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明明是應該享受阖家團圓的時刻，卻偏出現了病毒疫情這檔子壞事。
起初是不看，逃避，一心一意地過節，何況，那疫情離我們還很遙遠，做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未嘗不可。
随着朋友圈轉發的資訊越來越多，營造出人人都如驚弓之鳥的氣氛，憤怒、悲觀、絕望的情緒充斥着網絡。新聞報道、疫區故事、媒體态度、自媒體觀點，還有各類謠言，大量的資訊湧現出來，讓人避之不及。
于是也便跟着轉發一些，與此同時，疫情從武漢逐漸向全國蔓延，确診病例每天都在增加，從省到市到縣，病毒一步步向我們靠近。
驚恐之餘，口罩之下，疫情成為我們每天都必談的一個話題，相關文章也必會點開浏覽。
這幾天，有的自媒體罵武漢紅十字會，有的罵武漢官員，有的替當初那勇于說真話的八位醫生打抱不平，有的希望武漢人早日能夠吃上熱幹面，還有的教人獨立思考。
面對這些嬉笑怒罵、說理說教的資訊，漸漸的，又将人擠壓進能夠躲避世事的洞穴之中。可又分明是躲不開的，無非是覺得這些過載的資訊多無意義。
無意義的或許不是那些文章本身，而是認為那些閱後即焚的文章無法改變現狀，進而讓人陷入某種虛無的情緒之中。
這種短暫的虛無情緒，是源于自我的無能，進而對一切進行否定。
于此，個人原因無疑充當着主動力量，輿論環境則被動地發揮作用，最終在個體身上造成了這一時的虛無局面。如果僅有我一人如此，那權且當作是矯情之言吧。
1918年，38歲的魯迅整日抄寫古碑，那時他大概也是處于某種虛無境地的。他明白，喊醒其他人毫無用處，大家都會死于這間封閉的鐵屋。
後來錢玄同對他說：“然而幾個人起來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于是，他寫出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
如今，到底是誰起來了？有多少人起來了？那些起來了的人，又是懷着怎樣的心思和意圖構造一篇文章的呢？
精準的叙事技巧往往包裹着消費主義的外衣，哪怕發揮了實際效能，退潮之後，那洋洋灑灑的文字便淪為荒漠中的顆顆沙粒。
如果說形式和過程不重要，隻要毀壞了鐵屋，産生這樣的結果才重要，這類觀點似乎又會令一幫人陷入虛無主義。
當代文學層面的叙事危機，隻能在淺薄的資訊流之中找到臨時出口，哪怕這果真是個出口，望向前方，卻依然看不到出路。
在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之前，總之是離不開虛無的。
盡管如此，虛無也隻屬于一幫人，對于沉浸在資訊中的人來說，恰好又是在對抗虛無。虛無者都是在對抗中敗下陣來的人，隻能另謀出路，且避免與勝利者達成共識。
賈樟柯曾在某訪談中說：“如果停滞在共識的讨論之中，那是某種教育應該承擔的責任，不是藝術家應該承擔的責任，我們無法提供共識性的服務。”
他還提到，情感是人最後的密碼。
以我之見，情感有表層和深層之分，那情感表層的密碼幾乎人人皆知，深層的密碼卻充滿了不确定性。能夠引起共鳴的文字資訊，正是解開表層情感的密碼，充當着教育世人的作用。
災難性事件，展現在文學或電影藝術中總是滞後的，起碼會退居二線。但這也隻是存在于當代的一種現象，是資訊飛速傳播帶來的結果，而這資訊本身也便位列于一線。
反面案例是，魯迅的小說在當時就能引起轟動效應，在那個資訊傳播相對滞後的時代，文學藝術方能充當反應社會現狀的排頭兵。
總之，虛無者是對那些即時的、狂轟濫炸的資訊懷有敵意和不滿的，并對過往文學藝術掌控話語權的那個時代持有執念。它是自然而然産生的，是落敗者的一種不屑于顧的情緒僞裝。
好在情緒總是搖擺不定的，這一時的遁逃無法衡量一個人的絕對性格，大概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但也不排除好不起來的可能，不排除會有更多人逐漸進入這種虛無的狀态，進而形成一種虛無的瘟疫。