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相寺位于平遙城東８公裡的冀郭村，初建于唐開元年間，原名“聖俱寺”，後因該寺一直由佛教慈恩宗僧人住持，故于北宋皇祐三年（１０５１）朝廷賜額，改名“慈相寺”。
慈恩宗是中國佛教的宗派之一，源于古印度佛教的瑜珈宗，其創始人是唐代高僧玄奘（６０２—６６４）及其弟子窺基。唐玄奘為進一步探求印度大乘教教義之真谛，曾于貞觀元年（６２７），不避艱難險阻，苦行赴印度，往返十七年，在那裡遍求各大寺院之高僧，刻苦鑽研，期間受瑜珈宗的影響尤深。回國後住長安慈恩寺八年，潛心翻譯研究佛經，對佛教哲學和修行觀有了新的獨到見解，創立佛教宗派，後人以其所居而稱為“慈恩宗”。慈恩宗主張“萬物唯識”，以《解深密經》、《瑜珈師地論》、《唯識三十頌》、《圓覺經》等經論為教義經典，用“三相”（依他起相、遍計所執相、圓成實相）解釋宇宙萬有的性相，是以慈恩宗又稱“法相宗”、“唯識宗”。玄奘認為用唯識觀的方法，可以洞察“三相”，達到轉染（識）成淨（智）而成佛。玄奘逝世後，其弟子窺基繼續在慈恩寺闡揚“法相唯識”之學，造詣更深，世稱“慈恩大師”。唐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日本僧人道昭來華，從師玄奘受教，使慈恩宗傳入日本。
由于慈恩宗教義深奧，和者蓋寡，是以僅傳三代即開始衰微。然而慈恩宗在山西平遙縣的慈相寺卻得以發揚光大，流傳久遠，由唐而宋，由宋而金，延綿數百年。
據清光緒八年（１８８２）《平遙縣志》載，慈相寺“古名聖俱寺，唐無名祖師自西極來居麓台山四十年，肅宗召至京問答稱旨，上元初诏還故山，宋慶曆間砌塔藏之，高三百尺，又名麓鏡台。”又據慈相寺現存金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四月初六《平遙縣冀郭村慈相寺僧衆塔記銘》載：“冀郭村慈相寺者，自有唐肅宗以來其設寺額，本名聖俱寺，而是時主持教化者，即始祖無名大師也，至宋皇祐間改賜慈相之額。”金明昌五年（１１９４）《汾州平遙縣慈相寺修造記》亦載：“汾州平遙縣慈相寺者，乃古聖俱寺也。寺在縣東太平鄉之冀郭裡，始有大士繇西極來，曰無名師，宴坐于麓台山四十載，唐肅宗召詣京師，待若惇友，上元初示仙于宮城之寺邸，诏還故山。至宋慶曆間，寺僧道靖建塔藏之，寺之興也，以此皇祐三年（１０５１）改賜今額。”
無名禅師之“無名”是其法号，并非“佚名”之意，據清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汾州府志·卷二十四》載：
“慈相寺，在平遙縣東十五裡冀郭村，舊名聖俱寺，唐無名禅師居麓台山四十年，肅宗召至京，叩無名之旨，答曰：‘大方造物，總持萬變，走為日月，駕為雲雷，四時行，百物生。收功于無形者，天地之心也。大人禦世，不煩而治，鼓之為太和，不識不知而天下歸心焉者，至人之妙也。是故，上聖得之而無為，彼蒼焘之而奚言，抑何□□于細名哉？’上善其言，待若惇友。上元初化，诏還葬故山。”
諸文獻中提到之“西極”，古有解“西極乃長安以西”者，故筆者以為“無名大師”應為玄奘、窺基的傳人。長安慈恩宗衰落後，無名大師流落到山西平遙這個宗教信仰多元的淳樸之地，闡揚其法相唯識之學。由于他的佛教造詣深厚，經論過人，才使居廟堂之高的唐肅宗得聞其名，诏對京師，待若惇友，還讓他在皇城寺邸設場講教，可謂榮耀之至。然而慈恩宗在當時京城佛教界影響甚微，禅宗等其他宗派是當時的佛教主流，是以無名祖師雖有皇上支援，但無信衆捧場，因而隻好在他圓寂後“诏還故山”。平遙慈相寺的宗派後人中，卻“傳法之流”“繼踵而出”，“才德超轶，傑然出于法眷之中者”甚衆，曾使慈恩宗在宋金時期屢創輝煌。寺中現存金泰和元年（１２０１）五月初一刊刻的“慈相寺宗派圖”，對本寺掌門人追溯至北宋初年的從安、從佑兩位始祖，兩位始祖及他們的十一位嫡傳弟子道覬、道玉、道洪、道聰、道卿、道谔、道業、道及、道隆、道靖（慶曆年間住持，倡修麓台塔者），兩代僧人全部享有“賜紫”之榮。“賜紫”為唐宋時禮制，當時規定三品以上官員輿服準用紫色，不得越制，但官品不及而有大功者，或受皇帝“聖寵”者，恩準破格用紫色。唐宋時期受“聖寵”之高僧，诏賜用紫色袈裟，宋代也有對道士“賜紫”之例。可見慈相寺北宋初年的僧人們，在佛教“法相唯識”論方面之理論水準，在全國也聲名顯赫，曾使慈恩宗在整個佛教界受到應有的尊重。以後各代也屢有受“賜紫”者之恩，如第三代之廣潛、廣立、廣瞻、廣雅，廣雅還被尊稱為“普明大師”；第四代之仲來，第六代之文喜、文慶，文喜還在金承安至泰和年間（１１９６—１２０８）出任“汾州管内都僧正”，即汾州及下轄各縣佛教事務的總僧官，管理地方寺院僧尼事務，在佛教界出人頭地，擲地有聲，也是慈恩宗之光彩。第七代的真逵不但受“賜紫”之榮，而且還被加尊号為“通悟大師”。出類拔萃之才，為慈恩宗的弘揚、昌盛、延綿作出了卓越貢獻，倘若“三藏大師”、“慈恩大師”佛靈有知，也應含笑九天了。
慈相寺現存金代碑碣兩通，為我國史學界、宗教界研究宋金時期佛教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字資料。慈相寺在宋金時期，不僅以慈恩宗的佛教教義在平遙大地獨樹一幟，而且該寺的規模及寺貌等，也曾冠蓋全縣。慶曆年間的住持沙門道靖，首倡在寺後建九層磚砌無名大師靈塔，八角形，高十餘丈，每層皆藏鐵佛。塔本紅色，但麗日從平遙城垣眺望，光耀四射而呈白色，成為平遙當年的一大奇觀。今塔年久瀕圮，加之空氣污染而使能見度低微，此景早已不存。塔旁同時立有一塊高約６米的巨碑，稱“大宋西河郡麓台山聖俱寺碑”，建于宋慶曆六年（１０４６）五月二十二日，刻有《大宋西河郡麓台聖俱寺碑銘并序》，碑陰還刻有宋皇祐二年（１０５０）七月十五日秘書丞簽署之文，由并州判官吳郡張某書。由于多年風雨剝蝕，字迹已難已辨認，無法成文了。但書法清秀端莊，清初山西名家傅山先生來遊斯寺時，就對碑之書法多有贊歎之詞。
北宋靖康元年，即金天會四年（１１２６）九月二十一日，金将宗翰所部鹘沙虎，血戰半月而攻占平遙。期間金兵擾寺，慈相寺幾乎全部被燒為灰燼，僅山門及正殿幸存。金朝建立後，由于作為統治者的少數民族女真人，清醒地看到，要鞏固對人口衆多、幅員遼闊的漢民族區域的統治，非單純依*武力所能解決，他們特别注重“尊孔崇儒”、“保護原有宗教信仰”等政策，以争取漢民族地主階級的合作，減少群眾的抵觸情緒和反抗心理。金天會末年，慈相寺得以重修，主其事者為寺僧寶量和仲英，其中寶量者俗姓冀氏，本縣侯冀村人，２１歲出家，師從惠清法師，潛心研讀，精通《法華大經》；後又雲遊四方，多方讨教，“深悟佛旨，數年杖錫還鄉，其本寺僧衆請師出世，開演教法，為衆宗仰，名聲藉藉者于河東”（《僧衆塔記》）。仲英和寶量同輩，師從普明大師廣雅，二僧欣然擔任寺院修造主。“不憚艱苦，勵心勸緣，鸠工聚土，不日寺亭煥然一新，十倍于前矣”。還重修了麓台塔，可惜修建未及完備，寶量、仲英相繼圓寂，工程暫停。
時至金明昌初年，寶量之徒福澄住持寺院，繼承師志，同衆僧齊心協力，續修寺院。在塔後建普光堂，“設毗盧遮那佛，壁繪三世佛、八金剛、四菩薩、帝釋梵王，堂之右翼置釋迦六祖，繪二十八祖，以彰心印所傳之自也。左翼置地藏菩薩十王像，以示善德必報，結人善心也。堂之前其友福勍又起兩庑，塑佛菩薩五十，阿羅漢五百。樓台伎樂、寶山琪樹、珍禽異獸、奇花瑤草，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聳人瞻視”。“複于塔内層設聖像，以為莊嚴。塔前對立二亭，東置土地神像，西覆聖井，仍塑五龍王于井上。法堂之東庑立關将軍像，以玉泉山護法故也。寺舊有鐵像菩薩二十，公補為百，殿左起大屋而置焉。增塑慈氏、文殊二菩薩，洎十大論師于其間，其馀門廊廳堂廚廄樓閣，洎僧徒藏獲，傭保馬牛之舍，或增舊創新，或支傾補壞，凡一千二百馀間”。［金明昌五年（１１９４）《汾州平遙縣慈相寺修造記》］
這些曆史資料，翔實地記載了慈相寺在金代的宏大規模，豐厚的佛教文化内涵，以及連續幾代僧人為“闡揚法相唯識”所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明昌年間住持僧福澄和尚，更是拔乎其萃。福澄俗姓胡氏，平遙縣欽賢村人，因家貧于１３歲時削發為僧，師從寶量法師。自幼為人嚴整慎重，善于謀劃。在任慈相寺住持期間，其他方面也建樹頗豐。寺院濱臨麓台河岸，每年夏秋河漲大水，對寺院威脅很大，衆僧年年為護寺而傷腦筋。福澄繼任住持後，下決心籌銀２０００兩，挖改河道，遠流而去，歲歲平安，一勞永逸。寺東南麓台山深處，有慈相寺常住土地數百畝，經營耕作十分不便，福澄在那裡建房屋數十間，雇人住在那裡耕作。寺内舊有無名師遺方眼藥，以供四方香客随意取用，福澄始訂收費之規，并設醫僧坐堂咨詢，使資源得到合理利用。數十頃田産也因福澄經營有方，收獲增加數倍，修建寺院、移河改道等均工程浩繁，在龐大的經費開支中，百分之六七十來源于眼藥收費和田産收獲。通過宋、金代佛教慈恩宗在慈相寺的繁榮發展過程，使我們領悟到，任何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及一切意識形态領域的東西，如果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做後盾，沒有一批優秀的人才做支撐，任你标榜得多麼卓越和清高，也難以存在下去。
經過幾代僧人的努力，慈相寺“于是僧有經行宴坐之安，人适遊禮虔仰之願，然後作大佛事三晝夜，飯缁素（指僧俗弟子）萬人慶其成也。猶以未足，複命大法師起講筵三歲。齋嚫無虛日，鐘梵無庸聲，見者起敬，聞者發歎，鄉近感化，多為佛人矣！”（《汾州平遙縣慈相寺修造記》）好一片祥和、繁榮、文明的景象，極有利于封建統治秩序的穩定，這正是遼、金、元、清代少數民族王朝倡興佛教、尊崇儒學的戰略目的和可喜結果；同時，國家統一，百姓安居，也是曆史上宗教文化發展的必要社會條件。
宋金以後，元代也曾對慈相寺進行過大修，但随着慈恩宗的衰落，昔日的繁榮景象早已一去不複返了，數百年的風侵雨蝕，使其日漸土崩瓦解。特别是順治六年（１６４９），平遙劉三元等人響應大同總兵姜瓖的反清複明号召，聚衆舉義，占領平遙。招來清軍大舉圍殲，一場兵禍遍及平遙，慈相寺遭到重大破壞。“順治六年（１６４９），又為兵火所災，前制幾消摩（磨）盡矣。金容色黯，怅寶筏之徒懸；紫殿塵埋，慨迷津之曷渡”。［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重修慈相寺碑記》］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增修中殿三楹，将村中關帝廟之關羽塑像移于殿内。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住持僧法定及其徒悟通，“會茶動衆，欲令廢者起而新之”。補修正殿五間，東西窯各五間，次年又整理中殿關帝廟三間，重修東院僧舍正房三間，東西房各三間。“使幾淪于瓦礫者，依然綸奂可觀也”。總共費銀七百馀兩，其中外出化緣三百三十多兩，其馀半數以上是寺院僧人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這次整修的房舍，也就成為慈相寺現存之主要殿宇。
今日之慈相寺，多數殿宇頹毀得已成瓦礫，巨大的九層麓台塔卻依然屹立在殘陽和凜洌的西北風中，塔前６米多高的宋慶曆碑，依舊和此塔風雨相伴。當年福澄和尚在塔後修建的普光堂及東西庑等，都被屢屢自然改道的麓台河浸崩沖走，塔距河岸也僅１４米遠，塔身因地基松懈而開始向東北方向傾斜。塔前寺院概貌仍存，但東西庑已破敗不堪，隻正殿内高大的“三身佛”仍結跏趺坐于須彌蓮花台上。三個須彌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刨壞，緻使襯磚裸露，有的已散落。一位年長的村民介紹說，如果不是當時從座底竄出兩條大蛇來，三位“法力無邊”的佛祖化身，早已被“革命者”們送回“極樂世界”去了。殿東牆前下角牆皮脫落，露出古舊之牆皮，繪畫藝術上乘的水陸畫，似為金代作品，有待考證。
中殿的聖像早已被毀掉，已改為過道廳，兩房各隔出一間房屋。曾經改作“人民公社”冀郭大隊辦公室。鐘鼓樓亭已近塌毀，但檩木額枋上精美的木雕飾物，仍風韻不減當年。巨大的鐵鐘和數十尊鐵鑄菩薩，在１９５８年“大煉鋼鐵”時，就為完成“１０７０萬噸鋼”的浮誇名額，被搜去湊數做貢獻了。山門岌岌可危，東側以木柱支頂，兩旁原有的站立金剛塑像（老百姓俗稱“哼哈二将”），也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毀，僅留龛門形迹而已。
現存麓台塔并慶曆碑，早已被列為山西省重點保護文物，最近已準許為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
寺内正殿前原有金代慈相寺寺院布局石刻圖，已被縣文物局收回去館藏。中殿前檐下現存金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僧衆塔記碑”，碑陰有是年五月初一刊刻的“慈相寺宗派圖”，是宋金時期佛教慈恩宗在慈相寺的宗派傳承圖，其中共錄九代僧衆的法号、嘉稱及師從關系線，研究價值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