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數
江南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項文化概念；上海是一個地區名字，更是一種精神象征。探讨傳統時代的江南與上海，是研讨江南傳統村落“魚米之鄉”的自然環境條件，是研讨“晴耕雨讀”的生産生活方式，更是研讨以吳風越俗為主體的人文文化譜系。怎樣處理同一空間、變遷連續的史料，怎樣在事實考訂中回歸傳統中國的原初情景，在對地下出土文物、古典文獻資料、民族學人類遺迹、外國異族載錄的搜尋、把握和使用中，曆史研究者應該如何發掘與闡發社會變化的脈絡？應該如何對勘與辨析置身其間的人心與世道？種種故紙堆和舊記憶中的鈎沉索解，可以隐微而有力地重構城市與鄉村、接續今天與明天嗎？
針對上述問題，2021年10月30日，上海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室、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史研究室共同舉辦了“傳統時代的江南與上海學術研讨會”，來自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社科院等科研院所的20餘位學者與會。澎湃新聞選擇幾位學者的報告，擇其要點，以飨讀者。
與會學者合影
複旦大學王振忠教授的報告題目是《從徽州“門圖”看傳統時代僧（道）俗關系及其嬗變》。所謂“門圖”，根據法國學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的定義，約略可以概括為：“在缺乏國家授權情況下并沒有出現管制不力和無序的競争。在當地社會中，（雖然）沒有國家正式授權，（但）這些儀式專家（也）無法随意工作。至少在江南，他們受到監管的一個主要形式表現為轄區的制度，城市和農村地區都被劃分成很多轄區，其中每個轄區屬于同一儀式專家家庭，這些家庭擁有世襲的壟斷權利來主持轄區内的儀式，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在江南，這樣的領土被稱為門圖/徒或門眷。”在清代，南方不少地方都存在着“門圖”的習慣；而就徽州而言，尚未有學者涉及此一問題。王振忠以休甯縣易山寺與福通庵的“門圖”買賣、歙縣南鄉玉岐寺的“門圖”兩則個案，對徽州的“門圖”作出大緻勾勒。此外，又以同治九年（1870年）至1940年的《本甲經辦會議十排》中的“本村福山庵門圖”為例，梳理出在群眾的日常生活中，道士做公共法事的場合，相關“門圖”需要輪值，而輪值到的“門圖”，則要負責備辦各類祭品、菜肴的細節。他指出，從明代以來，徽州的群際關系發生着重要的變化，一些佃仆（或小姓）通過各種途徑壯大自身經濟實力之後，逐漸擺脫了主家（或大姓）的控制，也引發了諸多的主仆（或大小姓）沖突。寺廟與宗族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有類于佃仆與主家的關系，随着時代的變遷，寺廟逐漸擺脫了宗族的控制，成為獨立的主體，他們的專業技能亦逐漸市場化，為一姓之外的固定閱聽人服務。寺廟僧道原先對檀越的人身依附關系，一變而為僧道對“門徒”（信衆）的服役權力。這一點，也與南方的一些賤民階層有着類似的變化——這就是寺廟“門圖”與賤民（如紹興堕民）“門眷”，有着頗為相似的内涵之原因所在。而從“門圖”、“門眷”之演變，可以考察明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變遷，以及地方社會中人際身份關系之嬗變。
上海師範大學徐茂明教授做了題為《蘇州大阜潘氏文獻的新發現及其價值》的報告。蘇州潘氏如潘世恩、潘曾瑩、潘祖同、潘祖蔭的家書都被子孫後代妥善儲存下來，現在分藏于上海圖書館、蘇州博物館、蘇州圖書館等機關，至今多未刊布。蘇州市檔案館新近從蘇州過雲樓後人顧笃璜先生捐獻的顧氏文獻中，整理出大阜潘氏蓼懷公支親友手劄795通，涉及作者161人，出版了《貴潘友朋手劄》（古吳出版社）。徐茂明研究蘇州潘氏二十餘年，認為這是潘氏文獻研究的重大發現。這些手劄此前沒有著錄于任何收藏機關的目錄，寫作時間集中于鹹豐、同治、光緒年間，内容涉及蓼懷公支的家庭生活、祖傳鹾業、宗族交往、友朋關系，乃至近代科舉、捐納、吏治、物價、群眾心态、戰亂、海關等問題，為全面了解近代這一重要的簪纓世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鮮活資料，同時還展示了晚清官場晉升規則的運作實态，對近代江南社會與文化史的研究更具有重要意義。
複旦大學鄒怡教授的報告是《1936年祁紅運銷統制前上海茶棧中間費用新考》。1936年，政府在譴責茶棧盤剝的聲浪中啟動了摒除茶棧環節的皖贛紅茶運銷統制，安徽、江西兩省在國民政府實業部的支援下，發起了祁紅運銷統制，實行祁紅的國家統購，統一外銷，進而降低祁紅運銷成本，提升其國際競争力。其時，政商兩界及華茶研究者普遍認為，正是以茶棧為代表的中間商高達20%的中間費用，盤剝以茶号為代表的生産者，推高了華茶的外銷成本，祁紅運銷統制即針對此症結而實施。鄒怡以1933年一份上海茶棧對祁紅茶号的結算賬單及相關史料為基本資料，精細計算了各中間費用；同時梳理了幾百份茶區民間借貸通行利率資料表，通過大量的資料分析發現，茶号委托茶棧出售紅茶給洋行過程中，茶棧實際所得遠低于以往認知中的20%。并且，茶棧所得若全部視為放貸利息，其利率恰相當于同期茶區民間通行利率，茶棧所得實為一般利率水準的生産放貸利息，時人與後來研究者攻讦茶棧為超額盤剝，就盤剝程度及性質的認識而言，是存在偏差的。
研讨會現場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王健研究員報告的論文是《再論明清以來江南地方家族與民間信仰的互動》。通過闡述明清時代的江南家族“世祀”地方神靈的若幹特點，指出祖祠與寺廟的結合比較多見、佛寺以外的神廟也往往是祭拜祖先的重要場所等地方特質。在時間線索上，則梳理出由于嘉靖以前，民間立廟祭祀始祖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許的，是以，在元明時代的江南就出現了不少将始祖或者重要的祖先供奉于神廟中的習俗。随着嘉靖以後朝廷對家廟設定規定的逐漸寬松，在民間，家廟才開始逐漸從神廟中剝離出去，有了獨立的設定。到了清代，越來越多家廟的獨立創設，神廟與家廟之間的界限也開始變得明晰起來，在地方志中，人們開始自覺地将家廟與神廟相區隔。此外，王健指出，明清時代，江南家廟從形制上而言，并非僅僅隻是崇祀祖先，佛、道、民間土神等各類神靈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因着各種不同的原因而被“請”進了家廟，這或許正是當時江南地區某些家廟的實态。而在這樣的實态所形成的社會風尚中，一些地方家族通過各種方式，或是将祖先神化，或是将已有的地方神靈納入家族譜系，把自己塑造成“神的後代”，在各種動力的驅使下，地方士人也往往對此并不諱言，甚至引以為傲，這就構成了家族與神靈關系的另一重面貌。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林振嶽博士報告的論文是《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考略》，介紹了國家圖書館早期善本來源之一的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聚散原委。歸安姚觐元的咫進齋藏書是清代江南著名私家藏書，清末由端方收購籌建京師圖書館，在近代藏書由私化公程序中有重大意義。姚氏生前即在蘇州開設尊古堂書鋪出售藏書，清末藏書售歸京師圖書館時，端方将其藏書中數部精本收為私有。藏書收歸京師圖書館圖書館後，曆任主事者都利用《咫進齋善本書目》編訂《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林振嶽以書目的補入或剔除為實證，探讨了舊家藏目多有不可信之問題，尤其是版本著錄不可靠，其中有些是因為鑒定失誤，亦有虛标身價有意為之的可能性。
上海中醫藥大學楊奕望教授做了題為《近代江南中醫對急性傳染病“流腦”的認識》的報告。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由腦膜炎雙球菌引起的急性傳染病，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流腦疫情數次肆虐，而當時作為特效藥的腦膜炎血清，價格昂貴且難以置辦，平民百姓自然大多選擇了中醫藥治療，江南醫家因能各擅其場，在救治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包括認識到隔離、消毒對于預防疫痙等傳染病的重要性，治療手段應該湯方、成藥、針灸靈活并用等，種種共識，通過神州醫藥總會等學術團體的組織、讨論，集思廣益進而達成醫界的一緻意見，這些都為現今中醫對于疫病（包括新冠等急性傳染病）的認識、分析、診治與預防，提供了思路。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葉舟研究員做了題為《一個江南教士在上海的一生》報告，為大家講述了美籍常州人吳虹玉（1834-1919）的傳奇一生。吳虹玉，英文名字為Hong Neok Woo，他在美國當過9年印刷勞工，作為一名士兵參加過美國南北戰争，是美國聖公會在華最早的信徒和牧師之一，與黃光彩、顔永京并稱為聖公會三位華人先驅。他回國後創辦同仁醫院，積極參與上海的公民事務，是抗議“華人與狗不得入内”歧視性條款的外灘花園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吳虹玉與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關系也非同尋常，他與顔永京世代聯姻，多次捐助宋耀如和孫中山的事業。可以說，吳虹玉不僅是早期中國教會史、早期中外關系史上的一位重要見證人，他的很多行為還不斷地對中國人、中國社會産生了各種各樣的影響。他不平凡的一生反映了中國人堅強、善良和勇敢的優秀品格。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