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道光前後，阮元、包世臣倡興碑學，從理論上鼓吹秦漢北碑傳統在書法史和書法美學系統中的地位，使之成為一時顯學。但深入實踐的許多書家，并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長，自覺不自覺地尋求融合之道，使兩大傳統都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配圖與正文無關）
是以，晚清書家，大體可分作三類。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一）以晉唐傳統為主的書家：林則徐、翁同龢等 </h1>
林則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字少穆，一字無撫，号竢村老人，福建福州人。官至兩廣、雲貴總督，加太子少保，谥文忠。鴉片戰争後曾被谪戍伊犁。書法出自歐、顔、二王和米芾，頗為清新穩健，唯稍受館閣習氣束縛。
翁同龢（１８３０ - １９０４） , 字叔平，号松禅、瓶廬居士等，江蘇常熟人。累官至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職，為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在戊戌變法中被革職。他的書法出于翁方綱、錢南園，而上溯顔真卿、米芾，氣息淳厚，堂宇廣博，為晚清帖派書家的重鎮。
此外，晚清學人善于傳統行草的人數還是極多的，其中也不乏名聲不遠而水準甚佳的高手，如戴熙、郭嵩焘、曾國藩、王拯乃至李鴻章、張之洞等，都有相當的傳統書法造詣。
<h1 class="pgc-h-arrow-right">（二）以先秦秦漢北碑為主的書法家。 </h1>
這類書家比較多，前後有張廷濟、朱為弼、徐同柏、趙之琛、六舟達受、吳熙載、楊岘、張裕钊、吳大澄等。他們大多是集傳統經學、金石、書畫、辭章、考據、收藏研究于一身的學者型書法家。
張廷濟、朱為弼和徐同柏都善于金文大篆，他們三家可以看作清代學習先秦篆書比較有影響的先驅者，雖然他們的成就還不能算是很高深，特别是如何使用筆墨來表現大篆的氣息，應該說還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
趙之琛（１７８１～１８５２），字次閑，号獻父、獻甫、寶月山人等，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精六書，善繪山水、花卉，晚年常寫佛像，能篆隸行楷，工刻印，為陳豫鐘弟子。有《補羅迦室集》、《補羅迦室印譜》。曾為阮元摹刊鐘鼎款識，故精通大篆。他的大篆書，不像前人一樣描頭畫尾，而能夠舍棄形貌，獨取神理，用渾厚嚴整的筆法加以表現，筆墨比較自然生動，是清代大篆書中值得重視的一家。
吳熙載（１７９９～１８７０），初名廷飏，字熙載，五十歲以後因避諱更字攘之，亦作讓之，以字行，号讓翁、攘翁、晚學居士、方竹丈人、言庵、言甫等，祖籍江甯，自父起移居儀征。工金石考證，能寫意花卉，精治印，平生治印逾萬，影響深廣，後之師鄧派者，多以吳氏為宗。著有《通鑒地理今釋稿》、《吳讓之印譜》等。書法從包世臣學習，由包氏得筆法，并指點學鄧門徑。篆刻篆隸，均能由鄧石如而上追秦漢，繼承發揚，赫然成家。書法以篆書為最佳，筆法婀娜而不失清剛，流麗而不失端雅，有文人清氣，是師鄧而能有所發展者。
張裕钊（１８２３～１８９４），字廉卿，号濂亭等，湖北武昌人。曾入曾國藩幕府，為曾氏弟子，但無意仕進，專意于學，為清末古文大家，後人編輯其文章為《濂亭文集》等。他的書法專師北碑，尤得力于《張猛龍》，而斂入規矩，自成體勢，結構謹嚴方正，筆法剛健勁拔，尤以外方内圓的獨特筆姿為人所稱賞，被康有為推許為“集碑學之成”，在近代中國和東瀛有廣泛的影響。但現在看來，雖然很有特色，而相對于北碑來說，精神有隔閡，并沒有抉得精華。
吳大澄（１８３５～１９０２），原名大淳，避帝諱而改，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軒、愙齋等，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進士，累官至廣東、湖南巡撫。好集古精鑒别，是著名的金石學家，所得古器皆手自摩拓，工書畫篆刻，著有《愙齋集古錄》、《愙齋集古錄釋文謄稿》、《說文古籀補》、《恒軒吉金錄》、《古字說》、《古玉圖考》、《愙齋詩文集》等著作。他的篆書融會大小二篆，以大篆立其筋骨，以小篆斂其體裁，而筆墨又極其精煉，三美歸一，形成了堅勁緊韌的藝術風格，為篆書藝術開辟了一種新風格。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三）兼宗兩大傳統并尋求融通的書家：何紹基、趙之謙、楊守敬、康有為等 </h1>
何紹基（１７９９～１８７３），字子貞，号東洲居士，晚号蝯叟、猨臂翁，湖南道州（今道縣）人。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進士，曆任編修、國史館協修、總纂、提調等，曾主持福建、貴州、廣東鄉試，鹹豐間任職四川學政期間被黜，從此講學遊曆各地，晚年在揚州主持校勘《十三經注疏》。他是晚清著名的學者，精通儀禮、說文、漢書、詩詞以及書法，著有《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金石跋》等。他的書法，早年從顔真卿入手，後來融會《道因法師碑》，精研數十年，深得其妙，以後又肆力于篆、隸以及北碑，無不用功深至，是以篆、隸、楷、行皆冠絕一世。又以絕大天分和匠心，探求各體精神的融會，因而其各體的面目，都與傳統的面目形成了很大的差異，然而又無不以傳統的面目為依歸，真可謂帖意碑神，草情篆韻，一體而兼收之，在中國書法史上開出了奇葩，為書法的未來發展拓出了一條嶄新的大道。
趙之謙（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字撝叔，号悲庵，别署子欠、支自、鐵三、益甫、憨寮、冷君、無悶、梅庵等，浙江會稽（今紹興）人。鹹豐己未年（１８５９）舉人。曆官江西鄱陽、奉新、南城知縣。著作有《悲庵居士詩剩》、《補環宇訪碑錄》、《六朝别字記》等。他是一個多能的藝術家，篆刻、繪畫、書法皆一代大家。嘗稱“生平藝事皆天分高于人力，惟治印則天五人五，無間然”，可見其于印章用力之多且勤。趙氏以其特有的藝術敏感和熔鑄能力，将彼時出土日多的古器物文字引入印作和邊款，風貌多樣，意趣清新，開印章的新天地。他的書法，初從顔真卿入，後專攻北碑，又得鄧石如篆隸之法，于是以北碑之法寫篆隸，進一步豐富了篆隸的筆法意趣。又由北碑化生行書，融鑄貫通，運用如意，神氣飛動，既饒有古樸厚重之意，更兼有帖的溫醇雅潔之韻。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使意境更臻于成熟老到。
楊守敬（１８３９～１９１５），字惺吾，号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曾應駐日本公使黎庶昌之請前往日本協助輯刊《古逸叢書》，是以而收集了不少保留在日的古代文獻。他同時還在日本廣泛傳播書法，對日本近代以來書法的發展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在理論上提倡碑與帖“合則兩美，離則兩傷”，是較早進行這種理論倡導的人物。在實踐上他也奉行不悖，行書學顔和蘇轼，以後參入北碑意趣；大篆已經直達西周；隸書注重筆情墨趣，老辣遲澀，結體妙善伸蹙，時有諧趣。
康有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初名祖诒，字廣廈，号長素、更生、西樵山人等，廣東南海人，著有《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廣藝舟雙楫》等。康有為是碑學理論的健将，持論時有偏激之見，往往為人所诟病，但他自幼曾受過嚴格的傳統書法訓練，雖然以後專修北碑，但幼學基礎仍然未廢，結果無意中形成了碑帖融合的面目。前人多認為他的書法出自《石門銘》，實際上還有許多顔真卿行書的趣味。是以他的書作既有北碑的開張恣肆、篆隸書法的古樸雄渾，又有傳統行草的酣暢飛動，是篆隸北碑與傳統行草融會貫通比較成功的例子。
吳昌碩（１８４４～１９２７），初名劍虞、俊，又名俊卿，字香補，中年以後更字昌碩，以字行，亦署倉石、倉碩、蒼碩，号缶廬、老缶、缶道人、老蒼、苦鐵、大聾、石尊者、鄉阿姐、破荷亭長、五湖印匄、削廬、蕪菁亭長等，浙江安吉人。晚年被推舉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是晚清傑出的藝術家，詩書畫印皆自成家數，影響深遠。著有《缶廬集》。他既是清代書法的殿軍，又是近代書法的開山，他于篆、隸用功最多，尤其是《石鼓文》，終生浸淫，無一日或離，晚年變化筆墨，引入行草意趣，遂使筆情墨趣，流溢行間，篆書的複興，至他而達到一個新高度；行書以王铎為宗，融入歐、米，又引入碑法之蒼勁渾樸，老辣生奇，使行書也重放光華。治印初習浙、皖，既而出入秦漢，借鑒封泥陶甓，融入寫意繪畫情趣，形成了斑駁高古、沉雄壯遒的新面，即作小印，也有尋丈之勢。治印還獨創修整印面和邊欄的法門。既雕既琢，複歸于樸，古今無二。吳昌碩的成就，是清中期以來兩大傳統深入融會的碩果，标志着清人重理古典的工作取得了圓滿的成功，為近現代書法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在經曆了漫長而輝煌的發展後，随着中國社會陷入戰亂頻仍的近現代，書法也曾經一度受到過強烈的沖擊，經受了風雨的考驗。現在，她又迎來了複興的機會，不僅在全國出現了持續多年的熱潮，而且影響及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