但未審問出任何有用的資訊，他擔心共産黨人來營救，于是下令将羅亦農殺害。當楊登瀛得知陳立夫要處死羅亦農的消息後，已經晚了，他隻好将羅亦農犧牲的消息第一時間秘密通知了陳赓。
雖然營救羅亦農未能成功，但通過這件事，周恩來和陳赓等人更加确定，楊登瀛是值得信任的。
1929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時任中央農委書記的彭湃與邢士貞、顔昌頤、張際春、楊殷等幾名中共高層上司正在上海新閘路經遠裡12号召開絕密會議，被突然闖進門的公共租界巡捕和軍警全部逮捕入獄，本來周恩來也是出席會議人之一，但他因臨時有事缺席而幸免。
楊登瀛很快就得知了這一絕密消息，并且他還秘密得知向巡捕高密的人正是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同時他還是此處的房東。白鑫叛變的原因是他的一個親人叛變革命後被彭湃槍斃而懷恨在心。陳赓經過查證核實，楊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屬實。周恩來當晚召集中央特委召開緊急會議，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展開營救行動，并且盡快除掉叛徒白鑫。
彭湃烈士
2天後租界臨時法院審訊完彭湃等5人後立即宣判，下午便把他們引渡給上海警局。陳赓告訴楊登瀛，他們計劃在引渡押解的途中實施營救，吩咐楊登瀛想盡一些辦法與彭湃取得聯系，讓他們做好準備。但此次行動最終因行動人員的槍械臨時出了問題而失敗，彭湃、楊殷等五名同志于30日午後1點犧牲于警備司令部大院内。
陳赓等人得知彭湃、楊殷等五名同志犧牲後，痛苦萬分，他們接下來能做的隻能是除掉叛徒白鑫，替烈士們報仇。楊登瀛接到陳赓的訓示後開始尋找白鑫的下落，他打聽到白鑫從事發後一直都在中統特務範争波的家中，計劃盡快托人辦理出國手續。中央特科經過商議，決定安排楊登瀛到範争波家中拜訪，想辦法打聽到白鑫的具體出國時間。經過精心策劃，白鑫終于在準備出國臨上車時被擊斃。
1930年4月，蔣介石的随從收到一封信，是寫給蔣介石的，署名為黃第洪，此人是黃埔的一期生，期間曾加入共産黨，後來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最近剛回到上海，共産黨方面負責與他聯絡的是周恩來。黃第洪在信中說，自己跟共産黨一起工作，不僅不得志，而且看不到任何曙光，是以決定“棄暗投明”，而周恩來最近要與接見他，是以他把與周恩來約定好見面的時間和地點全部在信中做了詳細交代，以此作為前來投誠的見面禮。蔣介石看完信後，非常高興，馬上将此事交給陳立夫去督辦，陳立夫又把任務指派給徐恩曾，徐恩曾考慮到任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與陳立夫商量之後，又指定楊登瀛去辦理。
楊登瀛接到任務後，立即将這個重要的情報轉達給共産黨方面，随後根據國民黨方面的計劃，與黃第洪碰面，黃第洪又當面向楊登瀛提供了一些信中沒提到的共産黨的情報。中央特科得到楊登瀛的密保後，非常重視，經過對黃第洪叛黨洩密一事周密調查後，掌握了确鑿的證據，于是陳赓率領紅隊，将黃第洪抓獲并進行了處決。
張道藩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特務在審問時，顧順章表示自己可以将供訴共産黨的機密，但要當面見到蔣介石才可以說，這也意味着顧順章正式叛變。由于顧順章掌握着大量上海地下黨内幕，許多基層的"交通線"和"聯絡員"都是她親手建立起來的，這些資訊連周恩來也不是完全知曉，是以他的叛變給共産黨帶來前作未有的重創，可以他是"中共曆史上最危險的叛徒"。楊登瀛和共産黨之間的聯系，顧順章當然也是清楚的，當徐恩曾的秘書錢壯飛将顧順章叛變的事通過李克農傳到到中央特科後，陳赓第一時間通知到楊登瀛，讓他馬上躲避，免遭不測。楊登瀛自認為有張道藩這把保護傘，應該沒什麼危險。但4月底，楊登瀛還是被捕入獄了，在獄中，特務們恩威并施，但楊登瀛沒有提共産黨的任何秘密。因為缺乏足夠的證據，再加上張道藩的力保，關押了10個多月後，楊登瀛被保釋出獄。
顧順章叛變後，地下黨在上海的工作很難再進行下去了，于是1932年決定遷往江西，至此楊登瀛與共産黨之間的聯系的中斷。
1934年，楊登瀛被任命為南京檢討院副院長，徹底離開特工崗位，手上沒了實權，生活也逐漸歸于平淡。解放後，楊登瀛的生活十分困頓，曾一度靠擺香煙攤維持生計。
1951年，楊登瀛因為曾經擔任過國民黨檢討院副院長和感化院院長而被逮捕，經過有關上司審批，準備判其死刑。這時楊登瀛提出，自己曾為共産黨地下組織做過很多工作，要求陳赓同志作證。
随後陳赓給時任南京法院院長鞠華回信道：“關于楊登瀛（本名鮑君甫）同志的供詞，據我所悉，他确實從1927年開始就與共産黨有了聯系，并且我就是聯絡人，此期間楊登瀛對我黨的貢獻頗大。至于他任僞中央感化院院長之後的情況，我就不知曉了。”
鮑君甫（楊登瀛）墓碑
楊登瀛也因為王庚的這一封信，保住了性命。後來王庚每到南京，必去探望楊登瀛。
1967年，楊登瀛在“大運動”中受到傷害，兩年後的12月19日，楊登瀛去世，終年76歲。臨終前，他對子女們反複說：““我真的不是特務，也不是内奸，更不是什麼叛徒，具體我算個什麼樣的人，自己也講不清楚，但周恩來知道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