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進行過胡适思想批判，内容涉及胡适思想的方方面面，具體為：
一、胡适的哲學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實用主義），召集人艾思奇；
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召集人侯外廬；
三、胡适的曆史觀點批判，召集人範文瀾；
四、胡适的《中國哲學史》批判，召集人馮友蘭；
五、胡适的文學思想批判，召集人黃藥眠；
六、胡适的《中國文學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
七、考據在曆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召集人尹達；
八、《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産生的社會背景，召集人張天翼；
九、關于《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對所謂新舊“紅學”的評價），召集人聶绀弩。
其間，批判胡适的文章，主要出自文史哲學工作者，比較知名的有李達、張如心、艾思奇、孫定國。作家沒有批判胡适，隻有上海作家吳強寫過一篇。胡适批判委員會裡的成員茅盾、老舍和鄧拓沒有專門寫文章。
對胡适思想進行批判的學者，除了一部分當時的理論家和後起的青年學者外，多數是胡适早年的朋友。隻有周炳琳、周鲠生、張奚若、潘光旦、羅隆基、吳文藻和錢端升等少數人沒有介入。史學界吳晗沒有寫文章，陳垣沒有表态，還有陳寅恪、錢锺書也保持沉默。
這場轟轟烈烈的批判，業已過去近七十年，當事人都已作古。今天，當我們再來回顧那一段曆史，仍有頗多值得我們深思之處。
無論哪一位大家，都是可以被批判的，這是無疑的。我的問題是批判什麼，怎麼批判，這是值得考究的。
批判一個人的思想或者學術觀點的召集人，在我的想象中，起碼應該是那方面的學術權威。換句話說，A批判B，A至少具備與B對話的理論水準。比如，批判胡适的實用主義哲學，你至少要了解杜威和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精髄。可是，令人遺憾的是，當年批判胡适實用主義哲學的當事人，後來回憶說，他們連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著作都沒有怎麼讀過。我們再來看這九位召集人，尹達和聶绀弩的著作我沒有讀過，自然無權評價，其他七位召集人的著作多少我都看過一些，可以說，這些召集人中的任何一位終其一生的學術成就也沒有誰能超越胡适。
在那場批判胡适的“運動”當中，侯外廬的《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适的反動面貌》，汪子嵩和金嶽霖合作的《實用主義所謂‘經驗’和‘實踐’是什麼？》，這兩篇文章展現較為嚴謹的學術态度。誠如汪子嵩所言“金嶽霖有時對問題看得比較深，能引用杜威的話來反證，打得很準！”其他人的批判性文章卻難以從學術上進行立論。
今天，我說這些，并非要為胡适先生辯護什麼。我想說的是，批判誰，批判什麼，怎麼批判，都是一件極其嚴肅的事情。學術批判不同于政敵之間的“發帽子”，政敵之間“發帽子”是非理性行為，而學術批判則應該是合乎理性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